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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政治与科举学1（第2页）

清末中过秀才的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曾指出：“凡科甲出身者，总是正人君子较多，这有两种原因，一因科甲出身者，都读过经书，书中有好的道理，读得多了，自然要受其感化。二是从前考试办法很公正，贡院大堂匾额上写‘至公堂’三字，确有道理，固然不能说没有毛病，但确不容易。”[41]由于科举入仕者长期受儒家“尊德性、道学问”教育的熏陶，一般而言比捐纳、保举或恩荫、胥吏之途入仕者更为廉洁正直，也较注重学问品行并重。金朝世宗皇帝曾说过：“新进士如徒单镒……辈皆可用之材。起身刀笔吏者，虽才力可用，其廉介之节，终不及进士。”并说：“夫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于此。”[42]金世宗在比较鉴别之后说出的这番话，典型地道出了进士出身者普遍较清正廉洁的实情。

（三）科举同年与朋党

唐代以后，以同科考中进士者为同年，同年关系是相当亲密、被人十分看重的一种社会关系。宋初名臣柳开曾指出同年的利害关系：“同年登第者，指呼为同年。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莫不为昵比，进相援为显荣，退相累为黜辱。君子者成众善，以利国与民；小人者成众恶，以害国与民。”[43]

正是基于同年这种独特的关系，因而同年也很可能在政坛上结为朋党。韩国磐认为，唐朝时张说与宇文融之争，元载杨炎与刘晏、卢杞之争，以及牛李党争，都是由科举出身的新官僚集团与依靠门第的旧世族集团间的斗争。[44]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进士则是宋代第一群公然以同年关系结党的进士。该年共取进士74人，状元为胡旦，榜眼为田锡，探花为冯拯，省元为赵昌期。后来，胡旦、冯拯、赵昌期以及同榜进士李昌龄、董俨等人结为朋党，卷入党派斗争。在以同年关系为主结成的朋党中，他们是相对较团结、较少内讧的一群。何冠环的《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一书，透过研究宋太宗太平天国三年进士的政治生涯这一个案，从同年的角度探究北宋朋党之争的面貌，认为连吕蒙正、寇准、王钦若三榜进士也存在结党的情况。同年关系在许多时候，是朋党产生的温床。同时，作者也指出：“自古以来，文臣士子结党交朋不会只限于某一种社会关系，同年兄弟演为政治盟友，只是科举制兴起后常见的模式之一而已。人际关系最易变，亲兄弟尚且会见利反目，同年兄弟见利忘义也就绝不稀奇，是故这种同年朋党的基础之稳固也有限。”[45]

邓嗣禹认为，“中国朋党之祸，多与科举制度有关系。宋代新旧党派之争，如王安石、司马光等，皆假考试之名，以行其学说，展其势力也。降及明代，为祸益烈。明神宗时，昏君在上，国是日非，无锡顾宪成、高攀龙，重兴东林书院，聚徒讲学，砥砺风节，而声气蔓延之徒，几遍天下，莫不私立门户，互相标榜。始以君子严小人之防，既而小人乘君子之隙，终以小人混君子之清。及其末流，吴应箕杨已任张溥之徒，又以复社继之。包揽生员升黜，暗操朝纲国政，党祸之烈，讫于明亡。”[46]科举制曾经是支撑中国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一大杠杆，也是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举与古代政治斗争密切相关。

三、科举学的政治视角

科举学是一个多学科的专门研究领域，或者说，科举学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专学。科举政治是科举学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从政治视角研究科举学，不仅有丰硕的成果，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许多科举研究论著都是受国民政府建立考试院的推动而出现的。1929年民智书局出版的邓定人的《中国考试制度研究》、1931年黎明书局出版的章中如的《清代考试制度》、1934年黎明书局出版的章中如的《清代考试制度资料》，便属此类情形。而民国时期最有分量的科举学著作——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更是于1936年直接由国民政府考试院印行。20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出版的科举学著作多数也与考选制度有关。

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举研究逐渐兴盛。许多学者从政治视角提出新见。黄留珠指出，在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国家的选官制度，像中国那样严密、完整、丰富，具有长期的连续性。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体现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平等原则（尽管很大程度上是虚伪的）、公开的原则（尽管营私舞弊历代层出不穷）、择优的原则（尽管统治者的主观意志每每起决定性作用）等，形成多层次的选拔考试、试卷密封、考评人员隔离回避等基本做法，都是伟大的创造，不仅今天适用，还将适用于更长的历史时期。[47]任爽、石庆环认为，“科举制度显然是古今中外历史与社会尤其是政治制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交汇点”，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为君主专制的中国与两党或多党制的近代西方国家几乎带来了同样的利弊：政治的稳定、行政的高效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僚政治的泛滥与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弊端。[48]胡平认为，科举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不平等社会里相对公平的制度，它扩大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基础，巩固了中国的统一，抑制了君主专制制度走向暴力的恶性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平等竞争的科举考试，以及它所体现的对教育的重视、对知识文化的崇尚、对贵族倾向的排斥，它所促成的政治组织的完善等，都相当接近于近代社会的价值取向。[49]

郑若玲认为，科举对当代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影响，既有文化与精神上的明显存留，也有政治制度上的鲜明痕迹；既与本土现、当代公务员制度有承继关系，也与西方近现代文官制度有渊源关系。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或从何种层面来看，研究科举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是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与改革都大有裨益。[50]科举制是封建社会中政治录用的典范，科举制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精英的遴选机制对近现代各国政体中的文官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古老的科举制仍然具有现代意义。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方式，科举制具有恒久的价值。因此，在今日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中，人们仍然需要对科举制不断做出新的现代政治学的诠释，以从中获得启迪与收益。[51]

