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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流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师与教学（第1页）

二、合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师与教学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鉴于民国时期教育发展十分不足，而且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被蒋介石带往台湾，因此新时期教育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为国家建设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为了这一目标，20世纪50年代初期，各中学里的大批教师被抽调以充实大学，有的调任后直接担任系、所主任。当时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在一年之内被调往大学的教师就多达6人。在这场大潮中，南洋模范中学的沈起炜也被调出，进入了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后与上海市教育行政干部学校、干部文化学校和自学广播学校合并为上海教育学院，1998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成了一名大学教师。

这种情况各地皆有，带来的直接影响差相仿佛。

当时，国内各大名牌中学都经历了一次教学岗位大洗牌，历史教师队伍里原有的精英几乎尽失。当时南洋模范中学校长私下里抱怨说：“学校好比是一碗馄饨汤，现在把馄饨全都捞出去，就只剩下汤了。”[1]

对于仍留在中学的许多历史教师来说，不能预期进入大学，难免会“望洋兴叹”“心灰意冷”，于是有的中学教师就提出了达到一定水平就应该送到大学去工作的主张[2]。在他们看来，这场教育界人员大变动不同于以往的个人选择，变动者不再有回流的可能，不变者亦几乎此生无望。因此，从中学到大学就不再是普通的“跳槽”，而成为了一种“升迁”。

教育环境的变化尚不止于此。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善教育，政府建立了许多新学校或是扩充了原有学校的规模。由于原有的大批教师被调入高校，从而导致基础教育界师资奇缺。与此同时，上海大批的外资企业撤出中国，原来的国民政府又留下许多不能进入新政权的公务人员，许多人一下子涌入社会。于是，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进入中学，而且大多数担任了历史教师，造成了当时历史教育界从业者之来源复杂远逾今日之想象。从他们的知识背景来说，既有科班出身，也有半路出家；从入行前的社会身份来说，既有知识分子社会贤达，也有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转业人员等。正如江河奔腾、泥沙俱下，而鱼龙混杂，难以区别。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的历史教研组长鲍文希在1957年《历史教学》杂志组织的一次笔谈中回顾说：“师资的来源，除了师范大学及师范专科学校培养为数寥寥的专业教师外，其他就饥不择食地东拉西扯，有转业人员，短期师资训练班，还有家庭妇女及失业人员。”[3]

当然，这部分从业人员中也不尽是缺乏历史学素养者，也有学历相当高且文化素养相当丰厚的人，用藏龙卧虎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市西中学的一位教师原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市东中学的某历史教师是民国时期的上校，曾进过庐山高级军官培训班。他的上课很独特，常常是目视天花板而不看学生，但平淡语气下娓娓道来却让学生听得兴高采烈。[4]虹口中学的历史教师曹雪松更是民国时期极为有名的剧作家、名演员。他不仅创作了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本——《三姊妹》，而且三四十年代脍炙人口的《王先生》（叶浅予原作漫画）系列电影剧本也是出自他手。他本人在影片里还担纲主演王先生的搭档小陈，可以说他在民国后期的上海是无人不识。2008年，香港文汇出版社还出版了《曹雪松电影剧本选》以为纪念。

随着人事的大变动，接踵而至的问题就是教研。据沈起炜先生回忆，上海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开始市教研活动的地方。虽然未经书面可靠材料确认，暂且置之待考，但是上海早期的历史教研的确是很有特点的。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教师群体是一个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圈子。没有独当一面的本事，要得到圈内人的认可是很难的。被安排什么教学任务，常取决于教师的专长。在教学方面，教师很少相互交流，听课的事情更是非常罕见。沈起炜在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任教时，虽然和另外两位历史教师很相熟，但在相处的几年中相互之间没有听过一次课，各自的教学风格，只是从闲聊或是从学生的口中得知。

新中国成立后，情形自然有所不同。首先，当时广大教师需要尽快学会如何在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次，对大量“外行”的基础培训迫在眉睫；最后，当时的新式学校不再允许教师各行其是，每个教师都必须完整地教完一个阶段的全套历史课程，即使是从事教学多年的老教师也不得不通过教研来“补缺补差”。

