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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求真务实的治学理念探析1（第1页）

陶行知求真务实的治学理念探析[1]

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本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宗旨，一生潜心学习，“追求真理，重视实践”[2]，漂洋过海，留学美国，成为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之后他“以伟大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自动放弃优裕的生活条件”[3]，回国从事教育实践活动，虚心学习，积极践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将自己的学识与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的民众教育事业，“是一个即知即行、能知能行的实践教育家。”[4]陶行知在一生的治学与实践中，十分注重学习理论的研究，“学理幽深，研究始明。”[5]在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与借鉴西方思维方式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中国的国情、民情，在实践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学习理论。

一、“追求真理学为真人”的学习目的论

学习目的是学习主体从事学习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具有指向作用与动力功能。陶行知深知学习目的价值所在，他竭力要求青年人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不可盲从、漫无目标。而且倡导人们要确立崇高远大的学习目标，即力争成为“追求真理”[6]“学做真人”[7]“争取民族解放”[8]“为人民大众服务”[9]的有用的人。

首先，陶行知倡导学习者树立追求真理的就学目的。真理就是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认知。陶行知将之又称为“真知识”，即“真知识是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从经验里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的真知灼见”。[10]学习主体进行学习活动的首要目标就是获取真知、求得真理，因为“真理是太阳”。[11]而陶行知倡导追求的真理是来自于实践，与挽救民族命运的革命运动息息相关的真理，并非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他说：“真理离开行动好比是交际花手上的金刚钻戒指。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行动的真理、真理的行动。”[12]他所倡导的学习是追求能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真理。他断言：“一个人在学问上能追求真理，则在革命上能杀身成仁。”因为“依据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看来，学问与革命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13]非常明显，陶行知是站在了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去号召青年学子去学习与探寻救国的真理与真知。“学问不论新旧，只要是追求真理，便与革命之精神符合。”[14]所以，他一再劝勉青年一代要“追求真理，爱护真理，抱着真理为小孩子、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号召作为祖国未来的少年儿童要“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15]陶行知本人也终生将柏拉图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作为毕生的追求目标。当然追求真理的学习目的不是仅存在于大脑而将之束之高阁就算了事，关键在于付诸实践、采取行动。“行动的真理必须在真理的行动中才能追求得到。”[16]只有不断学习、勤于实践，才能获取真理。

其次，陶行知要求青少年坚持“学做真人”的价值追求。“真人”是先秦庄子最早提出的一种理想人格。陶行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这一精华，提出以“真人”为理想人格，并将之作为追求的目标。他鼓励学生要“千学万学，学做真人。”[17]只是陶行知给“真人”赋予了新的内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具有“科学的头脑”的人。陶行知认为近代中国人最大的缺陷是“愚”和“弱”，要解决“愚”的问题，就必须“要有科学的头脑”。[18]尤其是体力劳动者更应学习科学，用科学武装头脑，拥有“科学的头脑”。他倡导“学农的人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工人的手。这样才可以学得好。”[19]鼓励劳动民众去学习科学，以拥有“科学的头脑”作为追求的学习目标。理由是“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事事在劳力上劳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20]1933年陶行知在《手脑相长》中还说：“我以为世界上最有贡献的人只有一种，就是头脑能指挥手指行动的人。”以此来激励青年人要通过学习成为有“科学头脑”的人。二是拥有“农夫身手”的人。1927年7月在晓庄师范演讲会上，“农夫的身手”作为该校师生学习的“第一个目标”。如果说“科学的头脑”主要是针对工农大众的话，那么，“农夫的身手”就主要是针对读书人与学生的。他要求青年知识分子“对农事可以充分学习”。[21]要养成“农夫的身手”，“首先应拜农人作先生。”[22]陶行知在创办南京晓庄师范期间，就奉行这一学习目的，培养出一批能文能武的从事乡村生产的知识分子。三是成为“现代人”。在陶行知眼里“现代人”就是与时俱进、紧跟时代、不断进取的人。因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所以我们必须深入到现代社会的变革之中，参加到现代生活，做一个永久的现代人。他强调：“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时代是继续不断地前进，我们必得参加现代生活，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否则，再过几年又要成为时代落伍者了。”[23]做永不落伍的“现代人”是陶行知所倡导追求的学习目标。四是争做“人中人”。陶行知对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学目的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与辛辣的讽刺：我们吃苦的目的，就是要做“人上人”吗？我们用功的目的就是要求个人升官发财吗？为什么要读书？读了书就应该把自己的脚站在别人头上吗？我有一位朋友，把这两句话改成“吃得苦中苦，不为人上人”。我觉得这位朋友所改的语气有些消极，又把他改成：“吃得苦上苦，方为人中人”。公平的世界里只有人中人，不该有“人上人”和“人下人”。[24]陶行知所言之“人中人”就是能“同群众打成一片”[25]的普通公民，而不是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官僚贵族。“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26]实际上陶行知心目中的“人中人”也就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能组织、能团结、能为共同幸福从事共同活动之新国民”。[27]当然我们也不能做落后于大众的“人下人”，那就不能“负起改良个人之责”，因为“社会集众人而成，多一分病菌子，即病一分”。[28]五是成为“整个的人”。1925年年底陶行知在南开学校演讲中强调青年人要学习“作一个整个的人”。[29]这个“整个的人”是在“真人”的框架下对学习主体所作的具体规定，抑或说做“整个的人”是为最终成为“真人”奠定一定基础、提供一个前提。对于“整个的人”的标准，陶行知作了三个方面的规定：“一要有健康的身体”，“二要有独立的思想”，“三要有独立的职业”。[30]这是独立社会个体应具有的基本条件，也是现代社会新型劳动民众必备的素质。陶行知论及这样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激励广大民众去学习、去思考。

