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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奔流 改革开放时代的教师与教学（第1页）

三、奔流：改革开放时代的教师与教学

经过十年的动**，上海历史教坛面临着拨乱反正、“组织队伍，重新起步”的任务[1]。

拨乱反正之初，上海历史教育界主事的三所机构、五位新老人物举足轻重。

这三所机构是上海市教育局教育研究室、上海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主事人分别为上海市历史教研员林德芳，上海教育学院沈起炜、林丙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陆满堂、金相成。

林德芳与沈起炜已见前文。林丙义与陆满堂却是两位“新丁”。林丙义少沈起炜30岁，于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虹口中学执教。为师诙谐不经，好讲笑话。60年代初的风气下，上课少约束，他曾一个学期只从德国闪击波兰讲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后，学生贴大字报批斗他上课时讲笑话太多、忽视政治教育，林丙义因此颇吃了些苦，幸运的是当时的上海“武斗”风气不盛，不至于挨打[2]。“**”结束后，林丙义调任上海教育学院。

陆满堂，1934年生。1951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是华东师范大学建校时的第一批教师。起先他承担世界古代史研究及教学，并被派大连随苏联专家学习过两年；中苏关系恶化后，被迫转入中国史专业；到“**”开始，学校闹“革命”，办公室无人看管，系里又安排他管理办公室。一转眼到1978年，已经是44岁步入中年的他，因为系里建立历史教学法专业的需要，又转到这一全新领域。金相成是陆满堂的学生，1958年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留校工作。同样的几经辗转，也与陆满堂一道进入历史教学法专业。工作上的变动，完全出于集体的需要，无关乎个人兴趣、特长与学术背景，这是那个年代里教师的普遍命运。上海历史特级教师孔繁刚也曾在“**”期间先后被学校安排教过英语和政治。随着权力对个人命运的干涉渐少，陆满堂与金相成自此一直从事历史教学法研究，直到退休。

其时，上海教育学院主持教师培训，华东师范大学主持教学理论研究，而教研室总其事。在教育第一线上，上海毕竟家底雄厚，虽经时间、运动的双重冲击，但一批史学与教学功底深厚的教师还留在教师队伍里，且又不断有新血加入。几年时间里，人人奋发，各方通力合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大河奔流的局面。

与一般高校以承担学术研究为主要职责不同，上海教育学院建立的初衷即是为中小学教育服务的。因此，教育学院的资料室常年向全市中小学教师开放，教师借阅资料的便利有时超过上海图书馆。于是，很多爱看书的教师到了周末或是在平时进修的时间，就来上海教育学院的图书馆看书，而且还能经常就日常教学中的一些体会和疑惑与教育学院的教师们交流，不少中小学教师因此而与上海教育学院的教师终身相交莫逆。

华东师范大学原没有历史教学法研究方向。从建立这一新专业后，陆满堂与金相成师生二人用了两年时间，从吉林到长春，再一路南下广州，一是沿途拜访各地教学法研究的老前辈，如长春薛虹、北京赵恒烈等；二是联络各地同行，推动1981年在北京创立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三是采风当时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与中学教师建立友谊。

林德芳作为市教研员则独出机杼。他不搞运动，不下命令，专心于发掘有个性的历史教师与组织研讨各种问题，使有所长者可以发挥，有不足者在研讨中进步。以一事为例，包启昌先生提出“一课一个中心”，被广大教师广为接受。当时教学界对“中心”的一般理解是：只有事件才能作为“中心”。但上海中学的孔繁刚老师向林德芳提出：人物能否成为设计的“中心”？林德芳反问：能否上一节课来看？于是便组织了一次市级的公开教学观摩，由此在上海开始多出了以重人物教学为特色的“孔派”一脉。对于教学中常见的一些弊端，如死记硬背、照本宣科等，林德芳并不作直接的批评，而是默默记下，待机缘适当，便组织“历史课怎样讲故事”等讨论，使身居其中者自然而然地受到感染，产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1979年底，在林德芳、陆满堂等人的发起下，上海举行了中学历史教学专题讨论会，到会的有上海历史教师242人、上海高等师范学院的有关教师、外省市14所师范院校的27名代表。这次会议上主要讨论了：（1）中学历史课中的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即所谓“双基”）教学及训练问题；（2）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3）启发式教学问题。[3]由这三个问题的讨论，完成拨乱反正，使历史教学关注的问题回到正轨。

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较重视“双基”问题。在此背景下观察教师在课堂中的行动，大致可由四个部分构成：教师讲述、组织学生研讨、书写板书、使用教具。这四方面各有突出的代表人物。

1982年，上海教育学院林丙义发表了《我对中学历史教学中几个问题的看法》，主张“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用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来讲解历史知识，即使‘一讲到底’也无可非议。只要教师讲得正确、具体、生动，有条理，逻辑性强，就能启发学生思考，就是‘启发式’”[4]。在“启发式”大行其道，“讲述法”几乎被视为等同于“灌输式”的年代，这一主张颇有一些逆潮流而动的味道。但是作为一篇来自高校的论文，却又给教师们继承传统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正确、具体、生动，有条理，逻辑性强”，能启发学生思维的讲述也就一直得以作为上海历史教学中重要的一种风格保留下来。当年特别长于讲述，且以此闻名的有闸北中学的任霆、市西中学的吕登来。