确实，科举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可以说，从隋唐到明清的1300年间，大部分政治精英由科举选拔出来。那些经历十年寒窗苦读、积极投身科举竞争的士人，确实抱有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想法，或者是只为了高官厚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但不可否认，也有许多人是在“修身、齐家”之后，怀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想干出一番事业，才背井离乡、不畏旅途艰险跋涉几个月去京城参加考试的。而且，许多进士出身者从政之后，也真正能管理好兵、刑、钱、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美国学者罗兹曼说：“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他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52]当不再用考试选官办法后，更显出科举制的政治功用。1905年废科举后出现官员选任的制度真空，导致政府用人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民国初建，孙中山便说：“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为考试。”[53]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特性，认为只有通过考试才能做到公平取才。为此，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主张建立考试院，使考试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架构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科举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现代中国重建公务员制度反过来要向西方借鉴，正应验了古话所说的“礼失而求之野”。

科举首先是一种选任官员的政治制度，若仅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产生的影响利无疑要大于弊。科举制撇开了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赋性因素，而将无法世袭的学问作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标准。这种机制改变了官员的社会地位来源，极大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更新了官员的成分结构，有利于澄清吏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官场请托、植党营私的机会，起码在政府机构的入口处限制了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的发生。而且唯才是取的原则，保证了官员队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古代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延续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古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在两千年间大体维护统一的广大疆域的国家，科举制度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科举又强化了官僚政治，使“做官第一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客观上助长了唯官、唯书、唯上的习惯和心理定势的形成，对中国社会有着长远的消极影响。

不过，以往学术界有一种错觉，以为“科举造成官本位体制”。实际上，官本位、“学而优则仕”并非科举造成的，科举只是使“学而优则仕”的理论变得制度化，入仕竞争规范化而已。科举确实将天下士人的聪明才智都吸引到读书做官的一条道上去。《荀子·大略》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而实行科举制的时代，为学的目的不为入仕的人少之又少。科举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了上升的机会，使学而优则仕大行其道。但我们应该分清楚，这并不等于说科举造成了官本位体制。说到底，科举制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为在科举制产生之前，中国已经是一个“贵义贱利”、重道轻器的国家了，治术重于技术是儒学社会的一贯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考试相当衰弱，但当时中国社会已经是等级森严、品阶齐全，官本位体制已经形成了。可见官本位体制并非科举制造成的，我们至多只能说科举强化了官本位体制。

虽然科举制于1905年被废止，但传统社会的科举政治经历了现代转型，当代公务员考试制度作为科举的“替身”仍在不断演变发展。孙中山认为，科举制是相当民主的制度，比投票选举更好。他曾说：“朝为平民，一试得第，暮登台省；世家贵族所不能得，平民一举而得之。谓非民主国之人民极端平等政治，不可得也！”[54]他认为，考试用人可补单纯选举之不足，并主张在中国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考选制。民国考试制度对科举制有多方面的传承，在一定意义上，民国文官考试制度是科举制的复活。

科举制诞生于帝制时代，但考试选官方式与专制统治制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既可以为帝制时代所采用，也可以为共和体制所采用，还可以为当代中国所采用。科举制是帝制时代的考试取士制度，走出君主体制，就不可能恢复科举制度了。但后来实行的考试选才办法从公平竞争原则和平等择优的方式来看，是一脉相承的。科举制百年祭的2005年，也是中国公务员考试热到顶点的年份，部分职位报考与录取比例最高达到1∶1000。从考试内容来看，科举考试与公务员考试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公开报名、考试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来说，两者实际上是一致的。说到底，考试选才就是公平竞争的手段，并非中国帝制时代的专利。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祖先在那么早就发明了这种先进的选拔方式。

总之，科举的内容至为丰富，具有文官考试性质、教育考试性质、文学考试性质、经学考试性质，但科举最首要的还是一种选官考试。科举与古代政治的关系错综复杂，也是现代公务员考试的直接渊源，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而科举政治研究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促使科举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1]本文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2]王亚南：《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时与文》1947年第2卷第14期。

[3]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14、160、245页。考察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史实，过去有许多学者强调科举制的教育功能。但也有不少学者强调科举的政治和社会功能，甚至不提其教育功能。比如，萧启庆便说“科举是传统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机制”。参见萧启庆：《元延祐二年与五年进士辑录》，《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4期。

[4]刘海峰：《唐代选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5]卓遵宏：《唐代进士与政治》，台北：“国立编译馆”，1987年，第3页。

[6]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

[7]据张希清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44页所载表统计。

[8]《金史》卷七三《完颜守贞传》。《金史》卷九九《徒单镒传》载：徒单镒进士及第入仕后表现出巨大的才华，以至金世宗大悦曰：“不设此科，安得此人！”

[9]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42页。

[10]《明史》卷七十《选举志》。

[11]李铁：《中国文官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6页。

[12]余明贤：《清代都察院之研究》，转引自刘岱：《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立国的宏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67页。

[13]《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

[14]何乔远：《闽书》卷三十四《建置志·建宁府》。

[15]《旧五代史》卷一一七《周书》八《世宗纪》载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八月兵部尚书张昭疏。

[16]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

[17]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进士特奏》。

[18]《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

[19]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七《御试黜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