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董诰:《全唐文》卷六《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贞观十五年)。
[21]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以科名奔走天下士》。
[22]席裕福:《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九一引邸抄。
[23]张金吾:《金文最》卷二三《玉堂嘉话》。
[24]徐秉愉:《金代女真进士科制度的建立及其对女真政权的影响》,《台大历史学报》2004年第33期。
[25]杨维祯:《铁崖先生集》卷二《送王好问赴春官序》。
[26]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多进士》。
[27]萧启庆:《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以各族进士为中心》,《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2卷。
[28]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90页。
[29]典型者如获丁独步在死节时说:“吾兄弟三人,皆忝进士,受国恩四十年,今虽无官守,然而大节所在,其可辱乎!”参见《元史》卷一九六《获丁独步传》。
[30]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学生书局,1967年,第354页。
[31]。MartihayortheIofburghandLondon,1901,p。326。
[32]何永佶:《中国式的代议制度》,《观察》1948年第4卷第11期。
[33]吴晗:《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观察》1948年第4卷第13期。
[34]邓云乡:《清代八股文》,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9页。
[36]王惠琛:《清代台湾科考之乡会试问题研究》,《南台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27期。
[37]谢宏维:《棚民、土著与国家——以清中期江西省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为例》,《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38]屈超立:《科举制的廉政效应》,《政法论坛》2001年第5期。
[39]屈超立:《科举制度与监察机制的关系论述》,《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40]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袁桷墓志铭》。
[41]齐如山:《中国的科名》,参见《齐如山全集》第9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第5124页。
[42]《金史》卷八《世宗本纪》。
[43]柳开:《河东先生集》卷九。
[44]韩国磐:《唐代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厦门大学学报》(文史哲版)1954年第1期。
[45]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9~100页。
[46]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学生书局,1967年,第353页。
[47]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48]任爽、石庆环:《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中西官僚政治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12页。
[49]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50]郑若玲:《科举学: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51]房宁:《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科举制的现代政治学诠释》,《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52]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
[53]《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4页。
[54]《孙中山全集》第1卷《与刘成禺的谈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