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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变1（第2页）

但是，由于科举频繁，也带来一些问题，有的大臣认为科举常开非但为国家之巨弊，也妨士子着实用功，使业不专一，而且出现不少中国科举类似的弊病。李朝有许多大臣也先后提出科制改革案，或提出“科荐合一说”，即实行考试与推荐结合的办法，朝廷也曾颁布过“科弊纶音”“科场救弊节目”，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但终究无法根除科举制的固有局限性。与科举在中国的命运类似，李朝末年，科举日益走向衰败，不断受到人们的抨击，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下，李朝科举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日本侵略朝鲜，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李朝科举制遭到日本入侵事件的沉重打击，该年7月，军国机务处启：

科文取士，系是朝家定制，而难以虚文取用实才。科举之法，奏蒙上裁变通后，另定选举条例。[21]

高宗皇帝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允准停罢了科举制。这样，从公元958年开始设立的科举制，到1894年走完了936年的历程，比科举制的祖先中国早11年寿终正寝。

四、越南科举的兴废

越南是东亚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公元975年，宋太祖册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越南从此独立。独立后越南相当长时期中官员主要从佛道僧侣中选任，至李朝仁宗太宁四年（1075年）才引进科举制，《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3太宁四年条载：“选明经博学者以三场试之，擢黎文盛首选，入侍学。”并注云：“本国科目自此始。”但此后科举并不正规，至广庆二年（1086年）举行第二次科举，第三次开科则至李高宗贞符十年（1185年），第四次开科在天资嘉瑞八年（1193年）。李朝科举总共只有这4次，且第一、二次仅各取1人，第三次取20人，第四次所取人数又减少，因此，越南李朝科举制度还只是处于探索阶段，影响不大。

陈朝建立后，陈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设立太学生科，从太学生中考取进士，也模范中国科举体制，以三甲定高下。到陈睿宗隆庆二年（1314年），陈朝开始设立进士科，首次录取了50名进士，越南进士科至此才正式确立。

比去高丽更早一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遣使颁科举诏，也同时准许安南、高丽、占城士人在本国乡试毕，贡赴京师参加会试。到了黎朝时期，越南科举出现兴盛局面。黎太宗绍平元年（1434年），黎朝定取士科目，诏曰：

得人之效，取士为先，取士为方，科目为首。我国家自经兵燹、英才秋叶、俊士晨星。太祖立国之初，首兴学校。祠孔子以大牢，其崇重至矣。而草昧云始，科目未置。朕纂承先志，思得贤才之士，以副侧席之求，今定为试场科目，其以始平五年（1438年）各道乡试，六年会试都省堂。自此以后，三年一大比，率以为常，中选者并赐进士出身。所有试场科目，具列于后：第一场经义一道、“四书”各一道，并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场制、诏；第三场诗、赋；第四场策一道，一千字以上。[22]

这种科举考试规制明显模仿明朝的科举成式，所不同的一点是明朝科举考三场，而黎朝科举考四场，增加了诗赋这一场。黎朝洪德六年（1475年）科举会试第三场规定考诗赋各一，诗用唐律，赋用李白体。其他三场的具体考试方法为：第一场，“四书”论（《论语》）三题、《孟子》四题、《中庸》一题，总八题，举子自择四题作文，“五经”每经各三题，独《春秋》二题，举子自择一题作文。第二场则制、诏、表各一。第四场策问一道，其策题则以经史同异之旨、将帅韬钤之蕴为问。此外，黎圣宗光顺三年（1462年）定乡试法，规定在四场考试之前，要求举子“先暗写一场，谓之汰冗”[23]，也与中国科举制不同。除了进士科，黎朝也开过4次制科和8次诸科考试（3次宏词科、3次士望科、1次明经科、1次选举科）。黎朝开科举300多年，科举制度处于鼎盛时期。据越南《李、陈、黎、莫、阮进士科试和考取进士人数综合表》所列，越南历朝总计开科187次，取士2991人，其中黎朝开科129次，取士1936人，占三分之二。[24]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评述道：“历朝科举之盛，迨于洪德（黎灏年号）至矣。其取人之广，选人之公，尤非后世所及。”[25]另外，黎圣宗洪德十五年（1489年），命立进士题名碑于国学，此传统为以后历代所遵行。

