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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2页）

[29]WangFan-sen，FuSsu-nien：ALifeioryand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2000；王晴佳指出寅恪和傅氏之间也曾有过一些误解和不快，见《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载《学术研究》，2005，第11期，91～148页。

[30]德国印度学的历史可参考VelentinaStaanIndologists：BiographiesofSIndiaihaSummaryonIndologyinGermanSpeakingtries（NewDelhi：MaxMuellerBhavan，1990）。eiris，TheWesterntributiontoBuddhism（Delhi：MotilalBanarsidass，1973），pp。81-161，中译本梅廼文译：《西洋佛教学者传》，113～202页，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则仅列出佛教学家，一些著名的印度学家如HenirchLüders，FranzBopp，RichardPischel等均未列出。

[31]有关陈寅恪佛学的学术背景有一些研究，如张国刚：《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210～220页。王邦维：《论陈寅恪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见同上书，365～377页。李庆新：《陈寅恪先生与佛学》，见同上书，378～406页。

[32]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载《历史语言硏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1969。

[33]原刊1933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文集》，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159～187页。我给引文中的著作加上了书名号。蔡鸿生先生对此文作了申说，见《仰望陈寅恪》，59～6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34]他其实是历史和语言交互为用，比如他所撰述的《从史实论切韵》则以历史方法来讨论语言史，从考察参与《切韵》讨论者出身的地域来看语言之变化。

[35]《陈寅恪集·书信集》，23～24页（1929年某月24日）。书信集编者把原文校刊学改为校勘学。

[36]《陈寅恪集·书信集》，158～166页。

[37]《陈寅恪集·书信集》，171～172页。

[38]梁启超：《印度佛教概论》，见《佛学研究十八篇》，《饮冰室专集》（七），4～5页，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

[39]这里Priusep是笔误，应为JamesPrinsep。

[40]20世纪早期有关阿育王铭文的译注包括：Vih，As＇oka：TheBuddhistEmperorofIndia（Oxford：Press，1920，3rded。）；A。er，As＇okaTextandGlossary，Vols。I-II（Oxford：OxfordUyPress，1924）；E。HultzsssofAs＇oka，sIndicarum，Vol。1（Oxford：Press，1925）；RadhakumudMookerji，As＇oka（London：Ma&Co。，1928）。

[41]TrumaheIiosoftheFourteesofAs＇oka。1：GerodudtheDialectoftheShuhbazgarhiandMaions，”JAOS，Vol。30，No。1（Dec。，1909），pp。77-93。

[42]F。W。Thomas，“Lesvivāsāh·d'As＇oka，”JA（May-June，1910），pp。507-522；SylvainLévi，“Vyuthena256，”JA（January-February，1911），pp。119-126。后来烈维再次撰文研究这一问题：SylvainLévi，“L'énigmedes256nuitsd'As＇oka，”JournalAsiatique（1948），pp。143-153。

[43]JeanFilliozat，“TheEnigmaofthe256NightsofAs＇oka，”inJeanFillozat，translatedbyMrs。R。K。Menon，StudiesinAsokanInss（Caldiaa，1967），pp。11-19。

[44]旅居英国的德国印度学学者缪勒，梵文学者FranzBopp的学生，专长在于吠陀研究和比较宗教学，但他一生即从未到过印度。他的传记见LourensP。vandenBosch，FriedrichMaxMüller：ALifeDevotedtotheHumanities（Leiden：E。J。Brill，2002）。吕德斯，早年专注于吠陀和《摩诃婆罗多》研究，后来转向整理中亚出土梵文文书。他先后在慕尼黑、哥廷根、基尔等大学受古典学和印度学教育，曾任牛津大学印度学研究所图书馆员，后任教德国罗斯托克、基尔、柏林等大学，并担任柏林科学院院长；其传记见ValentinaStaanIndologists，NewDelhi：MaxMüllerBhavan，1981。

[45]SergeElisséeff，“TotheMemoryofBaroa?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p。2-6。以及：E。Schierlitz，“InMemoryofAlexanderWilhelmBaronvonSta?l-Holstein，”MS，Vol。3（1938），pp。286-291。

