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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奔流 改革开放时代的教师与教学（第2页）

教师一面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革新，一面研究试验新的教学方法，探索如何提高掌握历史知识的效率，如何培养智力能力，如何激**感，如何发展个性……开始形成在各地，甚至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教学流派。[16]

“一期课改”的大幕就此拉开，呈现出一个个性多元、精彩纷呈的大舞台来。“广大教师对于历史教育的作用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认识”[17]，于是涌现出一批充满个性与思想闪光的教师。1989年5月，上海中学教师孔繁刚公开执教《罗斯福新政》一课：

听课的除了市历史教研员林德芳以外，还有市教研室副主任语文教学专家陈钟梁、著名英语教研员陈少敏等其他学科的教研员。临上课时，市教育局副局长张民生也赶到了教室。这节课上，我费了相当多口舌，介绍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时，形势十分严峻，几乎面临崩溃的边缘，他以当年战胜不治之症的坚忍不屈精神和顽强不屈的意志，抱着对人类的同情心，尤其对“压在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的人们”的关注，坐着轮椅来到民众之间，调查研究，了解下情，并通过著名的“炉边讲话”，用亲切的语言，开诚布公地向人民叙说国家的困难，解释政府的政策与措施，取得了人民的理解信任与支持……他在非常时期用和平手段将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公共”理念和政策注入美国社会，推行新政，实施国家、政府对经济干预，虽然没有改变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却实实在在改善了美国的社会状况。用罗斯福自己的话说，白房子还是白房子（在美国人的词汇中没有白宫，只有whitehouse，美国人心目中没有君主的概念）。但里面实现了更新换代，从而渡过了危机，经济复苏、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安定，并在“二战”后成为西方国家普遍采纳与实施的方针与政策，理论上也日趋完善与成熟，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他本人也成了继华盛顿的创建国家、林肯的挽救国家后又一位里程碑式的伟人——他发展了国家。[18]

**与思辨、历史与现实既交织出了作为历史教师的孔繁刚的教学个性，它又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经过十年积淀的上海历史教学的个性。

“一期课改”以前，上海只有一位历史特级教师——包启昌先生。经过十年课程改革，上海教育界多了十余位历史特级教师。这些教师或以思辨见长，或以板书闻名，或精于训练，或善于启发；有的师承名家，有的自学成才，有的立足上海，有的扬名全国。可以说是人人皆有所长，家家都有不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求全才，不求全人，能够令历史教师充分施展其个性与才能，并因此受到鼓励，正合上海历史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之风貌。

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位历史特级教师是朱正谊。朱正谊先生任教于上海回民中学。这是一所培养在沪少数民族学生的学校，朱正谊先生在“民族教学”方面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蜚声海内，并多次受邀前往云南等地传讲教学经验。1990年，他获得历史特级教师称号。但朱先生的治学并没有因此而止步。退休后，他虽然随子女侨居海外，但还时常在当地的图书馆阅读档案、书籍。某次回上海时，他特地致电聂幼犁教授，交流自己在海外图书馆的阅读体会[19]。可见，朱正谊先生平生治学的严谨。

孔繁刚为上海市第三批历史特级教师之一。他以“讲”而闻名，但却从来不会使人以为“保守”。旧故事在他的讲授中，经常能讲出新味道。还有，孔先生读书很勤奋，随身常带着记事本，读书见一事不知、交谈闻一言未闻则喜，随手记下。因此，他虽已年逾70，但与青年人交谈时，其观点新颖，思路敏捷，常为青年人所不及。孔先生又对历史事物有特殊的敏感，往往一事一课，皆有点睛之语。例如，20世纪90年代指导上海中学薛建平的《宋元时期的对外交往》设计时，有“马可·波罗用了20年了解东方，而欧洲用了200年来了解马可·波罗”[20]之语。

