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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综述19271991节选（第1页）

《陶行知研究综述（1927—1991）》（节选）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一直是教育界研究、讨论的课题。65年来，虽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达成了一些共识，但由于人们对生活教育理论的不同理解及政治上的原因，迄今未能取得一致的认识。本文将分五个时期，围绕每一时期讨论的热点，评述陶行知研究的过去和现状，以推动研究继续深入地开展。

第一时期，1927年3月至1946年7月，从创办晓庄师范到逝世。

这一时期的研究、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围绕着晓庄师范创办及封闭对中国乡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而展开……第三阶段则对生活教育理论作了较全面深入的研讨、评价，可以说，这一时期是陶行知研究史上的“客观探讨期”。概而言之，这一时期主要探讨的是以下八个问题。

1。对晓庄师范的评论

一种观点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杨松友认为，创办晓庄师范，“在中国乡村教育上，在世界一般教育上，均有很大的意义。”[1]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屈伯克认为，晓庄师范的办学思想及具体做法，“完全合乎现代的思潮”。[2]国际自由平等同盟代表也认为，晓庄的宗旨和办法，实在很适合现代的潮流，推翻旧时教育制度，将为新中国创造一种新的制来。[3]梁漱溟认为，“晓庄师范培养出来的学生，与传统毕业生相比，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有能力，二是有合理生活。”[4]古楳、金海观都认为，晓庄师范是乡村教育改造的“急先锋”，它们提出的“教学做合一”的口号，是当时乡村教育界里流行的“时髦口头禅”。新设的乡村师范，几乎都以晓庄师范为榜样，“其规模流传全国”，[5]雷通群则称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中，具有冒险性的哥伦布”。

另一种观点既肯定晓庄师范的革命性、创造性，同时又指出它的不足之处。

区巾雄认为，晓庄师范是陶行知的“新发明”，胜过一般抄袭成法的学校“百倍千倍”，不愧为中国乡村教育的“灵魂”。其不足之处是：各种系统知识“晓得不多”。王秀南认为，晓庄师范确确实实是活的教育，革命的学校。它有“教育中国化、课程生活化、生活民众化、环境科学化”的四大好处，但也有“偏重技能、轻视学术、消极忍苦”等缺点，任时先在他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一书中，称陶行知代表的乡村生活改造派理论是中国“地道货”，“很合于我国社会的需要”。但对晓庄师范“脱离政府有计划指导”，搞革命活动提出了批评。

此外，也有些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如国民党胡汉民就曾批评晓庄师范偏重“做”，轻视“教、学”，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担负改造乡村教育的重任”。

2。对解散晓庄师范的反响

1930年4月，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派兵封闭。胡汉民在立法院发表的《解散晓庄师范学校的原因和经过》的演说中，给陶行知及晓庄师范罗列了“勾结国家主义，图谋不轨，受冯玉祥的接济，散发传单，抄袭共产党的捣乱方法”等罪名。这一举动，引起了教育界的强烈不满。

《铁报》记者则认为，“晓庄师范确为国内最完善之学校”，师生与农民“亲爱如兄弟”，其教育理论“深得人心”。政府当局不应“摧残教育”，应“早日启封”晓庄师范。金海观认为，晓庄师范的实践活动改变了“许多传统教育者的观念”。勒令解散晓庄，“不免令人对于乡教前途感到失望。”

3。人口统制与教育

1931年，陶行知以何日平的笔名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了《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的长篇文章，指出中国教育的三条出路是：“教人少生孩子，教人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教人建立平等互助的世界”。人称陶行知的人口统制之教育论，或陶行知的五生主义（少生、好生、贵生、厚生、共生），引起教育界一场人口与教育的讨论。天津《大公报》明日之教育专栏增设“人口统制与教育专栏”。该专栏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陶行知主义是中国教育的出路吗？——陶行知人口统制论的教育之批判》。文章认为：陶行知人口统制教育论，“不但没有丝毫的正确性，反而充满了可悲的错误与危险的作用”。追随陶行知左右的青年，有意无意将成为陶行知主义的祭品。陶行知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也认为，控制人口过剩的陈腐理论，是地主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的谎话，陶氏显然错了。

4。山海工学团

1932年5月，陶行知连续在《申报》上发表了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提出在农村、工厂中普及“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教育。同年11月，陶行知在宝山和上海交界处的大场创办了第一个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工学团的诞生引起了教育界的重视，被认为是晓庄师范实验的继续和新发展。夏承枫认为，山海工学团在“打破传统学校形式，扩大教育使命，适应社会需要”诸多方面，值得乡村教育者的注意。戴伯韬认为，工学团是“教育上的新发现”，是生活教育理论更具体化、更切合人民需要的一种形式与内容。马侣贤认为，工学团的实验就是想在穷国里，办穷教育，想穷办法，来打开一条生路。密野则把工学团比作乡村教育界中的一颗“明星”，具有“为民族找生路，为社会谋建设，为农民增生产”的功能。