1802年，越南改由阮朝统治，阮朝在乡试、会试、殿试之前，创设“核”这一级考试。所谓“核”，即士人乡试前先由州县学校教授、训导考核，再由国子监祭酒、司业或营镇督学进行复核，核的考法依照乡试试法。阮朝乡试与会试有时考三场，有时考四场，当乡试、会试为四场时，核就“略具四场题目”，乡试、会试改为三场后，核也就“略备三场文体”。核的试场规则相当严密，举子应核时，必须在试卷上按上指印、以防冒名顶替。各地的核均按士人多少、文风高下规定取中数额，考中者可免除一年或半载的兵徭，并获得乡试资格。越南阮朝的核实际上相当于中国明清科举中的童试一级，尤其类似于童试中的岁科试，此外，阮朝于明命十年（1832年）还在科举中引入八股文这种复杂的标准化考试文体。[26]

越南科举不仅采用了八股文体，而且还发展出类似于中国的贡院的专门的试场，因此相比韩国的科举，越南模仿中国的科举更到家。后来阮朝时期也出版了不少制义的备考书籍，如绍治六年（1846年）出版的吴巨川《初学灵犀》一书，对破题称呼、破题字眼、破题式、破承题式、起讲式、提比式、中比式、后比式、看书法、相题法、命义法、养气法、布格法、行文法等都有专门的论述，并在各种笔法之下列举了八股文的范文。[27]与中国的乡试录、会试录类似，越南在乡试、会试之后，也立即刊刻载有考官姓名官职、场务人员、举人名录、题目、范文的科举文献，而且通常也在序文中提到应试人数。比如，成泰丁酉科《河南乡试文体》序便说“今科应试数较与前科稍胜（兹河内、南定、山西、比宁、太平、兴安、海防、广安、太原、北江等省道，咨将士数九千九百五十名存……”[28]成泰甲午科《河南场乡试文选》序文还将“圣批”内规定“临读避音、临文改用别字、人名地名不得冒用”的具体规定列出。[29]越南流传下来的专门科举文献也比韩国的科举文献种类更多。

法国远东舰队1858年袭击岘港，开始对越南的殖民侵略。1884年，法、越签订了《顺化条约》。次年，中国清朝也不得不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越南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法国殖民者的统治下，西方资本主义新学动摇了儒学的一统天下。科举考试也随之改变，考试内容一方面加入法语、越南语和越南、全球历史地理、时事、格物等内容，另一方面停止诗赋和减少儒家经典、中国历史等考试内容。[30]越南科举制发展到后来也暴露出不少弊病，中国戊戌维新的改革风潮也影响到越南，特别是原先与越南唇齿相依的科举制的大本营中国，于1905年忍痛将科举断然停罢后，越南科举更是唇亡齿寒，内外交困，日渐丧失了生存的基础。1906年，越南成立了教育改进委员会，新型学校纷纷创办，逐步取代了传授儒学的科举教育。到阮王启定四年（1919年），越南举行了最后一科会试，取中23人。此后，科举制度在越南和东亚历史上终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越南是世界上科举制度的终结地。

五、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影响

除了日、韩、越三国或长或短实行科举制之外，处于东亚地区的小国琉球也曾实行过科举制度。清代琉球的学校“讲解师”的来源是“久米内大夫、都通事、秀才诸人中择文理精通者”。[31]学校的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主，生员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缙绅子弟年十六以上者直接选送，另一类需经过考试，如“外府布衣子弟则由法司考取俊秀始得入学肄业”。学习制度也十分严格，每月考试一次，或“四书”文，或五言四韵六韵诗，“其勤学而诗文佳者升为学长，以次入仕籍”[32]。当然，琉球所实行的只是初级的科举，基本上仅相当于明清中国科举中的府州县试。但因其地域狭小，人口较少，这种考试制度也属于科举制的一种形态。可见，科举在当时的东亚世界具有一种“普世化”的趋势。12～19世纪，中、韩、越三国连同琉球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东亚科举世界或科举文化圈。