与孔繁刚先生同年获历史特级教师称号的还有蒋衍先生。蒋衍先生所长，一为板书，二为对教材“潜台词”的发掘。蒋先生板书精练整齐，可以说独一无二，而尤其令上海诸多老人念念称道的是，他能够“倒写板书”。据见过他讲课的老教师回忆，蒋先生上课时以右手食指、中指倒夹粉笔。讲课时，蒋先生面朝学生，一边同学生交流对话，一边将师生总结的内容随时写在黑板上[21]。在这一过程中，蒋先生不用回头，语毕则板书毕，且字字银钩铁划，每一行、每一列都整齐对应，令人叹为观止。蒋先生对教材“潜台词”的挖掘则是另一绝活。所谓“潜台词”，意指教材的言外之意和未尽之言。他能将教材因种种原因没有充分写清、写完的问题通过师生课堂活动做充分的阐发。退休后，他长期在上海市徐汇区指导青年教师。2011年，因病去世。在他住院期间，门生弟子前往探望者逾3000人之众。

20世纪90年代中期获得历史特级教师称号的有沈怡、华士珍等先生。沈怡先生多年从事高考、会考命题，擅长学生的能力训练与课堂提问设计。例如，关于19世纪7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问题，沈怡先生提问时加一“新”字，意蕴顿时不同。一字之差，学生的思考就从知识性、记忆性的思考转变为一个对中国近代历史做纵向联系比较的能力性思考。华士珍先生则长于讲述，对学生学习中的“负迁移”现象有特殊的见解。“负迁移”是指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新旧知识间的前后干扰。华士珍先生在探讨如何通过建立知识网络、抓住各种细节来帮助学生澄清概念、防止“负迁移”方面的贡献良多。他又是较早地将国外的“微格教学”引入教师日常备课的人。华士珍先生备课时，先用录音机将自己设计的每个教学片断录下，而后针对录音做逐字逐句的推敲。对录音中每一字的吐音轻重长短都要进行比较，然后逐片断地推敲文字、设计问题。[22]

20世纪90年代后期获特级教师称号的有钱君端、林德芳等先生。钱君端先生为包启昌先生的高足。90年代初，她在电视台讲授中国近代史电大课程，门生遍及上海。在历史教学方面，她精于引导学生的发问，将教学提问的研究从教师发展到学生，是一位在教学思想与实践上走在时代前列的教师。钱君端先生在上海敬业中学任校长多年，不仅不失学者本色，而且平易近人。曾有某位青年教师前往敬业中学拜访钱先生，他在校长室见到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太太正在低头拖地，还以为是学校工友，上前发问才知道所见正是著名的特级教师、学校校长钱君端先生。钱先生从事教育不仅重言传，且重身教。例如，在教室见到地面卫生不整，她从不加批评，而是手执工具自为清整，不发一言而让学生知耻。

除了特级教师群体，上海教学界藏龙卧虎，尚有不少“传奇人物”。前文所述钱昌明先生是其中之一，徐汇中学以史学功底深湛而和钱昌明齐名的黄晨敏[23]、南海中学专治影视历史教学的叶永广等名家也常被同行津津乐道。有些至今仍活跃于教坛，在各种刊物上也常见他们的文章。

20世纪90年代末，上海“二期课改”（第二期课程改革）启动，教育界也正在前一期课改的基础上开始思考未来教育变革的方向。1999年，《历史教学问题》第6期发表了市教研员於以传先生的《变是永恒——我看21世纪的历史教学》，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上海历史教学界对当下与未来的思考，解释了当时上海历史教师心目中的“适应时代潮流、培养未来人才”：

历史教学应当着眼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而不应斤斤计较于学生记住历史知识的多少……强调学习的过程比强调学习的结果更为重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对各种教学方法进行优化组合……还应当注重对学生研究问题能力的培养。