再次，陶行知也希望高层次学习者确立“成为国家栋梁”的崇高目标。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他倡导成为“人中人”；对于劳动民众他主张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初学的少年儿童他要求确立成为“现代人”的目标；对于中学生他提出做“整个的人”的目标；而对于大学生他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力求成为能为国家与社会多做贡献的栋梁与领袖。陶行知反复强调他心目中的领袖、精英、栋梁，是置身于大众之中的时刻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高级人才。他说：“大学是造就学者和领袖的地方，不是剃度和尚的地方。我们要大学培养与国计民生有关系的学者、领袖，不要大学培养避世的隐士、出世的僧尼、不知世事的书呆子。”将其大众思想充分体现于学习目的论之中，“我们要到民间去的学生，不要到天上去的学生。”[31]陶行知所谈的这种高层次的人才必须拥有民众思想，并非才能平庸等同于常人。因此，他建议高级人才应当“既有个人学习的欲望，又爱好集体分享知识”，“成为中国和世界民主不可摧毁的栋梁”。[32]大学生在学习生涯中就应当树立这样崇高的学习目的，以求取学识、增长才干、历练本领为己任，将振兴国家、服务社会、捍卫民主为职责。服务社会的关键在于凭借自己的才能，领导与带动民众从小事、实事做起去改造社会。“从事社会改造的人，要远处着眼，近处着手，”要“按着自己的能力，看准一件具体的事，会精聚神地来干他一下”。[33]领袖与栋梁要想长期地、根本地改造社会，造福民众，还必须具有高尚的情操，“最要紧的是‘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精神。”[34]并且将所学知识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因为“依据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看来，学问与革命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35]所以陶行知认为，“争取中华民族劳苦大众解放之在计划的行动过程，便是我们所要的课程。”[36]这就要求高级知识分子将自己与民族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在探寻真理的同时，要积极参加到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实践运动中去，为最终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奋斗。