近代以后，伴随着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西学东渐的大潮冲击着东亚的文明体系，东亚国家过去行之有效的教育和考试制度经历了衰弱、解体的过程。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指导下，东亚国家的教育不得不进行了脱胎换骨的转型，从东方型的教育制度几乎全盘转化为西式教育制度。然而儒家思想仍根深蒂固，传统文化的影响充分体现在“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等东西结合的方式中。部分归因于科举制度的运行，汉字与儒家文化得到迅速的流布，其深远影响至今仍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从世界范围来看，历史上东亚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区域，在教育与考试方面也具有鲜明的特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日本、高丽、越南、琉球等国的人士向中国辐辏，中国的儒家文化则向周边辐射。从公元7世纪至17世纪的一千多年，中国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曾广泛地影响过东亚诸国，东亚国家文化教育的“国际化”实际上便是中国化，以至形成了古代汉字文化圈或东亚科举文化圈。科举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在近代以前，其影响主要是在东亚地区。部分是由于科举传统的延续，东亚才演变形成了在世界上颇为独特的考试文化圈。科举时代形成的高度重视（甚至是过度重视）教育和考试的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大学招生和其他社会生活中十分倚重考试。着重以考试成绩作大学招生的主要依据，成为东亚高等教育区别于西方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

解脱欧洲中心论的迷思，用多样性的眼光来观察东亚世界，我们便可看出科举制在古代东亚世界扮演着一种重要的角色。东亚国家和地区重视考试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现象。虽然日本的科举在11世纪已完全异化直至消亡，但到近代以后，考试在日本教育和社会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将缺失的一环补上，形成了完整的东亚考试文化圈。在此考试文化圈中的国家，民众高度重视教育并倚重考试，形成了一种考试社会。考试社会是指重视考试、考试种类繁多无所不在、考试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的社会，或者说是考试影响举足轻重、从选才到评价都十分倚重考试的社会。大体而言，中国的大陆、台湾、香港地区，日本以及韩国等都具有某些考试社会的特征。

韩国因为也有深厚的科举传统，也形成了重视教育和考试的风尚，其程度完全可与中国相比。李穑曾说：

三韩人物之盛，虽不尽在科第，然由科第之盛，而一国政理之气象益著而不可掩矣。……所以荣华夸耀，耸动一时，使愚夫愚妇皆歆科举之为美，而勉其子弟以必得之。……是以熏陶渐渍，家家读书取第，至于三子五子之俱中焉。[33]

有的韩国学者认为，作为民族意识结构核心的现代韩国人价值观的形成，可以从儒教思想和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上来寻找。“在历史上积累下来的韩国人的欲望是做官，所追求的价值是荣华富贵。过去，通过科举考试求得官职才是荣华富贵的唯一途径。人们现在则认为应该同时满足致富欲和扬名欲，要致富就必须出名，要出名就必须要致富。”[34]从前，科举在韩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亚于科举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现代韩国人对教育和考试的重视程度与中国也颇为相似。

由于科举传统的延续，将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现代东亚国家和地区考试体系大同小异，可以说形成了在世界上颇为独特的考试文化圈。着重以考试成绩作大学招生的主要依据，成为东亚高等教育区别于西方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中国大陆废止统一考试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推荐保送直升办法一再出现异化，台湾地区多元入学制度改革出现许多问题，皆说明由于文化环境不同，在欧美一些国家行得通的大学招生办法，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却不一定能够顺利推行。

现代东亚各国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过度倚重考试的现象。日本有所谓“考试地狱”之称，中国人对考试的迷信程度比日本人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结果是出现考试领导教学或“应试教育”的弊端。同时科举时代形成的科名崇拜和科场迷信，对当今东亚学历社会的文凭崇拜与考试迷信也还有深远的影响。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科举制及其所衍生的科举文化虽有其消极成分，但它是古代东亚文明的重要构成内容之一。而现代东亚考试文化圈的形成，对东亚国家和地区避免教育与文化的全盘西化、保持世界文化教育的多元性而言，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本文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2]刘海峰：《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学术月刊》2006年12期。

[3]1996年，我在《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中提出“东亚科举文化圈”这一概念（湖北教育出版社，第115页）。后来发现，此前韩国学者也曾使用过“科举文化圈”的提法。参见韩国历史学会：《科举》，首尔：一潮阁，1981年，第192页。

[4]崔致远：《与礼部裴尚书瓒状》，见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编《崔文昌侯全集》。参见党银平：《唐代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文史杂志》2000年第6期。

[5]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十八《谢职状长启》。

[6]高明士：《宾贡科的起源与发展——兼述科举的起源与东亚士人共同出身之道》，《唐史论丛》第6辑，1995年，第68～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