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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翠微峰一02（第2页）

你不妨承认，那个时代的士人对于道德生活的严肃性的不倦追求，的确有其动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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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德修省中，易堂内部关系的“平等”，也与某些理学会社相仿佛。据叔子的《先伯兄墓志铭》，伯子“严于疾恶，触其性，若雷霆之发不可御；然每能自屈于理，理胜者，虽子弟之言，必俯首而伏”（《魏叔子文集》卷一八）。道之所在，即师之所在。士人于此体验了别一种价值尺度，“道”的、“学”的价值尺度。但如易堂那样鼓励卑、幼者匡正尊、长者，未必为儒家之徒所能——或也有违于他们的理念。

易堂中的相互砥砺，甚至在师弟子之间。叔子相信“人生有定质，无定位”（《寄庐说》，《魏叔子文集》卷一五）。他希望弟子“能正色直言，匡我不逮，吾亦有所严惮，以自束其身”（同书卷一四《告李作谋墓文》）。李腾蛟也鼓励门生弟子纠自己之“过”，甚至致书他的门人，说“肋下三拳，时常来筑，仆断不护痛矣”（《答南昌门人胡心仲》）——与其说因了度量，不如说基于实施“修省”的真诚，基于某种彻底性。李氏在自己主持的学馆设了“彰纠录”，令弟子书善书过，“过格书上，善格书下”。这里“书”被认为重要动作。李氏将这一种书写，比之于《春秋》，能令人“凛凛”而生畏（《彰纠录序》，《半庐文稿》卷一）。

本来就不同于其时南丰的“程山”，“易堂九子”无论长幼，皆为兄弟交，有伦理关系上的平等；而兄弟如“三魏”，也无论长幼，互为“畏友”。这也像是一种特色。易堂中人对此想必很自觉，叔子就一再说到。程山谢文洊门下，封濬、甘京、黄熙等人年相若，与其师谢氏的年龄也相去不远（三人中年长的封氏，不过少谢氏五岁），却对其师执礼甚恭，与那些年少的弟子旅进旅退，行礼如仪：气象不消说不同于易堂。叔子说他“与程山师弟并为昆弟交”（《封禹成五十寿序》，《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也即以易堂的作风与程山交往。

易堂中的修省活动，几乎动员了在此聚居的所有人员。甚至叔子之妇也参与了规过。叔子记有他的内人对他说：“汝做一件好事，便喜动辞色，何浅也。”叔子则认为人在妻子婢仆前最无忌惮，“能于此随事受规，亦能补朋友所不及”（《里言》）。如此看来，修省确也算得易堂的一项“共同事业”。

只是上面那一种“易堂作风”也自有弊。叔子就曾对李腾蛟说：“吾堂之病，一在议论过高，一在意见互立。”（《复李咸斋书》，《魏叔子文集》卷五）说得很中肯。

“相砥”以内部的紧张，强化了群体感、相依存感，却不能不以挤压个人空间为代价。叔子期待于易堂同人的，“首在洞然见其胸臆”（同上）。交友而要求彼此洞见肺腑胸臆，在现代人看来，未见得明智的吧，或许徒然增添了人生的苦痛。彭士望自说其诤友人，不难“剜心沥髓，竭尽言之”（《与甘健斋书》，《树庐文钞》卷一）。病或许正在“竭尽”。

在叔子的叙述中，他与彭士望的友情是完满无缺的，每曰“易堂畏友，吾以躬庵为第一”（《彭躬庵七十序》），彭氏却有缺憾之感。壬戌二月，彭氏在给季子之子的手简中，叙说了发生于至交中的往事，一再叹息着：“冠石、易堂，岂易有今日哉!”（《与魏昭士手简》）叔子故去不过一年多，这书札毋宁说是向着冥冥中叔子的诉说。直到此时才来讲述那些关于破裂的旧事，重新检视那些个伤疤、瘢痕——友情中相互伤害的记录，令人感到的，毋宁说是彭氏的隐忍。由此看来，彭氏此前不断地重申誓约，谈论友情，不惜用了过甚的形容，或也为了对于痛苦的逃避？