最后，陶行知号召大家以“为人民造幸福”[37]为学习的终极目标。他说：“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为着升官发财吗？为着自己的小圈利益吗？不是！”[38]我们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为民众创造幸福。“一切的学问，都要努力向着人民的幸福瞄准。”[39]陶行知还将《礼记·大学》中学习目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改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40]将人民的幸福看得至高无上。何为人民的幸福？陶行知作了通俗易懂的富有传统特色的解释：“所谓人民的幸福，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便是福禄寿喜。照着人民所愿望的福禄寿喜四大幸福进行，我们的学习才于人民有益。”[41]陶行知本人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杰出典范，他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脱下西装穿农服，一生本着为民众造福的学习宗旨，“把整个心献给了三万万四千万农民”，“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到的幸福。”[42]将半生的心血与精力奉献给了挽救劳苦大众的事业。他为现代中国青年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激励着代代学子走向民间、步入农村去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夙愿。这是陶行知模范行为的感召与语重心长的教诲的结果，他反复强调：“不但要学习，再学习，而且要将所学贡献给人民，为人民大众而服务。”[43]要为大众服务，必须“认识人民”“到民间去”，“帮助农人解除痛苦”，[44]“向着农民‘烧心香’，心里要充满农民的甘苦”。[45]时时处处把为民众造福的学习目的装在脑中、想在心里，“要做到人民万岁”。[46]只有确立这样崇高的学习目的，才能激励青年人以极大的热情在实践中探求真理，在革命中拯救民众。

二、“男女老幼皆可学”的民众学习主体观

学习活动说到底是人的活动，没有学习主体就无法构成学习行为。学习主体的构成决定着学习客体的选择与学习效果的性质。为了实现追求真理、学为真人、造福民众的学习目的，陶行知站在全民族的高度，着眼于大众的解放事业，扩大了学习主体的范围，力求给更多的下层民众以学习机会。陶行知深知不识字民众的疾苦，他说：“一个不识字的人，好像失了耳目一样，什么事都不能办。世界的大事，也不知道；时代的变迁，也不知道；就是别人写封信给他，他也不知道。你看这不识字的人们，何等的苦恼啊！”[47]所以强调学习主体不能总是停留在贵族少爷小姐这个层面上，而应当向下扩充到百姓、女子、仆人等平民阶层。要想使大众彻底解放，“就得要男女、老少、大小、主仆，一律读书”。[48]力求“使不识字者识字，不读书者读书”。[49]以此来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和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同时，从实用角度来看，学习对提高主体技能，增强生存能力，均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说：“农人要用书，工人要用书，商人要用书，兵士要用书，医生要用书，律师要用书，画家要用书，教师要用书，音乐家要用书，戏剧家要用书，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要用书。”[50]这里的“用书”就是“读书”，陶行知为了强调读有用书、学真知识，所以他说，“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他从社会各行各业在提高技能方面对学习的需求出发，论述了学习主体应遍及全社会的人去读书学习，他主张将学习与生存挂钩，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平民去读书。“现在读书的人可找饭吃，不读书的人也可找饭吃，所以大家就以读书不读书为无关紧要的事。要解决平民读书的问题，非使饭碗与读书发生关系不可。”[51]这样大家尝到了读书学习的好处，就会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了。而且大家比学赶帮，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识字的同事可以教不识字的同事；识字的家人可以教不识字的家人；识字的夫役可以教不识字的夫役；识字的车夫可以教不识字的车夫；识字的和尚可以教不识字的和尚；识字的犯人可以教不识字的犯人。”[52]全社会就会形成一种热爱学习、气氛民主、互帮互助的良好风气，这一思想对当今构建学习化社会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陶行知还十分关注女子这一学习主体，他认为近代中国女子处于双重奴隶地位，不能容于共和时代，其实“男女同赋人权，本无尊卑贵贱可言”。[53]他强调要建造共和国家，必须重视女子的学习问题。他说：“女子与男子并且可以同学。”[54]他对女子的学习充满信心，完全相信女子的学习能力，认为女子一定能学得和男子一样好。他说：“不要以为旧式妇女不识字，就难办到，不识字是很容易解决的事。”“知识是学来的，只要有智慧，一定能学得许多知识。”他批判了那种认为没文化就永远不能读书的谬论与偏见。“因为不识字，正所以要教她识字；因为没有知识，正所以要教她学得知识。”[55]充分调动女子的学习积极性，鼓励她们去读书学习。为了给女子提供较好的学习条件，陶行知倡导“创造一个名实相符的女子师范大学”。[56]同时还要求中国大学“为女子敞开大门，并实行男女同校”。[57]陶行知还以其母亲为例，说明了女子学习的现实可行性。“家母是五十七岁，她当时就发了一个宏愿，要读《平民千字课》。”后经六岁的孙子小桃的教授，祖母完成了识字任务。为此陶行知赋诗曰：“吾母五十七，发奋读书籍，十年到于今，工学无虚日。小桃方六岁，略识的和之，不曾进师范，已会为人师。祖母做学生，孙儿做先生，天翻地覆了，不复辨师生。”[58]陶行知以其家母为例说明女子受教育、学习识字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他还积极实践，为女子学习创设良好的条件，除了在晓庄学校首次招来乡下就读的女学生外，他还因时因地因事成立了各种妇女学习训练班，为照顾妇女农闲学习还开设农暇妇女工学处等。这些思想与实践，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推动民族解放事业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陶行知强调给予少数民族子女以学习的机会。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只在“国人以兄弟相视”[59]才能做到各族平等。他反对强迫少数民族学汉语，主张以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为主，并倡导组织人力去编写“特殊民族的教科书”，以此达到“百川分流，泽及万方”[60]之目的。同时要将平等思想贯穿在求学的全过程，“入学时求学的机会均等，长进的机会均等，离校时复学的机会均等，失学时补习的机会均等。”[61]尽最大可能将少数民族纳入学习主体范围之内。

