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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交流史缩影克伯屈日记中的陶行知等人1（第3页）

上课。在办公室呆了几个小时。去市政厅主持午宴，并考虑在10月份为杜威70岁生日准备晚宴。林维列（Linville）神情极为兴奋。人们大多热情激昂甚至提出一些近乎疯狂的建议。最后我设法全面地考虑了整件事情，并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委员会中的一些人由我任命，他们分别为：林维列，考士（ewlin），沃尔特·佩蒂特（ettit），罗斯·斯凯德曼（RossSan），艾迈德（Amador）女士和布鲁斯·布利姆（BruceBlim）。之后开始工作。安排张伯苓与罗肯（Rawkin）见面。他受到欢迎并得到妥善安置。散步。玛格丽特和我参加了午宴。福易斯（Hughes）的讲演得到大家的羡慕。

4月27日

星期六

做对错选择。安排张伯苓与罗肯女士见面，并使其计划日臻完善。玛格丽特·泰德（MargretTed）与我们共进午餐。

5月5日

星期日

思考怎样的野营生活才能使过多关注于传统的学校有一个富于教育意义的开端。在教育学222班开始测验。张伯苓来了，他忘记了昨天晚上他的计划。我帮助他发电报，并写了几封信以帮助他实现其理想。写作。读邮件。

5月20日

星期一

主持楼上第四、第五部门的考试，楼下第三部门的考试也由我主持。因为奥斯特兰德女士的工作做得好，所以一切进展顺利。许多学生说他们很喜欢。张伯苓来看我。参加国际调查委员会会议。

5月23日

星期四

下午出去前因为做了很多事感到有些累。看到即将与张伯苓一起回去管理南开小学的罗肯女士，和她谈了工作的事。完成学期试卷，读测验书。在学校做了一些小事。去银行储存银币。包装。与玛格丽乘福劳尔（Flower）先生一家的车去师范学院乡村俱乐部，正如梅西（Macy）先生所说，天气晴朗，驱车在河边缓缓而行，实在是一件很惬意的事。福劳尔一家招待了我们，随后便告辞了。

5月26日

星期六

迅速起床，早餐前与奥斯特兰德女士谈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在俱乐部用早餐，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普拉扎（Plaza），在那里卡特（Carter）已经筹备好了会议，并和鲁米斯（Loomis）讨论即将在东京召开的泛太平洋会议的有关事宜。

出席者如下：杰罗米（Jerome）、格尼（Greene）、卡特、肖特威尔、鲁米斯、张伯苓、来自东京的费尔普斯（Phelps），英国的韦伯斯特（Webster）（这学期在哈佛）、布莱克列（Blakeslee）、杜干（Duggan），费希尔（Fisher）。我们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我提议对文化给予更多的注意。部分是因为它是普遍现存的冲突的根源所在，部分是因为在这种形势下被冒犯的自尊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起吃了午餐和晚餐，2点至6点半休息，9点结束。休息时间杜干、布莱克列、张伯苓和我在花园散步、谈话。9点半回家睡觉，睡眠质量还不错。

9月28日

星期六

早起去海关接受检查，检查其实很马虎。这次旅行很有趣，沿途景色宜人。满洲里看起来很富裕，发展前景应该很好。确定我的旅行计划：沈阳9月28日—30日；大连10月1日—2日；天津10月3日—5日；北京10月5日—12日；南京10月14日；上海10月14日—19日。10月19日与林肯（Lin）主席一起坐船前往神户（Kobe）。一位在中国铁路局工作的名叫福克德（NoburuFukuda）的日本交通管理员同意参加我们在大连和天津的会议。

我们中午1点到达沈阳，担任南满铁路局局长秘书的塞济·贺士达（SeijiHishida）博士（1906年的哥大哲学博士）匆匆忙忙来接我们，要求见我们代表团中的“领导”，并为我们准备了聚会，这使我想起了1927年4月在东京为我而开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校友会。和他一起的是塔卡德（Takada），曾是日本国家协会的代表。他们带我到新大和旅馆。参加聚会中的一些人去哈尔滨，另一些人去北京，玛格丽特和我则呆在沈阳。行李中的一部分如英国人所说要在雨中接受检查，大多数人带的是手提包，可以随身携带。一些人打算去旅馆，一些人去北京，地点和方向均已发生变化。许多中国人来接我们。他们说我们最好放弃去日本大和旅馆的念头。

我们住的房间很好，双人间而且可以洗澡，一天才12。50元。在那里我和王女士一起吃饭（她是一个学生，1927年檀香山会议的成员，她的哥哥是王正黼，现任奉天东北矿务局总办，很有成绩）。这里由于双重系统的缘故，电话一直不能通。最后韦伯斯特一家告诉我，他们的一个传教士朋友可修理。有人可以开车把我们送到那儿。玛格丽特看来很累，因此我一个人去了，他们看到我很高兴（沈阳西郊，电话号码为1022）。当我返回家时，发现行李还没有到，直到下午4点才看到行李。与少帅张学良约好5点在聚会上见面，但是这已经不可能。我以前的学生、中国沈阳东北大学的王教授（即王卓然——译者注）来看我。随后他和王正黼一起陪我去拜访少帅，可惜的是没能见到他。