[46]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47]莱斯戴维斯的演讲：Buddhism：ItsHistoryaure，NewYorkandLondon：TheKnicherbockerPress，1896，pp。203，210，214。Edwardze表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佛教也在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见Edwardze，Buddhism：ItsEsse，Ne;RawPublishers，1959，p。27。太史文也主张避免使用inalBuddhism这样的说法，见StepheheScriptureoenKingsandtheMakingatoryineseBuddhism，Honolulu：UyofHaress，1994，p。11。其他批判还包括DonaldLopezJr。，ElaboratioiheHeartSūtra，PriooyPress，1996，pp。99。AnthonyTribe&PaulWilliams，BuddhistThought：ApleteIntrodutotheIndianTradition，Le，2000，p。193再次指出欧洲东方学对所谓原始佛教的重建完全是误入歧途。

[48]日本学者20世纪初叶有关根本佛教的讨论：从1910年姉崎正治出版《根本佛教》开始许多论文都讨论了所谓根本佛教；譬如木村竜寛：《根本仏教より法華経まで》，载《大崎学报》79，1927，225～302页；宇井伯寿：《印度仏教史研究所感》，载《驹沢大学仏教学会年报》1，1931，27～41页；寺本婉雅：《根本仏教に於ける浄土教の起源》，载《日本仏教学协会年报》4，1933，1～94页。

[49]参见他一系列研究佛教思想史的论文，井上圆了：《原始仏教の根本的立場》上，载《思想》54，1926，46～75页；《原始仏教の根本的立場》中，载《思想》55，1926，24～51页；《原始仏教の根本的立場》下，载《思想》56，1926，1～35页；接着他又在同一年的《思想》杂志57（1～27页）、58（33～67页）、59（1～29页）期连续发表《原始仏教の縁起説》；在同杂志第60期发表《原始仏教に於ける“道”》一文（193～218页）；在《思想》第62期发表《原始仏教に於ける業と輪廻》（29～50页）；他在1932年出版《原始仏教の実践哲学》取得文学博士，该书1962年收入岩波书店出版的《和辻哲郎全集》第五卷。对和辻的评论见中村元：《和辻学の未来的意義》，载《思想》444，1961，141～145页；末木文美士：《和辻哲郎の原始仏教論》，见《北畠典生博士古稀记念论文集：日本仏教文化论丛》上卷，327～346页，京都，永田文昌堂，1998。而实际上日本学者早已开始讨论原始佛教，如鈴木宗忠：《原始仏教の研究に就いて》，载《大崎学报》6，1921，19～28页；1922年木村泰贤著有《原始佛教思想论》。

[50]有关日本佛教学界争论的讨论，见平川彰：《原始仏教の定義の問題》，载《仏教研究》1，1970，1～18页；藤田宏达：《原始仏教·初期仏教·根本仏教》，载北海道印度哲学仏教学会编《印度哲学仏教学》2，1987，20～56页；前田恵学：《何故“原始仏教”か》，载《印度学仏教学研究》98，2001，259～266页；高橋審也：《原始仏教と初期仏教》，载《木村清孝博士還暦記念論集：東アジア仏教―その成立と展開》，373～388页，东京，春秋社，2002。

[51]如世界知名的佛教学者、牛津退休教授Ribrich就特别强调使用earlyBuddhism来指代佛陀时代的佛教。参见Gombrich，HowBuddhismBegaioheEarlyTeadonandAtlantids：AthlonePress，1996。

[52]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十一篇。

[53]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第4期，20～32页。收入本书第八章。

[54]盛邦和已经指出寅恪学术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见《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第3期，98～103页；但他没有具体解释和论证。

[55]寅恪在德国学习用功重点是藏文、梵文、巴利文，季羡林先生说寅恪留下六十四本笔记本，其中藏文、梵文、巴利文笔记本为二十三本，加上突厥回鹘文笔记本则一共二十七本，将近一半。见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74～87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56]见王邦维：《论陈寅恪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373～374页。

[57]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83页。

[58]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30页。

[59]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85页。

[60]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载《历史语言硏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1969；寅恪曾向陈垣推荐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想必他在德国时即早已留意这位学者，巴托尔德曾长期担任德国《东方学之目录学》（OrientalischeBibliographie）杂志编委。寅恪之结识伯希和系由王国维介绍。

[61]陆扬注意到Nobel曾感谢寅恪，见“ualityandHistoriterpretationsinBuddhistBiography：AClofHuijiao'sBiographyofKumārajīva，”AM，thirdseries，17：2（2004），pp。1-43，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