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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书法的历史演进（第5页）

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北周权臣杨坚于581年篡周自立，建立隋朝。至589年灭陈而结束南北对峙局面，天下归于一统，但隋朝国祚不长，仅37年，好大喜功而奢靡贪腐的炀帝便将江山拱手让予李唐，于是唐朝于618年建立，并在“玄武门之变”后，经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逐渐走向强盛。

尽管隋朝国祚短暂，但在书法史上的影响却不容小觑。

隋初，文帝即恢复和发展了秦汉官制，创立科举制，并设国子监以为教育机构，使书学与算学、律学等并列为中央官学，又“诏求遗学于天下”，尽收陈宫800余卷名画法书。至炀帝时，更于国子监设书学博士等，并聚集古迹名画，营建台阁以藏法书。当时的著名书家有智永、智果、丁道护等。

智永，据称乃王羲之七世孙，书法继承家法，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僧，人称“永禅师”。习书极为勤奋，退笔成冢，因名重当时，求书者不绝，以至踏坏门槛，遂以铁皮裹之，号称“铁门限”。曾手写《真草千字文》800余本分赠浙东诸寺。其书法温润圆劲，平和安稳，用笔起止清楚流畅。唐张怀瓘《书断》评其书：“气调下于欧、虞，精熟过于羊、薄。”其端庄含蓄的书风开唐人风气之先，惜其墨迹本《真草千字文》（36）已流传日本，国内仅存关中刻本。

36《真草千字文》（局部）

其弟子智果则书法瘦劲，隋炀帝曾赞：“和尚（智永）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智果书迹仅见《大观帖》中收录的《梁武帝拜书帖》，并留下一篇书法著作《心成颂》。

除此几家之外，隋代碑刻亦相当丰富，且大都是在北朝碑刻峻整质朴的基础上融合南朝秀丽妍美的书风而成，代表了隋代书法的特点，著名的碑刻如下。

《龙藏寺碑》，该碑结体紧密，顿挫多姿，被认为是“开虞、褚之先声”者。

《董美人墓志》，此志点画细劲、刚柔相济、字形扁方、布局疏朗，可惜墓志原石毁于太平天国，仅余拓本传世。

《苏慈墓志》，又称《苏孝慈墓志》（37），字体方整清健，沉着痛快，风格与唐欧阳询楷书甚为相似。

37《苏慈墓志》（局部）

隋代还有数量宏富的写经墨迹传世，用笔、结体取势多接近智永真书。

隋代的书法融合南北书风，为唐代楷书的高度成熟或说走向规范化，打下了基础。

那唐朝的书法又是怎样的？

纵观有唐一代，书法的发展可谓蓬勃，这是与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力倡导分不开的。

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即已建馆招纳贤士，如褚遂良父亲褚亮即是其馆中十八学士之一。及登基后，于文艺之道更为看重，又因酷爱书法，乃下诏广求王羲之书迹，并以帝王之尊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认为王羲之“研精篆、素，尽善尽美”，符合其“节之中和，不系于浮放”的艺术审美观，于是尊王羲之为“书圣”，且不遗余力地推广之，对后世影响甚大。

唐太宗广集王书并不是束之高阁，而是一命虞、褚等鉴定真伪，二着馆、院中的搨书高手，如赵模、韩道政、冯承素等采用摹搨、拓石、对临等方法进行复制，使之广为流传。其中，摹搨技术更是达到历史高度，被认为“下真迹一等”，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王羲之传世墨迹如《姨母帖》《丧乱帖》、神龙本《兰亭序》等，即赖此神技。

太宗本人亦善书，有《晋祠铭》《屏风帖》《温泉铭》（38）等书迹传世，还有书论《论书》及《指意》二篇传世。

38《温泉铭》（局部）

此后，唐代历代帝王都不乏善书者，如高宗、中宗、睿宗、武则天、玄宗等均有书迹传世。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唐初，书法就相当兴盛，一来帝王倡导，二来科举需要，三来印刷未兴，书法还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最早登场的书法名家是号称“初唐四大家”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