9月29日

星期日

期盼有一个宁静的早晨，但是大约10点李先生（Shu-TangLi）来访，不一会儿王正黼先生与夫人也来了。给张伯苓等人写信。

得知张学良少帅邀请玛格丽特和我去吃午饭，我返回旅馆穿了一件短大衣。我们坐王先生（或他公司）的车前往。等候我们的人有：宁先生（在银行工作，也是少帅的英文秘书，这些年在伦敦银行的锻炼已使他具备英国人的绅士风度）；王卓然先生（我的学生和朋友）；晏阳初（基督教青年会的主任秘书）；苏先生（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周先生（东北大学文学院主任）；李先生（我的学生，东北大学英文系主任）。少帅来迟了，但是面带微笑，身穿浅蓝色的时髦衬衫，领带搭配得恰到好处。我们愉快地交谈着。他告诉我们他对教育的捐赠，投入好几百万用于设置奖学金、增加工资、发放补贴、建大学等。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那么他个人收入中的80%用于教育，仅有10％归自己所有。午餐是中西合璧的，侍者将啤酒和白兰地端上来，但是少帅没有用。他说他喜欢运动，比如打乒乓球，但是注意适度。有时偶尔适量地打打高尔夫球。看来他是一个很聪明而且很招人喜欢的人，但是从表面上看，好像他不是很自信或者说有坚强的性格。他只能讲几句英文，但是对英文了解不少。他自夸说有中国最好的厨师，这个厨师能做出100种不同的面包。看来他是个民主主义者。他是军队领袖，但是他的外表看起来远远不是那样。他敬重张伯苓，将其看作是自己的老师，但是他的朋友们说他从张那里所受的教育颇少。他说他和儿子打高尔夫球时，儿子可以击败他。（看起来他只有30岁左右的样子）他遗憾地说夫人出门了，不能欢迎我们。我们大约在3点与少帅话别，回到旅馆休息。大约7点王夫妇来请我们到他们家吃晚饭，参加的人有：我们4个，苏先生、周先生、晏阳初，宁先生和王先生。晚饭过后，李先生也来了。晚餐很丰盛，除了面包和水及为客人们准备的薯条外，其余均为中国式样，有20道菜、16个盘子，有些在中国称不上是菜。菜的种类如此之多以致我们吃不过来。其中的一些我很喜欢，但是内心深处我对中国饭菜不是很喜欢。

9月30日

星期一

早早起床。得知我们不能搭乘10月2日从大连到天津的船，我不得不取消去大连的旅行，改订去天津的船票。但是据说24小时后才能得到确切消息，所以将动身时间推迟至明天。

王卓然先生来接我，我们一起去男子师范学校参观。总体来说我很满意。课程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但是真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分学生不像我在日本学校见到的那样呆板。教学中除了幼稚园相当正式外，其余一切都很好。他们正将设计教学法的思想付诸实施，但是我对于他们实施的程序看到得不多。对于其成功他们表现得极为谦虚，看起来他们的确是持一种真正的试验态度。学生活动很多：学生政府，法庭，警察局（比我所想的惩罚要多，但是我对于学生的事先没有任何设计的真正管理颇为满意），银行储蓄所，杂货店。两个试图登上梯子的小男孩被值勤的警察逮捕，当着我们的面授权一政府律师检查并宣称其被剥夺操场权利一天。最让人难以忘记的是，早晨集合的一幕。所有学生出来集合，一个学生打铃、喊口令，然后所有的学生都后仰作沉思状。随后那个学生喊了句什么，所有的学生也跟着一起喊。我得到的解释是这是在让学生记住5月9日——国耻日，就在这一天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21条。在一个展览室里，我看到了孩子们自己制作的许多外国侵略中国的图片，地图显示了租界等。为解除我的疑惑，他们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样的教学是所有包括政府、教师、学生和家长在内的人的愿望。在每个房间我都看到挂有孙中山的画像。我给老师们做了演讲，我认为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是中华民国方案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被告知当国旗改变时，东三省也开展类似的活动。我看到的的确是很守旧、很正式。

随后去了男子初级中学，在那里我看到了盛行于中国的正规教学。我做了几分钟的演讲。在演讲中我认为满洲里现在有点古希腊同时又夹带着现代美国的风格，这样的思考新工作的方式对于年轻人来说提供了许多机会。接着参观了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看到了一个较好的幼稚园和一些很正规的演讲，或者说是使学生处于听的状态。看到许多女孩在吃午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碗和一些薯条。还看到一间寝室，大约一米长的床整齐地排在那里。每个**挂着一条毛巾、一个容积为2升的盒子，这可以说就是女孩子的全部家当。一个女孩子看来似乎生病了，半躺半靠着她的床。回家，在旅馆吃了午饭，在晏阳初那里领取了75美元。

与李主任一起去了大学，在那里遇见刘副校长和其他人，做关于学校教育的演讲。我提到了希腊——美国式的局面以激发他们能为强调中等教育正规性的教育取得较好的教育形势而努力。我没有特殊的成功感。我怀疑李主任翻译得是否足够好，很多话听起来模棱两可。坐车游览大学。两年前我来过这里，两年中建筑物多了一倍，几乎与那些正在建筑的一样多，少帅的捐赠总计有2000000元之多。每五个主任和副校长中就有一个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我们的责任真的很重。副校长开车将我们带回原地。随后又开车送我回家，并帮我将150美元兑换为181。16元人民币。6点与宁先生（在那里我们写信给张伯苓告诉他我已到的消息）到一医院，在那里我们吃了晚餐。大约20个人在场，其中一半是我们的朋友，教育协会的主席，当地商务局主任也在，谢尔曼（Sherman）很快便担任主持人一职。我们坐在他的左右边。与斯图尔特（Steward）先生和夫人见面，两年前我们在韩国见过面。苏先生在介绍我和泛太平洋会议时言语颇为冗长。我回答时尽力说中国人的好处，既然他们来参加这个会议。我希望我看到的回应令我满意。早早回了家。我忘了说那顿饭是东西品味之调和。

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