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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书法的历史演进（第4页）

南朝宋虞龢《论书表》论曰：“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云：‘世人哪得知。’”可见，献之对自己的书法水平还是非常自信的。而羲之对这个儿子的评价是：“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又云：“子敬飞白大有意。”

又据唐张怀瓘《书议》载：“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此时，正是王羲之寻求变古创新之时，可以想知，父子二人在变化古法、精研创新上实得风气之先，因而成为这股潮流的代表人物，而王献之于此无疑更为敏感自觉。

王献之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代潮流的脉搏，通过努力实践，将张芝今草连绵不断的气势与流美便易的行书结合起来，创制出了行草体，从而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可以说，王献之是继承其父书风，并使之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妍美洒脱风格的人。

且看他的《鸭头丸帖》（27），虽是唐人摹本，寥寥两行，却清晰地体现出王献之强烈的创新意识，笔画连绵、势不可遏，是为后来张旭、怀素狂草之源，宋米芾评其：“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

又如其《廿九日帖》（28），真、行相杂而毫不相违，用笔或方锐或圆润，体势或欹侧或流美，对比强烈而又和谐统一，形式丰富并富有张力。

27《鸭头丸帖》

28《廿九日帖》

王献之传世的书迹还有《地黄汤帖》《东山帖》及《淳化阁帖》所收种种，在此不一一列出。而他的楷书，现今仅存者唯《洛神赋十三行》而已，据云真迹是用麻笺写就。宋高宗时仅得九行，后归权相贾似道，贾后来又续得四行，合成十三行；元时曾归赵孟頫，而后不知所在。贾氏曾将此十三行镌刻上石，因石碧如玉，故称“玉版十三行”。此本用笔轻盈、俊挺，起收之处灵动而无重顿之笔，锋颖显露，横竖秀挺、撇捺流美而折法更见简约，与王羲之小楷的凝重、内蕴不同，显得风神俊朗、悠然自得，超尘脱俗，一派娴雅清朗气象。后人对王献之的书法亦多有评价，兹枚举如下。

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认为：“（子敬）善隶稿，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

唐张怀瓘《书断》则云：“子敬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能。”并认为献之“才高识远”，他的行草书“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唯行、草之间，逸气过（其父）也”。

在齐梁时代，王献之书法的影响力一度超过乃父，陶弘景称：“比世皆尚子敬书，元常继以齐代，名实脱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然而到了唐初，太宗李世民却对献之极尽贬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孙过庭也认为献之不及羲之。但是，献之并未满足于家法，而是直接溯源钟、张，学习秦篆笔法，以致“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清包世臣《艺舟双楫》），终于“子为神骏，父得灵和。父子真行，同为百代之楷法”（唐张怀瓘《书估》）。故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各有千秋，并称“二王”实至名归。

王家善书者不少，除“二王”外，尚有王珣，有《伯远帖》（29）真迹传世。

王珣（350-401），字元琳。当时书名并不及其弟王珉，但因有此五行真迹传世，而备受后人特别是今人青睐。因为这通真迹可以让人们从中窥探晋人用笔的消息，如何运用侧锋却能保证线质的圆润；起、行、收、转折、提按是如何翻转、搭接的；如何方折与圆润兼具；晋人的风度、晋韵是如何表现等。董其昌跋曰：“王珣潇散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29王珣《伯远帖》

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除王氏之外，还有羊欣、王僧虔、王慈、陶弘景、梁武帝萧衍等。

那么，北朝的书法又是什么状态呢？

自西晋亡国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相继建立起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这些小国之间互相征伐，以致社会动**、人们颠沛流离。后拓跋氏统一北方，史称“北魏”，未几，分裂成东、西二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取代，最后由北周灭齐，再次统一北方，是为北朝。

因为战乱频仍，整个北朝的文化艺术发展相对不如南朝，但即便如此，当时北国的清河崔浩、范阳卢玄两大书法世家仍然受到推崇，并能传承不坠。崔、卢两家书学远接钟、卫，在北朝书名最著、影响最大，可惜都不见有可靠的书迹传世。而崔氏因得罪权贵而遭诬获罪以致灭族，并累及姻亲范阳卢氏，更是令人感叹不已！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提倡佛教，使儒、道、释三家融合在一起而影响深远。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北朝书法很多就是有关佛教的造像题记、写经、墓志、碑刻等，除了部分是上层文人书家的手迹以外，大都是些不知名的民间书手所为。这些书迹风格丰富多样，或稚拙，或古朴，或刚强，或秀雅，或收放自如，或纵逸如仙……可惜自唐宋以来，一直被闲置、埋没于荒野之间，未被重视，直至清代中后期才因碑学兴起而备受青睐，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大放异彩。

这些被称为“北魏体”或“魏碑体”的著名书迹有：

第一，造像题记类。

《姜纂造像记》《高归彦造像题记》《龙门二十品》（30）等。

30《龙门二十品》之首《始平公造像题记》（局部）

第二，碑刻墓志类。

《云峰刻石》《吊比干文》《石门铭》《崔敬邕墓志》《刁遵墓志》《郑文公碑》（31）、《张猛龙碑》（32）、《张黑女墓志》（33）、《泰山经石峪金刚经》（34）等。

31《郑文公碑》（局部）

32《张猛龙碑》（局部）

33《张黑女墓志》（局部）

34《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局部）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南北政权对峙，但其实后期南、北之间的文化艺术是有所交流和融合的，特别是北朝推行汉化改革之后，北朝士人纷纷学习南朝的文艺，在书法上则表现为以“二王”体系为主导的书风的融合，并为后来隋唐书法开创新局面打下了根基。

别外，在云南，先后发现两块与南朝书风迥异而与北朝书风暗合的碑刻：《爨（）宝子碑》（35）和《爨龙颜碑》，字皆在隶楷之间而古朴稚拙，合称“二爨”。

35《爨宝子碑》（局部）

四、隋唐五代时期的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