陶行知论及的学习主体理论上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现实中是一个博大的群体。不论男女、老少、贫富、民族，都理应成为学习主体，这是“文化为公”思想的现实体现，也是民主共和的文化要求。

三、“遍览已知求未知”的学习客体论

学习是主体对客体能动的认知活动，主体在学习过程中固然重要，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客体也不是完全被动、无关紧要的，而是对学习主体具有导向和限制作用，并直接影响着学习效果的好坏。为了实现探求真理、学为真人的学习目的，陶行知倡导学习客体的范围要广，“凡世界之大势，思想之潮流，皆宜知之”。[62]要将古今中外的知识与思想统统纳入学习客体之中，要求人们“应该之书必读”[63]在他看来，“书只是一种工具”，是“为社会需要与个人能力调剂的工具”。[64]陶行知突出了学习客体的实用性特征，他讲：“书籍有死的也有活的。怎样是活的书籍？我觉得书籍所记载的，无非是人的思想和经验，那个人的思想、经验要是很高尚的，与人生很有关系的，那就可算是活的书籍。”[65]为了帮助学习者选择最佳、最有代表性的学习内容，陶行知还特意提供了三条选择标准：“一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干了一个动作又要干一个动作的力量。”“二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想了又想的力量。”“三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益求的力量。”[66]围绕学习目标他提出了如下一些学习内容。

1。语言文字

文字是知识的载体，陶行知首先强调了学习语言文字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人与禽兽的大分别就在人有语言文字，禽兽没有。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大分别就在野蛮人只有语言，而文明人是语言文字都能灵便地运用。”[67]文字是进行学习与交流的重要工具，而中国的文字有文言文和白话文，随着二十年代白话文运动的推进，陶行知极力倡导学习白话文。“因为白话文容易学，容易教。如果改用文言文，小先生失了效用，中国教育再等一百年也不得普及。”[68]而白话文中也有易懂的和不易懂的，陶行知主张学习那些易懂的白话文，人一看就明白的大众文。他说：“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地方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69]为了让更多的民众去学习文字，识字认字，陶行知还特意编写了《平民千字课》，编辑《平民周刊》，举办平民读书处，以推动人民对语言文字的学习。

