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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传节选1（第2页）

陶行知认为，要解决普及教育经费，国家应确定教育税，征收遗产税。另外，通过劝导人民将“婚丧做寿节省之款”用于普及教育。要大力扶助创办各种生产性工学团，以便他们能以自己的力量解决普及教育经费。

（12）制定普及教育法，实施强迫教育。

陶行知认为，政府应制定普及教育法，强制公民和适龄儿童接受识字教育。陶行知还认为，应颁布“妨害进步罪”。以防止“婆婆不许媳妇读书，老板不许伙计上学，工厂经理不许工人求知识，士大夫不许儿子教小孩”的情况发生。

（13）形成监督、检查、考核的制度。有了普及教育的办法，还须有监督、检查、考核措施。考核的标准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龄儿童及民众能读《老少通千字课》，会写自己的名字及中华民国四个字。如达到上述目标，可以说已达到普及教育的初步要求。对于学校的考核，主要是检查“小先生”“传递先生”是否超过学生数的一半。[10]

陶行知提出的普及教育办法，绝大多数是根据中国国情和农村生活实际提出来的“穷办法”，是切实可行的。如利用小先生、传递先生教人识字，以抄书本代替写字课，成立各级普及教育助成会，这无疑都是好办法。但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如将五分之四的学校办到农村，要使二分之一的识字学生成为小先生，这些仅仅是假设，而不是事实。征收教育税、实施强迫教育及所谓“愚民捐”，无疑是给为生存而挣扎的农民增加负担，必遭到他们的反对。因而这些办法不可能也无法在中国全面实施。

1935年4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题为《五千万匹马力的普及教育机器》一文，将上述“穷办法”归纳为三句话，即“一条原理”“三种力”“六面压力”。“一条原理”就是“即知即传”的原理。其运用方式有两种：

（甲）大人教　小孩。

大人。

（乙）小孩教　小孩。

大人。

“三种力”：一是运用教育的力量叫人高兴教人，高兴求学；二是运用经济的力量，叫人可以教人，可以求学；三是运用政治的力量，叫人不得不教人，不得不求学。

“六面压力”分别是：（1）小学教师、校长所教学生不做小先生者，撤职解约；（2）学生不做小先生，或教而无成绩者不得升级毕业；（3）家庭、店铺、工厂任何团体中识字者不肯尽教导之责者，罚“守知奴捐”；（4）订立妨害进步罚款；（5）在城门、车站、码头及其他交通要道设置识字警察，不会读《千字课》者，罚“愚民捐”铜元一枚；（6）调查户口时，增加教育程度调查一项，以便及时掌握教育普及率。

陶行知认为，只要按照上述“三句话”去做，“伟大的普及教育机器指日可以发动，整个中华民族的新生命也可以创造出来。”[11]

必须指出的是，陶行知在“穷办法”中提到的强迫教育，随后又作了新的解释：强迫的对象不是不识字者，而是“强迫有权者允许人求学，强迫有知识者教人”。他说：“无论不识字者之为小孩或成人，强迫之重心要压在家长、店主、厂长、任何机关团体之负责人的身上，才算公平而有效力。铲除民众儿童上进之阻碍，使民众儿童有自动求学之可能，才是普及教育及教育采用强迫手段之真义。”[1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主张普及大众的工学团教育，并不是一概排斥学校教育，是针对“一提到教育便联想到学校，一提到普及教育便联想到普设学校”，把学校作为普及教育的唯一途径而提出来的。而事实上，“若跳不出学校的圈套，则普及现代教育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在学校之外，“创造一种下层文化的组织，适合大多数人的生活，便利大多数人继续不断的长进。”这种下层的文化组织，就是陶行知提倡的工学团教育。其他像“生活教育团”“普及教育团”“自学团”或“共学团”，虽称呼不一，事实上都是工学团教育的一种。[13]

1935年，国民党政府曾公布《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决定在使全国学龄儿童（六岁至十二岁儿童）于十年期限内，逐渐由受一年制、二年制达于四年制之义务教育”。陶行知认为，这个义务教育大纲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梦想”。同时，陶行知批评这个“大纲”，把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分家，各干各的，不能打成一片，使“整个教育界起了半身麻痹之症”。[14]陶行知提出的普及教育，不论是内容、目的，还是实施办法，都与此不同。具体说来，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陶行知普及的是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教育，是粗茶淡饭式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而不是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贵族式的教育。

（2）陶行知的普及教育形式是工学团的教育，而不是传统的学校教育。

（3）陶行知提倡的普及教育内容是人民大众迫切需要的“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教育。更具体一点说，“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教育，是反对剥削压迫的教育，是起来做主人的教育。”[15]

（4）陶行知主张的普及教育要打破儿童和成人的界限，他亲自编写的识字教材就是《老少通千字课》，老少皆宜，老少皆通。

（5）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应促进大众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要他们放弃生产去读书。因而在时间上、组织上应该灵活多样，适应群众生产和生活需要，不强求划一。

（6）陶行知认为，“即知即传”是普及大众生活教育的最重要原则，小先生和传递先生是普及教育的最主要力量。

[1]原载童富勇：《陶行知传》，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普及教育助成会简章》，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37页。

[3]《普及教育助成会简章》，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37页。

[4]朱泽甫：《陶行知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页。

[5]《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页。

[6]《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04页。

[7]《普及教育运动小史》，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

[8]《普及教育》，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61页。

[9]《普及教育》，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62页。

[10]《中国普及教育方案》，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04-817页。

[11]《生活教育》第二卷，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05页。

[12]《强迫教育新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33页。

[13]《文化细胞》，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页。

[14]《读〈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有感》，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46页。

[15]戴伯韬：《陶行知生年及其学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