珍重友情，也可能将标准悬得过高，以至近于不情。叔子说“气谊所结，自有一段贯金石、射日月、齐生死、诚一专精不可磨灭之处”（《复六松书》，《魏叔子文集》卷五），即以此为理由，不肯以“死友”许曾灿。凡此，都不免将五伦中“朋友”一伦的意义，无限地放大了。叔子所谓的“气谊”，超绝时空、生死，包含了准宗教性的狂热。古人所谓“至性”、“至情”，是否往往也如叔子这样，因“一腔热血”无可倾倒，即在世俗伦理上过用了**？凡“至”，总令人觉得有一点危险。当然，非凡的人物，确也要赖此“至”，才能生成。

叔子本人也明白“直言无忌讳”的代价（《复邱邦士书》）。他比李腾蛟之言于“参苓”，自比其言为“汗下之剂”，以为可以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另一时，在委婉地规劝伯子时，他又说：“汗下所以已疾，而过用之，亦多至于益疾”（《四此堂摘钞叙》，《魏叔子文集》卷八）。他序《谨言箴》，说到言语之祸，“同于刑杀”（《魏叔子诗集》卷二）。未必仅仅出于畏祸，也应当出自对于言的杀伤力的认识。

相互砥砺而至于如此凶猛、狂暴，与王夫之所批评的“气矜”、“气激”，未见得没有关系。彼此期许过高，责善即不免太严。“相砥”本为了向善，也可能中途目标暗移，“砥”成了目标本身。据季子说，叔子的性情本不激烈，“性秉仁厚，宽以接物，不记人之过”，即使受了别人的骗，也“恬如也”（《先叔兄纪略》）——这一点的确非常人所能。叔子常要谈到处朋友的原则，也足见其人用心的厚道，对人情的体贴，决非一味勇猛直率。他的激烈，或许也是风气使然。

叔子说，“朋友惟敬可久，亦惟适性可久”（《答陈伯玑》，《魏叔子文集》卷七）。“适性”正不易得。不知易堂那种“相砥”、“攻刺”的激越气氛，能否使禀性温厚如李腾蛟、彭任者“适性”。我很想知道，当彭士望、魏叔子发抒其激越情怀时，李腾蛟、彭任有怎样的反应，他们会不会如兄长的看弱弟，用了慈爱而宽容的眼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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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堂九子”活跃在赣南的这一时期，有两位其时的大师级人物曾在江西，即方以智与施闰章。施氏宦游江右，顺治十八年以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直到康熙六年。方以智则于顺治十五年后，禅游江西，康熙四年主青原法席。方、施在江右游踪均广，诗文中关于此地的风土人物，多所涉笔，以他们这期间的活动，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带的人文面貌。其中方以智的影响更其经久。《方以智年谱》康熙元年：“是年，密之（按方以智字密之）虽为新城南谷寺主持，然萍踪江西，蒲团到处，群论竞起。”

由年谱可知，顺治九年方以智在梅岭，就已经由曾灿那里得知有所谓“易堂”。方氏与曾灿为旧交，撰写过曾灿之父曾应遴的墓志铭。王夫之得知魏叔子、林时益其人，则由方以智的推介。他说，“青原极丸老人”（按即方以智）有书札来，其中提到魏、林“亦鼎鼎非此世界中人”（《搔首问》，《船山全书》第12册第824页）。由此也可以想见其时遗民对同志者的关注，及其间消息的传递。后世想象中的“遗民社会”，未必不靠了这种口耳相传、以精神遥系的吧。

当魏氏兄弟僻处赣南、姓名不为人所知之时，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即已声名藉甚，交游皆一时俊彦。叔子无缘亲历“复几风流”（按复几即复社、几社），直到方以智于明亡后为僧而驻锡青原山，才终于有了亲炙的机会。亦如当年与彭士望的遇合，与方以智的结交，也是得之于乱世的一段缘。

方以智的到访，无疑是易堂诸子的节日，追记于事后，还保存了当其时的那份激动。此后方氏曾再度游金精山（《年谱》第219页）。丁未自青原游武夷山，还曾在新城的天峰寺招叔子晤谈。那晚聊得很快意，叔子说别方氏七年，“胸中新语，勃勃不自遏”（《送药地大师游武夷山序》，《魏叔子文集》卷一〇）。