这三个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起，催生了最初的历史教学研究。简言之，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统一教学思想、促成教学实践趋于一致的过程。于是，各学校成立历史教研组，各地成立教师进修学院，组织历史教师进行集体教研与集体备课，以宣讲、研讨等不同的方式，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自上而下地贯彻国家的教育宗旨。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教学风气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对历史教材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二是大量地引入了苏联的历史教学经验。

对历史教材的关注程度，可从一位教师于1956年在自己的教学体验的描述中见到[5]：

狂热的信念逼迫我五次十次地去掌握课文中的事实与思想。当我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跟课文中的思想和情感一点一点地吻合为一的时候，我便触摸到下列境界了：课文中的思想正是我自己想说而说不出或说不全的思想，我自己原有的思想情感完全融化在课文里了。这样到了课堂上，我虽然口上所说的话还是课本上印着的话，但不同点是我的教语已经包孕着课文中的思想和情感，也倾注了我自己的思想情感了。

……

我们要竭力防止脱离开课本上正确的思想情感，而主观向学生散布一套自己对历史事变的体会，这样在我们的思想尚未完成的现阶段，便可能以一些残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情感毒害了青年，这是必须注意的。

这位教师的描述当然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6]。但是，类似的教材观被广为接受。在此基础上，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研究成为历史教学研究的主流。

对苏联的学习也是20世纪50年代历史教学界的一大景观。50年代初，大批苏联专家将苏联的教育经验，尤其是苏联的教学法带到了中国，并有相当一批苏联教育学和教学法著作翻译成了中文，凯洛夫、卡尔曹夫成了当时中国历史教师耳熟能详的名字。虽然“学苏联”的潮流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但是却给此后的历史教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如对知识系统化的强调，以教材为中心的思想，教学目标、重点难点的教案书写框架，背景、性质、过程、影响的分析套路等，无一不是出自当年苏联专家的传经送道。[7]“一堂课一个中心”的教学设计思想即可溯源于此时。195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夏禹文翻译的苏联瓦庚著的《苏联中学高年级历史教师的备课》。当时的一篇文章[8]是这样介绍本书中的这一观点的：

每一堂课都有它的基本思想教育内容。一堂课的基本思想内容应该是只有一个，其他部分应该在教材的内在联系上思想联系上归结到这个基本思想内容上来……思想内容应该是从教材“所叙述的历史现象的本质、规律性、原因、结果、意义和评价”中具体地拟定，再根据这基本思想内容有重点有主次的选择和组织。[9]

在不同的地方贯彻国家的教育宗旨时，可能会遇到各自不同的情况。例如，上海就遇到了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主事者并不能完全服众。当年上海的第一任市教研员李家骥，新中国成立前曾去过延安，后来又辗转回到上海。沈起炜先生回忆时称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相当好”，陆满堂[10]先生则称赞他“讲课深入浅出，极有**，最擅长把深奥的理论讲得简明扼要”。可以说，他是主持上海市历史教研活动与历史教师培训的理想人选。但是，他的自身经历则受到了一些同行的批评。有人认为他没有留在延安是意志不坚定的表现；也有些比较旧派的教师并不觉得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好就是什么大才能；还有些老教师对他的史学造诣不太服气，甚至有人写信到市教育局要求更换讲课人选。因此，有的教师批评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海的教研活动是“教育局很少领导，流于各自为政的状态”[11]，乍一看来与当时搞得轰轰烈烈的集体教研面貌很不吻合，但是内里未始无因。

第二个问题，则是语言的障碍。当时上海的历史教师大多来自苏州、宁波与上海三地。在进行区、市教研活动时，大家多以本地方言交流，对在场的南下干部来说，颇有诘屈聱牙之感。因此，历史教师在讨论问题时出现偏离主题或者各说各话的情形，主事者很难定夺，更不用说在一片纷纭中指引方向了。

