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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内02（第1页）

第二章国内教师修养02

4。教学原则和方法

朱熹四十余年从事教育和著述，注意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指导教育实践，并总结出一套教学原则和方法。

第一，循序渐进。循序渐进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教学方法，但首先提出这一概念的却是朱熹。在注释《论语》“下学而上达”时说：“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61]此外，朱熹认为为学进德“不可求欲速之功”[62]，而应当“学以渐而至”“积少成多”。那么，如何实施循序渐进法呢？朱熹认为，应该“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远者大者”[63]。即教育者应该由近至远、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已知到未知、从具体到抽象、由下学至上达，依序施教。朱熹断言，只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德教方法，即使是材质愚钝之人，也可成才。

第二，启发诱导。朱熹继承了孔子和《学记》中的启发诱导思想，认为教师要善于启发诱导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学生发现疑问，教师引而导之，最终达到春风化雨的功效。朱熹认为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教师教学要突出重点，引导学生领会大道理，这样才能开阔思路，触类旁通。二是教师教学要少而精，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三是教师教学要发人深省，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学生发现的问题越多就意味着学生的进步越快、越大。“读书无疑者，须教者疑”[64]，就是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有疑者，却要无疑”，则是引导学生解决问题。

第三，博学与专精结合。朱熹认为，为学应当从博学开始，使博学与专精结合起来。他以盖房子为例，说明博学就是打好宽厚坚实的基础，没有广博的基础就难以专精。他强调的博与专是主张在博学基础上的专精，以专精统御博学，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朱熹本人就是博览众学、专一精深的大学者，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他作为宋朝著名的诗人、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佳作。

第四，温故知新。朱熹继承了孔子“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主张，并且又对“温故知新”做了新的发展。朱熹说：“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65]“温故”是将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转化为技能，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朱熹把“温故知新”当作一条重要的原则，“温故又要知新，唯温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为人师”[66]。朱熹把“温故知新”当作一条重要的原则，既重视时习温故，又重视探索新知的思想，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第五，因材施教。朱熹不仅赞赏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而且身体力行，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并有所发展，对后世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主张学生8～15岁以前为“小学”阶段，15岁以后为“大学”阶段。“小学”教育要以教人做事、躬行实践为主，并要进行相应的道德思想教育。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大学”教育的任务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对于大学的教育方法，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这一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朱熹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采用了3种教学组织形式：第一，升堂讲学。类似今日的学术报告或讲座，一位教师是要面对一定数量的学生。第二，讲论答疑。类似今日的辅导答疑。在讲论中学生可以随时提出各种问题，或由教师回答，或由师生共同讨论得出答案。第三，抽签自讲。类似今日的抽签口试。学生按照所抽的问题进行讲论，然后教师进行总结发言。

这三种教学组织形式，一方面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便于学生抓住难点和重点；另一方面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5。在教育过程中要坚持正面引导与“法度防禁”相结合

朱熹认为，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应注意正面引导，通过说服教育提高其道德自觉性，不能片面强调“法度防禁”的作用。如果只是生硬地用规章制度去压制，学生的自觉性不提高，那么即使规章制度再严密也是防不胜防。当然，朱熹主张以积极引导为主，也并不是不要规章制度。他强调积极引导并主张采用合理而严格的规则，认为学生长期受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就能养成一定良好的道德习惯。

（四）“谏师”和谐

明代中叶的王守仁反对传统的师道尊严，而主张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极力提倡学生“谏师”。

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人称王阳明，浙江省余姚市人，明朝中叶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主张从“致良知”入手，通过教育，把个人的私欲灭掉，保存其固有的天理“良知”，培养人完善的道德品格。王守仁从“致良知”出发，在教师修养方面提出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

1。强调以身作则

王守仁主张教师首先必须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在品德方面要以身作则，才能为人师表。他说：“古之教者，莫难严师。师严道尊，教乃可施。”[67]他本人不仅严格要求学生，而且以身作则，公开向学生表态：“诸生责善，当自吾始！”[68]说明他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去做。又说：“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69]即有错就改是教师十分重要的修养。