欧、虞都是由隋入唐的书家，在隋时已有书名，入唐后因受太宗赏识重用更享有盛名，因此对初唐书法影响甚大。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贞观间为弘文馆学士，官至太子率更令，故人称“欧阳率更”。其书初学梁陈时风，复追“二王”，后师北碑，融合南北书风，形成险劲瘦硬方整的书法风格，且法度十分严谨，俗称“欧体”，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正由于欧阳询把“欧体”发展到了极致，其森严的法度令学者难免有毫厘之失而差之千里，故欧体易学难工，即使是其子欧阳通，虽力学家法而“笔力劲健，尽得家风，但微伤丰浓”（宋董逌《广川书跋》）。明汪砢玉也认为：“（通）瘦怯于父，而险峻过之。”故后世学欧者多得其形而亡其神，甚至在明清之际学欧而致“馆阁体”，了无艺术价值。

39《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历仕陈、隋，乃太宗未显时知交，及入唐为秦王府参军、记室等，贞观时为弘文馆学士、秘书监，封永兴县子，故世称“虞秘监”、“虞永兴”。书师隋僧智永，“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旧唐书·本传》）。书风平和含蓄，不激不厉，表面遒媚温润而内则清刚沉厚，一如其人。太宗重其才，称其德行、忠直、博学、辞藻、书翰等“五德”兼之。据米芾《书史》云：“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又，虞卒后，太宗曾慨叹无人可以论书，由是魏征遂举荐褚遂良。可见虞世南在太宗心目中的地位极不一般。虞世南传世书迹不多，楷书有《孔子庙堂碑》（又称《夫子庙堂碑》40）、《破邪论序》等，行书有《汝南公主墓志》《左脚帖》《千人斋疏》等。其甥陆柬之亦善书，有合楷、行、草书于一体之墨迹《文赋》传世，评者以为“有晋人风格”。

40《孔子庙堂碑》（局部）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因封河南郡公，故又称“褚河南”。书初以欧、虞为师，后取法“二王”，又于汉隶《礼器碑》中获益良多，于是“变隶为楷，而一点一拂无不禀程”（清王澍语），“以隶笔作楷，瘦劲而阔大”（清谢希曾语）。其早期楷书《伊阙佛龛碑》平正刚健而隶味浓厚，但略嫌刻板；《孟法师碑》微有隶意，而参以篆籀，有幽深古质之趣，用笔造型在欧、虞之间，而仍未完全糅合。

后《房玄龄碑》已初具个人风格，灵秀舒展，结字宽博，风神瘦硬。而其所书《雁塔圣教序》（41），则是其晚年杰作，个人风格已完全成熟，此碑用笔虽细却劲挺，方圆并用，并掺和行书的用笔，从而顾盼生姿，线条变化多端，极富弹性，字势婀娜空灵而匀称安稳，宽博开阔，神完意足，明王世贞称其“婉媚遒逸，波拂处虬健如铁线”，于是大行于世，其后学褚者十有八九，清刘熙载《艺概》更赞颂其为“唐之广大教化主”。褚遂良因魏征举荐而深得唐太宗信任和重用，曾奉命鉴别宫中所收王羲之的书迹，经其所定者均无差错。且褚遂良为人正直敢谏，太宗逝前，命其与长孙无忌同为顾命大臣，扶太子李治即位。惜高宗时因谏阻武则天为后而屡遭贬职，最后死于爱州刺史任上。

41《雁塔圣教序》（局部）

褚遂良传世书迹还有《倪宽赞》《枯树赋》《太宗哀册》《大字阴符经》（42）等。褚遂良率先将“二王”帖法融入碑刻楷书，并逐渐摆脱六朝以来碑刻书法的影响，开启了初唐的书法格局，使后来受其影响者众，如薛稷、薛曜、钟绍京、颜真卿、柳公权、徐浩、魏栖梧、殷元祚、张玄靓、裴守真、李邕……乃至宋之宋徽宗赵佶、黄庭坚、米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