那么，学习过程的课究竟应该怎么上呢？1997年，新疆著名历史特级教师李惠军“转战”上海。在到达上海的第二年，他以一节《彼得一世改革》技惊四座：

1998年4月19日是上海市进才中学的教学开放日。这一天，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主任孙源清和上海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林德芳进了他的教室，要求听一节常态课。这节课讲的是彼得一世改革。遇到两位专家前来听课，李惠军恰好前不久读了俄国人写的一本名为《蜕变的俄罗斯》的著作。于是想从地缘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和现代化角度展开论述。讲课伊始，一切都非常顺利。正当他神采飞扬地准备深入分析这场改革性质的时候，意外情况突然发生了。一个学生在回答完关于这场改革的迫切性后，却意犹未尽地抛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我认为从彼得一世的主观愿望来说，就是梦想把俄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内陆国家变为开放的、强大的海洋国家。你非得把改革的话题引到资本主义性质还是农奴制性质上去。我认为彼得一世压根就没考虑这个问题，这些性质都是后人赋予他的，这个东西没有意义。李老师，你看我的观点怎么样？”这个问题因为太突然，李惠军老师并没有做好准备！于是，他决定将这个问题交给同学进行交流讨论，没有想到，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了：问题抛出后，同学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同学们争得面红耳赤，教学节奏和预设流程开始失控。李老师想把学生牵引回自己的教学流程上来，建议学生停止争论。这时听课的孙源清和林德芳暗示，建议让学生继续讨论。就这样，一直到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还没有争出个结果。李老师非常沮丧，难为情地向两位专家表示了歉意。然而，孙源清主任的答复却给了李老师积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探索的勇气：“这是一节体现了课程改革精神的好课，表面上看，你的设想没有完成，但是，学生却在进行着思考。学者可以讨论改革的性质，难道就不允许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吗”？1994年8月，全国历史教学研究年会在河南南阳召开，根据林德芳老师的建议，李惠军老师原汁原味地把这节课进行“还原”，请上海市电教馆进行录制，作为反映上海历史课程改革标志性的课，送年会展示研讨。在这次年会上，李惠军的这节课遭到了专家和老师的普遍质疑。就连与会的上海专家也从课堂教学的规范性、教学目标的达成度、教学内容的完整性和教学效果的有效性等角度对这节课进行了猛烈的批评。甚至有人说，这节课不仅不能代表上海的教学改革方向，而且是对上海教学改革方向的曲解。还有老师开玩笑地说，李惠军老师的这节课最大价值倒是可以作为失败的案例，供大家总结教训，引以为戒。只有极个别的人从“教材中心”还是“学生中心”的角度一分为二地指出了这节课的些许“亮点”。[24]

应该说，这样的课堂在20世纪末极为少见，不过，这样一次走在理论之先的实践受到广泛质疑并不让人意外。但时过境迁，听过这节课的教师谈起尚津津乐道，公认李惠军先生于其时开风气之先。

在此背景下，研究性学习、基于史料的教学、史学方法论教学进入教师们的视野。

上海的“二期课改”早于教育部的有关文件[25]引入“研究性学习”，且上海的“二期课改”先于全国“新课程改革”，历史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也就率先于上海实验展开。

在最初的几年里，像后来许多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地区一样，上海的不少历史教师首先将研究性学习理解为教学形式的改变。在各种公开课上，历史剧、小品、辩论、海报、漫画、主题讲演、历史小论文等新的课堂形式层出不穷。但因此也难免忽略对历史本体知识的关注，导致其他省市历史教学界一度对上海历史教学有“搭花架子”的看法。但实际上，这些探索一方面对于深入了解不同教育形式有很大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使上海历史教师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为此后能够专注于历史本体知识的挖掘，乃至在更广泛范围内进行教学实验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2003年，《历史教学》杂志连载了聂幼犁、於以传撰写的《中学历史课程研究性学习理论与目标纲要（讨论稿）》[26]，从21世纪初上海百余个研究性学习案例中精选了九个，分为“问题式”和“主题式”两大类进行探讨，并对这九个案例做了详细的评点和解说。至此，上海的研究性学习已经基本摆脱了形式层面的束缚，与历史本体知识发生了紧密的结合。作为一种学习方式，研究性学习和接受性学习一样，能为教师信手拈来，在课堂上灵活地运用。以在上海的积累为基础，聂幼犁先生在此后两到三年中连续发表了十篇针对全国各地研究性学习不同案例的分析文章，推广和普及了研究性学习的观念影响。