2。倡导知行合一

王守仁强调学习要“知行合一”。“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他认为知行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70]教师传授知识给学生，应教学生以真知，注重培养学生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学习习惯，使其学业水平不断提高。

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也是教师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一方面强调学习道德知识、提高道德素质的自觉性；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以道德知识、观念作为行为的指导。

3。注重教学方法

王守仁批评不顾学生身心特点、束缚和压抑学生身心发展的封建传统教育，主张学生在愉悦的学习情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他常以婴儿长大成人、树木由小变大等事例为喻，教导弟子在学习中循序渐进；又极力倡导因材施教，认为教学如同植树浇水一样，须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相应地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即“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71]。

4。重视独立思考

王守仁认为教学是要引导学者“各得其心”，学习贵于“自求”“自得”[72]。主张教师学习应有质疑的精神，在教学中不要迷信书本和前人的定论，要培养学生自求自得、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73]王守仁这种在学业上反对盲目崇拜名人，敢于坚持自己创见的治学精神，在当时具有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5。提倡学生“谏师”

王守仁认为，传统的“师道尊严”“师权为上”的思想束缚了学生全面、自由地发展，主张建立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他提倡学生“谏师”，学生要敢于对教师直言相谏，教师也应欢迎学生的批评，这样可使师生双方都能得到提高。当然，“谏师”要讲究方法，要正直而不可以冒犯、委婉而不可以隐瞒，即“谏师之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74]，提倡学生正直与直率地对老师直言相谏，但前提也要尊敬老师。王守仁的“谏师”教育思想，对于现代教育如何创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启示颇大。

（五）经世致用

明末清初（17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大动**的年代，封建君主专制已发展到了极点，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进步教育的思潮。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教育家们激烈地批判束缚思想的科举制和八股文，主张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颜元等人。

1。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省衡阳人，晚年长期居于衡阳石船山，所以人称船山先生，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王夫之在长期的教育教学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教书育人经验，关于教师修养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教师的道德素质

第一，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重视道德实践。王夫之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和育人的功能，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王夫之认为教师既有“授知识”的任务，又有“正人心”[75]的任务，对社会风气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因为教师的任务如此重要，因此选择教师必须十分严格。王夫之要求教师不仅要树立高尚的道德观念，更要求教师要进行道德实践，能做学生的榜样。只有把高尚的道德观念付诸道德实践后，教师的道德素质才算得到提高。

第二，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王夫之认为，教师的言谈举止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应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道德品行，做到“正言、正行、正教”[76]。他写道：“立教有本，躬行为起化之原。”强**师要时刻以自己的模范形象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在思想、言行举止上处处要做学生的表率，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身先士卒。这样才能使学生的心灵受到感染，启发诱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第三，有恒心、耐心和爱心。王夫之认为，教师从事教育工作，应该有恒心、耐心和爱心。他曾说：“经纶草昧太虚，不贷于云雷丽泽，讲习君子，必恒于教事。”[77]教师对待教育教学工作要像园丁培育花草、农夫耕作田地一样，孜孜不倦，坚持不懈，倾注全部精力和心血。要求教师热爱教育工作，不应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名利，要甘于无私奉献。王夫之就是“恒其教事”的典范，其一生固守清贫，甘于奉献，乐于从教，广收门徒，从事教学前后长达四十年之久。

王夫之注重从学风的角度慎重地选择教师，他认为有两种人不能为师：一是能说会道，胸无实学者，偶有发现便如获至宝，自立为学说，满足于一知半解和一孔之见就忘乎所以，夸夸其谈，哗众取宠，要学生信奉他的观点和教条；二是读死书、死读书者，潜心苦读，把书读得滚瓜烂熟，但思想僵化，不能应用，生搬硬套，不知道深入钻研，自以为有学问，但不能举一反三、灵活运用。王夫之认为这两种学风不好的人背离了为人师者的基本治学精神，不配为人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