关于方以智在金精一带的游踪，林时益在诗中有详细的记述（《己亥季夏郭家山呈别木大师》，《朱中尉诗集》卷一）。令林氏印象深刻的，除了方氏学识的渊博（“师如大海水，随人自为汲”），还有其人的“乐易”，以至他的两个儿子，竟牵了衣襟向这大师索取果实。叔子也感动于方氏的平易，说：“吾向交程山先生（按即谢文洊），和平舂容，能使躁气者当之而平，胜心者当之而伏；及交药地大师（即方以智），能使才人见之自失，愚者见之自喜。”（《杂说》，《魏叔子日录》卷二）使才人自失不难，难在使愚人自喜。有大智慧者，才有此魅力。

与方氏的交往，被作为了易堂的一段佳话，也是魏叔子、彭士望、林时益等人“易堂记忆”的重要内容。由年谱看，走访易堂，不过是方氏此一时期诸多交往中的一次，譬如路边茶寮偶尔的小饮，易堂中人却缱绻不已，叔子甚至“积绪缠绵，如春蚕成茧”（《与木大师书》，《魏叔子文集》卷五）——由此也更见出诸子的天真、恳挚。

这番交往对于叔子等人影响之深，见之于诗文，未必方氏本人所能料及。叔子这一时期曾涉江逾淮，与吴越人士交往，却似乎没有另一个人，如方以智这样使他受到如此强大的吸引，在易堂同人中引发了如此持久的震动。方以智自然不大会想到，他的一次偶然的过访，甚至影响了某个人（如林时益）此后的人生。方氏的魅力固然在这僻邑的一群书生那里得到了证明，易堂诸子也缘方氏这样的人物，领略了其时由名（流）胜（流）所标志的境界。

较之魏叔子、林时益，方以智阅历太丰富，交游太广阔，学识太渊博，令他们仰慕之余，不免有一点受宠若惊。即使如此，叔子也仍然不放弃规诫的义务，说他自己与林时益事方氏“拟于严师，然意所不可，则谔谔然自比诤友之列”（《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

若干年后，这友情得了一个考验的机会，那就是方以智之死。方氏之死，至今仍被作为悬案，但这不是这本小书所要讨论的。余英时注意到与晚年的方以智过从甚密如施闰章者，对方氏之死像是讳莫如深。我也奇怪黄宗羲遗留的文字中，关于他的这位遭遇不幸的故交，却像是只有《思旧录》中说到其人“好奇”的寥寥数语。方以智之子也说时人对于其父之死，“讳忌而不敢语，语焉而不敢详”（方中履《吴孝隐先生墓志铭》，转引自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或许方氏本人也不曾料到，当他去世之时，由赣南山中发出了最沉痛愤激的伤悼之声，几位未必知交的朋友，再三凭吊，一往情深。如若当时的确有过关于方氏之死的禁忌，如若那禁忌果如余英时所形容，那么易堂诸子对方氏的凭吊就弥足珍贵。那不但是有关方以智的重要文字，也是解读易堂的重要文字。我所见祭吊方氏的文字，悲慨淋漓，未有过于彭士望的《首山濯楼记》（《树庐文钞》卷八）者。此文以遗民哭遗民，堪称奇文，是其时遗民表达中最富于**的篇章。

无论方以智是否以诸子为知交，对于方氏，赣南的这几个热血男儿，像是知之独深。彭氏写于方氏死后的文字，对其人内心的隐痛，有何等深入的洞察。与方氏结交稍早的曾灿，则认为方氏的悲剧不始自丧乱之时，说当其人少年时，“击筑骂坐，醵饮大呼，洋洋洒洒，下笔数千言，纤绮骈丽，珠玉缤纷，而兴之所至，忧辄随之”，像是已然明白了“其道之必穷”（《无大师无生寱序》，《六松堂诗文集》卷一二）。因自托知交，故不免为其人虑之深远。叔子向方氏的三个儿子传授保生全身的经验，教以“虑患之深”、“见几之早”（《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由此后的事态看，决非杞忧。这些翠微山中人，或许真的比之方氏父子更了解他们的处境。由一段距离外，诸子密切注视着这个家族，预先察知了方氏命运深刻的悲剧性。