5。小先生制

小先生制正式诞生于山海工学团，张健、侣朋是最早的小先生。陶行知认为，要普及教育必须要树立小孩能做小先生的观念。他说在贫困落后的中国只能用穷办法来普及教育。除了重用小先生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教育普及。从此小先生制不胫而走，风行全国。同时，也引起了教育界的争议。

杨任远调查各地的小先生后认为，小先生不但能普及教育，就是改造农村、复兴社会都非小先生加入不可，郑一华认为，小先生的办法不是儿戏，它是普及教育的一条坦途。但小先生制的理论还缺乏科学依据，其作用也只能限于文字的学习、常识的灌输上。

俞子夷、董任坚及《时事新报》记者则反对让学生做小先生。他们认为，小先生制“简直是把儿教当儿戏”，“对于儿童之智识技能缺乏跳跃性发展，显然是一种变相的童工制，必须用法令禁绝。”

6。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

育才学校创办于1939年7月，是为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创办的新型学校。丁华认为，育才学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创造与实验”。是“翻遍世界史也无先例的一所学校”，除国民党教育当局予以压制、打击外，社会各界都给予它极高的评价。

社会大学创办于1946年1月，专为进步职业青年业余进修而设，被称为“民主的堡垒”“进步的革命学校”。李维汉认为，社会大学的教育宗旨、方法、形式，同“解放区学校相似的地方很多，都是按大众需要来办，都是由学生亲手来办的，这就是教育的民主化，希望能普及全中国”。

7。生活教育理论

1935年，刘季平以满力涛的笔名在《生活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文化与教育一般之本质》的长文，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作了系统检讨。随后，王洞若在他编辑的《生活教育论集》的前言中，对生活教育理论作了进一步讨论。在基本肯定生活教育理论的前提下，尖锐地指出了生活教育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40年代，延安新教育学会编辑出版了《行知教育论文选集》，引起边区教育工作者对生活教育理论的研究和讨论。这是陶行知研究史上第一次对生活教育理论作较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

（1）陶行知学生对生活教育理论的评价。

胡尚志认为，陶行知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合乎国情，适合现代生活的需要，变少数人的教育为大众教育，变体脑分离的教育为手脑相长的教育，变教学分离的教育为教学做合一的教育，“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白桃也认为，惩治教育理论是，“由静的走向动的，由消耗的走向生产的，由承续的走向建业的，由因袭的走向创造的，由空谈的走向实际的，由死的走向活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中国农村教育唯一的“正确生路”。

刘季平、王洞若等人在肯定生活教育理论的同时，又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刘季平研究了国内外的各种教育思潮后认为，“目前唯一切合中国大众之需要的教育，就是陶先生所提倡的生活教育”。这种教育理论的根本特征是把教育和大众、教育过程和实践过程、教育的活动和学习的活动打成一家。但这种理论忽视了教育与生活、社会与学校、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因而“客观地取消了教育”“滑入了可悲的空谈”中。王洞若认为，生活教育理论的出发点，是要在“穷的中国普及教育”。他的理论和实践无疑是“对于传统教育的一种革命，对于学校教育的一种解放”。但它的明显不足是，对生活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因而也不能完全揭示生活与教育的辩证统一关系。戴伯韬认为，生活教育理论是“一个非凡的新教育思想”，它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教育学说”。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把教育孤立起来看了，没有把一切现象看成一个互相交织、互相存在、互相联系的统一体”。张健认为，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是“以人民生活为教育的中心，由人民生活需要决定教育的目标、内容与方法。”因此，按其性质来说，“基本上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教育学说”。其基本缺陷是，“夸大生活对教育、对社会、对学校的支配作用”，过分夸大“行若无事”和“感性认识”的意义，忽视了“教育与学校特定的反作用”。也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陶行知强调“做”不是过了头，而是不够，应把“教学做合一”改为“做学教合一”，以便突出“做”。

（2）延安解放区对生活教育理论的评价。

1942年，生活教育社成立15周年，延安各界召开了盛大的纪念会。《解放日报》发表了多篇介绍、研究、评论生活教育理论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文章都给陶行知及生活教育理论以极高的评价。

延安新教育学会编辑部，在他们编辑出版的《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的序言中，称生活教育理论“含有不少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于破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教育与奴化教育，发挥了很大的力量，同时也对中国新教育投下了一块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