任霆，人如其名，声音如雷霆震动，语言精练而譬喻生动，不但震人之耳，而且能动人之心。1982年，任霆讲授《巴黎公社》一课，说到公社成立的场景时，说道：

整个会场就好像一个欢腾的海洋。人们激动不已，你看，士兵们用刺刀挑着军帽在挥舞，千万人群从窗口挥动洁白的手帕，所有的人都在尽情地欢呼，所有人的眼睛里都闪着泪花。巴黎人的心很少有这样激动过。这一天，连盲人也能看到光明。混在群众中的梯也尔的暗探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到凡尔赛报告说：“整个巴黎是一条心。”[5]

比起任霆先生的**澎湃，市西中学的历史教师吕登来则是另一种类型。他史学深湛，尤擅长以生动的故事化难为易，不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闻名上海历史教学界，即使放眼全国也可谓首屈一指。他曾经应邀编写过《秦汉历史故事》《甲午战争的故事》《鸦片战争的故事》《人民英雄纪念碑史话》等多种历史普及性读物。他的文笔生动有趣，很受读者的欢迎。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的这些小故事全凭一本书一本书地读出来，正如裴松之所谓“众色成文，兼采为味”。他的课堂一如其文，生动活泼，即使时光流逝了几十年也丝毫不觉乏味。吕登来将在课堂中运用的小故事谦逊地命名为“小零件”，例如：

蒙哥马利描写当时（二战爆发初期）的情景说，张伯伦政府“在这一段时间内，唯一采取的行动，便是对德国不时进行所谓轰炸，使用的武器不是炸弹而是传单。假如说这就是‘战争’的话，那真是只有天晓得”。……当时人们讽刺英国，说英国空军对德国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纸弹”。[6]

这个“小零件”是他用来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英法联军是如何在绥靖政策的驱使下按兵不动的。这样的小故事在他的课堂中层出不穷。陆满堂回忆起吕登来上课的情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站在那里，上海话声音重得不得了，小故事是一个接着一个，台下的学生笑声不断。”

对于讲还是不讲、怎么讲，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红旗中学的谢介民先生就认为不应该“一讲到底”，而应是“以讲为主”。[7]进而甚者，则是最大限度地舍去教师的“讲”以学生的“议”为主。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当推钱昌明先生。钱昌明先生在历史教学界的“圈内人”中，以极为深厚的史学功底而闻名。他是太平天国史专家，退休后在上海老年大学讲授近代历史，以精彩的讲述和深厚的功底大受欢迎。但他在中学里，却不大在课堂中展现这方面的才能。20世纪80年代初，他配合育才中学整体的教学改革，在课堂中进行了“读”“理”“练”三段教学法的尝试：

“‘阅读’阶段，是学生学习的开始，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或组织学生议论来帮助学生理解，‘整理’阶段，教师以启发、点拨、归纳的讲述，和学生共同整理知识，对教材内容进行穿线织网，使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基本结构，‘练习’阶段，就是以多种形式的练习，进行口头和书面的操练，让学生在训练过程中运用知识，发展智能。”[8]

板书的设计书写首推郝陵生[9]。他擅长纲要信号法教学，以精心设计的提纲式板书，帮助学生形成对历史的有框架、成结构的认知。他所设计的板书提纲，被北京的教学法专家赵恒烈教授评价为到达了“美的境界”。下面的两张图[10]或可对赵恒烈何以评价之高略窥一斑：

图1

图2

郝陵生的板书设计原则是“宏观要清楚，微观要严密，宏观、微观要联系”。先在单元开始时绘制出图1，以建立宏观的历史知识框架，再在框架内的每一个局部放大为图2的形式。在恢复高考、重新重视“双基”的年代，这一做法可以说是行之有效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耕华就曾是郝陵生先生教学的最早受益者之一。1979年高考前夕，当年的青年工人张耕华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夜校补习。在每天2课时的短短一周里，作为夜校授课教师的郝陵生完成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这六大板块的系统复习。[11]

此外，石化一中的蒋伟老师用大量业余时间制作了**式活动地图，为当时自制和使用教具的代表人物。自制教具、挂图都是现代多媒体技术应用以前教师丰富课堂的必备之物，保留下的实物很少见，我们只能从下面这样的文字实录中大致猜想当年**式地图的样式以及教师制作的辛苦：

（挂出《淝水之战示意图》）……谢安先命令一名水军将领带领五千水军，从淮河逆流而上，去增援寿阳，还未到达而寿阳已经失守，被迫在硖石扎下营来，等待救兵。（**插片，图上出现晋军逆流而上进驻硖石的活动路线）寿阳城里的苻融晓得已有晋兵来了，他一面派兵包围了硖石，（抽去插片，图上出现秦兵包围硖石的包围圈）一面派一将领率领五万军队挺进到洛口，并在洛涧西岸修了一条工事，以阻止东晋的主力部队。（抽去插片，图上出现秦兵进军洛口的箭头和防线）……[12]

从1978年开始，上海师范大学的部分研究人员在上海市政府、市教育局的支持下着手进行教育和课程的整体改革实验[13]。在经过十年的改革准备和数据积累后，上海于1988年开始了教育和课程的整体改革，称为“一期课改”。相比十年前，此时的上海教学已经完成了人员与经验的积累，无论是教学理论还是教学实践都已经日臻成熟，足以承担起改革大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黄慕洁统计1979年以后十多年里出现的历史教学方法，一共有72项，其中上海提出的就占了12项，居全国之冠（第二名是北京，共7项）[14]。郭景扬[15]则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