以方氏诤友自居的叔子，曾劝方以智晦迹，批评其人“接纳不得不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形迹所居，志气渐移”（《与木大师书》）。鸿飞冥冥，弋者何慕。叔子奉上的，未必不是一剂良药。但方以智毕竟曾经是“尚通脱”的名士，一领袈裟，不可能尽掩昔日形骸。苦受得，粗粝的饭吃得，却仍有可能不堪寂寞，难以像叔子期待的那样，“挂鞋曳杖，灭影深山”。倘若能听取这个无足轻重的朋友的劝诫，方氏此后的故事会不会有所不同？也是由事后看，易堂的几位，或许更可托性命，在危局险境中也更能担当——这当然只是我的所见，方氏未见得作如是想。况且能欣赏“直谅”这一种品质的，未必真能容受直谅之友。方以智对于叔子的规劝，会不会竟一笑置之？

你也没有理由指摘方氏。叔子希望方以智能仪型当世，成其为完人。但别人作何期待，与方氏又有什么相干!正是由此后的事态看，毋宁说方氏安于他的命运，对此有一份令人起敬的泰然。

易堂的学人朋友中，除方以智外，还有上文提到过的方舆学家顾祖禹。遭遇顾祖禹，叔子、彭士望真真是如获拱璧，以至逢人即说项斯。在学问一事上，叔子、彭士望都有自知之明。叔子自说“于古学游其藩篱，未登其堂户”（《答蔡生书》，《魏叔子文集》卷六）；承认自己尽管文章为海内所推崇，而“实学”较之于顾祖禹、万斯大（充宗）辈，则不免要“瞠乎其后”（《顾耕石先生诗集序》，《树庐文钞》卷六）。彭士望则说自己读书但览大意，常不免于“讹字画、音韵”（《与方素北书》）。他还说易堂诸子“于学无常师，亦罕所卒业”（《易堂记》），说得很诚实。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欣赏顾祖禹的学问，更不妨碍其结交如方以智这样的饱学之士。叔子佩服方以智、顾祖禹，却并不就致力于学问，在我看来，也是其人的可爱之处。

彭士望、林时益的朋友欧阳斌元（宪万），也是其时的奇人。彭士望记斌元为了向西洋人士学铳、学天文、日月食的测量等，不惜“易名就坛事耶苏，随村市人后瞻礼诵经，忍饥竟日。人或讥议之，笑谢不为止”，足见明代士人的开放心态。更令人称奇的，是斌元物色“异人”，“虽疥癞龌龊行乞辈，语有得，即叩头称弟子，同寝食，留旬月不舍去”（《书欧阳子十交赞后》，《树庐文钞》卷九）。林时益对这位朋友的学识也很佩服，甚至拜其为师。倘若不是生计所迫，以林时益的性情，未必不能成为学问中人的吧。

23

在关于易堂的诸种述说中，惟“易堂诸妇”无声无息。她们的故事是要由男人们讲述的，而男人往往将她们忽略了，你因而只能片段、零碎地得知她们的消息。

由季子本人的文字，可知其妇之贤。季子好游，家贫不能为儿子延师，其妇即“自为授经书”（《析产后序》，《魏季子文集》卷七）。魏世傚也说其父“破产，不为家”，“名日起，家日落，或一岁二岁或三四岁一返家山”，直至“倦游而归”（《享堂记》）。季子妇的艰困不难想象。

关于伯子之妇，其子魏世杰有《先妣行状》，说居翠微峰时，家中落，其母“每鬻嫁时衣物”，“尝服敝恶衣，日饭或歠白汤当菜”（《魏兴士文集》卷五）——“桃源”中的妇人，有如是之艰辛!

据季子说，邱维屏不问家人产，任由其妇日夜操劳（《邱氏分关序》，《魏季子文集》卷七）。邱氏自己也写有《劳妇篇》，说“河东有劳妇，谓言学子妻”（《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一七）。上文提到过的那则邱氏被其妇遣去借米不归的故事，接下来的情节是，终于由其妇借了米来煮饭，而邱氏吃得很坦然，毫无愧恧。讲述者显然乐于欣赏邱维屏的淡泊，而那妇人呢，她对自己的丈夫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