基于史料的教学方面，由于多年来上海高考有意识地在命题中引入史料，因而早已引起教学方的注意，且形成了较好的基础。上海市教研员於以传先生则在各种会议、讲座以及教研室命制的调研卷中推动教师对方法论教学的关注。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新世纪历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后期，聂幼犁先生先后在《历史学习》《历史教学》杂志连续发表高考试题评析，这些评析虽然围绕试题进行，但是对教学深具启发。以聂幼犁先生的研究为基础，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彭禹在《智慧课堂：史料教学的策略与方法》[27]一书中对课堂中应用史料的方法做了较为系统的解说。

进入21世纪后，孔繁刚、钱君端、蒋衍等前辈特级教师相继退休，教坛最为活跃的领军人物，当推凤光宇、周靖、李惠军三位先生。

2006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建立了由历史特级教师凤光宇先生主持的“普教系统历史学科名师培养基地”，2008年又建立了由特级教师周靖主持的“高中历史学科德育实训基地”。李惠军先生亦在普陀区主持“李惠军历史特级教师工作室”。

这些基地或工作室不定期地邀请高校历史教师前来讲座或是与学员座谈，有的聘请许多高校历史教师作为基地导师。以凤光宇先生主持的“普教系统历史学科名师培养基地”为例，自建立后，除邀请聂幼犁、庄韵勤、李月琴、刘善龄等高校专家担任导师外，仅2009年的第二学期便有七位高校教师或研究所专家在基地开设讲座或者座谈。这些活动既令未能进入基地或工作室的教师欣羡不已，也对高校与中学之间增进了解大有帮助。

另一方面，基地主持者对学员的专业成就产生了重要影响。仍以凤光宇先生主持的基地为例，凤光宇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即以情境教学的教育思想而闻名。进入21世纪后，凤光宇先生又率先将乡土史与研究性学习结合。2002年，他荣获历史特级教师称号。在他主持下的基地以“实践培养、分类提高”为宗旨，对学员做个性化的诊断分析，既导之以讲座、课程，又辅以训练、探讨，受教者称之为“手把手”的指导，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学员出师后，自然就能处处可见导师的人格与思想的影响。

除市、区教育机构设立的基地或名师工作室外，另有一项别具一格的民间活动，即“名教授与准名师零距离对话”。这一活动是由孔繁刚先生发起的。

孔繁刚先生在2004到2012年期间曾担任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在他担任副会长期间，每年上海高校历史学会的年会，他都会代为邀请一批中学历史教师参加。一方面是希望促使中学历史教师接触研究前沿，另一方面也希望增进中学与高校之间的了解。2007年上海世界史学会年会召开时，他就有了以某种不同于一般讲座式的活动来促进高校与中学历史学界沟通的想法。这个想法甫一提出，就得到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王克梅女士的赞同，并且得到了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响应。2007年11月，举行了第一期活动，到2013年共举行了七期，共有二十余位高校历史教师、两百余人次中学历史教师参加。

每次活动必选择远离市区的地方进行。其宗旨，意在使参加活动的历史教师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功利的教育，重返历史的本真。

每次活动必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讲座，再是座谈，三是闲聊。其中，尤其以闲聊最为特别。活动的第一天晚上，中学教师可以三三两两到大学教师的房间去“串门”。第二天有半天的时间自由分散活动，仍是以每位大学教师都与几位中学教师自由搭配，或信步而行，或闲坐品茗。虽然聊天无主题，但内容极为丰富，有问有答，且有争论、有商讨，颇有亚里士多德“逍遥派”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