第三个问题，是缺乏对培训者的培训。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新入职的历史教师的主要培训方法，是组织他们参加教师进修学校的补习班。补习班按照唯物史观将历史知识系统化讲授给培训者，受培训者又往往照搬培训课上的内容回到学校里去上课。这里面的问题在于，培训教师的马列主义知识也往往是出于自学，远没有几十年后经过反复锻造打磨后来得那么的完善和工整；在教学方法上，他们与新中国成立前的许多教师在中学上课时也没有多大差别。正因为培训教师的课往往会对被培训的教师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虽然当时新教师很多，但前一历史时期教学风格的影响并没有因此消亡。[12]

当然，也许在当时统一思想的过程中要面临的困难还不止这些，也许上述内容也不一定就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很显然地，20世纪上半期历史教学的遗风不可能立刻消除，而且还会在一部分老教师中有所保留。

这种保留在当时的直接表现就是老教师对历史教材不满，乃至谋求突破教材限制。1956年，新中国第一套部颁教材已经付诸使用。当时的情况是，既有如陈喜这样奉教材为圭臬的，也有对教材进行严厉批评的。1956年，《历史教学》杂志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历史教师进行教学笔谈，在七月号发表的教学笔谈中，参加者大多数是十五年以上教龄的老教师，对教材的批评措辞极为严厉，人人指称教材“脱离实际”。上海第五十七中学有三十年教龄的钱海一先生认为，教材“虽数十年的老教师非啃不知其味，新教师可能啃而不知其味，学生则更难于一啃”；上海向群中学、培明女中有十六年教龄的钱重六先生认为，“高中的教材尽可大力精简……记得三十年前商务出版的高中本国史很简单，而原编者吕思勉另出一部白话本国史，正适合了同学的要求”。天津第一中学有二十年教龄的韩时勉先生更主张应“允许任何教育工作者编写课本（当然要符合教学大纲），给以发表出版等等便利，不应用‘送审’办法限制。各学校可以随意选择使用。各种课本可以和平竞赛（着重号为原文即有）”。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最早的“一纲多本”的呼吁。批评之严厉，迫使编辑部不得不在八月号《笔谈·续》的说明中表态回应：“（个别人）对过去几年的教学改革和教材编写工作采取了一笔抹杀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显然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各地教师还是投入了不少精力学习苏联，钻研课本和教法，总结了不少的教学经验。上海在当时是历史教研的一大重镇，20世纪50年代上海教师共发表21篇历史教学论文（当时的教学类杂志很少），贡献了不少好的教学经验，这些经验直到今天仍不失其价值和启示意义。以下仅简要罗列：

1。以小说、传奇、诗歌中写实部分的片段以及图、照片、遗物作为史料进入课堂[13]。史料教学的某些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就已经在教学实践中使用，尤其是注重在提出史料前先对学情进行分析，也较为强调史料指向的一致，而反对使用那些可能导致与课本内容相异结论的史料。

2。通过历史分期与归纳基本线索加强学生对历史知识记忆的效果[14]。

3。通过尽量使用课本字句来帮助学生形成历史观念。[15]

4。对小组合作学习的程序、方法与效果进行总结。[16]对小组合作学习的运用与总结，同今天大致相同。

1957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多事之秋。先是1957年的反右，大批中学历史教学界的老教师被牵连。再是“大跃进”，教育当然也不能独善其身。总的说来，全国的历史教学进入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教研组的一次日常备课中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17]。紧张而亢奋的气氛，充斥着全国。这里摘录当时某篇《跃进决心书》[18]如下：

亲爱的中学历史教师同志们：

为了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使中学历史教学工作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为了把自己早日锻炼成为红透专深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按照多快好省、灭资兴无、厚古薄今、边干边学的精神改造自己，改进教学，特提出我们的跃进保证如下：

……

（五）在充分掌握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实际的需要，系统地学习史学的有关部分，系统地掌握住史学的基本知识，并随时随地吸收史学界新的科学成就，以提高业务水平。争取在一二年内能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并能胜任由初一到高三的各年级的历史教学，三五年内能教相近的学科一至二科（如政治、语文等）。

（六）在一二年内学完逻辑学、心理学，并能熟练地按教学法的基本原理进行教学，还要在这方面作出一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