2。生活知识

陶行知将实用知识的学习看作是人生的一件大事，而实用知识是来自生活中。也只有学到了生活知识，才能增强学习者的才干。因此，陶行知说，“我们的实际生活，就是我们全部的课程；我们的课程，就是我们的实际生活。”[70]将生活知识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造就“人中人”的主要途径之一。陶行知所讲的生活知识是个广泛的概念，不仅包括个人生活知识，而且包括社会生活知识。他说：“从厨房到厕所莫非生活……以学生全人、全校、全天的生活为中心。”[71]这些生活知识均是学习者应该学习的，它们能使学习者的生存能力增强。因为人就存在于生活之中，“生活上的实际问题一个一个的来到我们面前，命令我们思想，要求我们解决。”这就要求我们随时学习与自己相关的生活知识，譬如，“山上出狼，我们必得学习打猎。地上有蛇，我们必得学习治毒。聚蚊成雷，我们必得学习根本铲除蚊子的方法。”[72]除了学习个人生活知识外，他还倡导学习社会生活知识。不仅“跟大自然学习”，而且要“跟大社会学习”。[73]20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日本的侵略，当时人们最关注的是救国，所以社会生活知识最主要的就是救国知识。因此陶行知说：“如果要读书是要读可以救国的书，而且是要把这些书里的真理拿出来实行救国。还有许许多多救国的真理，在书里找不着，而是要在实际生活里体验出来。”社会生活知识的学习要求学习者必须深入社会实践活动当中体验与摸索。只有投身民族解放事业，才能学到更丰富的社会生活知识。因此，陶行知说：“整个的社会是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整个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无形无影的成了一个伟大无比的课程。”[74]

3。“人生之道”

陶行知说：“学生是学习人生之道的人。学以厚生则可，学以伤生是断断乎不可的。”[75]“人生之道”是陶行知所倡导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学生不应当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做有知识、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76]突出做人做国民的道德要求，因为“道德是做人根本。根本一坏，纵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77]加强道德认识与人生之道的学习，有助于促进学习主体提高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而要做新国民，陶行知要求青年人养成“自主”“自立”“自动”的精神，做到“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78]除此之外，陶行知还认为国民精神的核心在于养成“大丈夫精神”，“最要紧的是‘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精神，必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体，去做他摇不动的基础。”[79]这种“大丈夫精神”是在平时逐渐磨炼而成的，公德与私德正是构筑这一“人格长城”的基础。公德与私德均是学习者应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生之道的重要内容。

4。科学知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任鸿隽为首的中国科学社在中国掀起了科学主义思潮。陶行知作为留美归国教育家，他深知科学对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他以日本为例来强调学习科学的重大意义，“日本所以强，强在他的科学发达。”以此来激励中华儿女去学科学、用科学，以振兴民族为己任。“学习科学，帮助创造科学的新中国。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世界。整个中国必须受科学的洗礼，方能适于生存。”因为不仅生产、生活离不开科学，而且抗战救国同样需要科学。“抗战救国的大业，都要靠科学的力量完成。”因此他号召学习者要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普及科学的生活、科学的学习。”[80]陶行知所讲的科学，不单单是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他说：“五四运动……那时的赛恩士只是自然科学，现在的赛恩士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81]这是陶行知结合当时抗战的国情产生的新认识，也是超过前面思想家的认识。因为民族解放运动迫使我们在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必须强调与关注社会科学。“科学的意义应该包括社会科学……引导全校以科学的眼光观察世界，观察人生。”[82]他从科学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国家独立、民族自强的高度去认识学习科学的重大现实意义。“要救中华民族，民族必须具备科学的本领，成为科学的民族，才能适应现代生活，而生存于现代世界。”[83]1944年他在庆祝育才学校成立五周年会上讲道：“我们必须培养科学的幼苗，撒播科学的种子，使全中国遍开科学之花，丰收科学之果。”[84]

5。体育卫生知识

陶行知将拥有健康的身体作为合格人才的一个基本条件。“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85]又说：“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86]，因为“有学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则筋骨不能劳，体肤不能饿，心虑不能困。戚施夸毗之病夫，又何能运其学识道德，以树不世之业”。[87]陶行知通过强调体育的重要地位来鞭策青年学子要关注体育知识的学习。加强体育知识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叫个个国民都有血色，有生气，有精神，都能抵抗疾病，扫除障碍，战胜困难”。[88]关于体育卫生知识学习的具体内容包括：保健知识、游泳知识、武术训练、军事知识、田径项目、运动会常识、疾病预防、医疗知识、预防疲劳等。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陶行知在育才学校时以身垂范，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处理公务之后，就开始锻炼；他还制订《育才十字诀》《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等，旨在使学生们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保持有个好身体。陶行知所讲的体育卫生知识突出预防，要求学生平时注意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6。文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