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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求真谛序朱本源先生历史学 理论与方法（第1页）

为了寻求真谛——序朱本源先生《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2006年1月。

连日阴雨间隔，使隆冬时节的上海，更显湿冷难耐了。一天上午，也是阴雨霏霏的日子，我步出家门，顿觉寒意袭人，不由快步穿越狭长的小区，沿一条僻静的小路，转弯朝北，径直向邮局走去。

学校已放寒假了，校门西侧的邮局，一改往日的喧闹与嘈杂，门可罗雀。我很快地取回了一个纸箱邮包，那里面存放着本源先生的压卷大作《历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手稿，拎在手上感觉沉甸甸的，分量很重，很重。我之所以不堪重负，主要不是体力的承重而是精神的负担，先生嘱我为他的书写序，在发怵与惊恐之后，我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份责任，一份前贤给后代的历史嘱托，在那里需要学术链条的赓继，更需要精神传统的衔接；又分明感受到了一种情怀，一种长辈给晚辈的精神乳汁，在那里有太多的挚爱，太多的期盼……

我正这么想着，不觉思绪一下把我带回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

1949年，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这的确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对于本源先生个人来说，更是他的人生重大转折的开始。

那是一个“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年代。是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远在大洋彼岸留学的本源先生闻讯，欢欣鼓舞，随即毅然作出决定，中辍学习，返回祖国，投身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

新生的共和国的前进步伐，像飞速转动的车轮一样，带动了祖国的各行各业，也带动了已任西安师范学院（即现在的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的本源先生。从那时开始，本源先生即以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作为自己毕生的主攻方向，并很快地在中国古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了运用。于是，他的思考与识见像一条流畅的河，源源不断地从历史深处流入到读者的心田。1956年，《历史研究》第6期刊出了本源先生的长篇论文《论殷代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本源先生这样写道：

殷代是由原始公社制到东方奴隶制和专制国家的过渡时期。

这篇论文发表在1956年，距1954年刚创刊的《历史研究》才两年。《历史研究》在当时史学界拥有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在该刊发表文章殊为不易（不像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史学及其影响下，国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当然有斯大林主义的深刻印记）解读中国历史，本源先生亦立意于此，他的论文在那时颇为出众。

这位年轻的教授说：

如果我们对于史料的选择和解释不至于太成问题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地看出殷代社会在经济基础方面的过渡性，一方面为原始公社制度所固有的公社生活之残存——它表现在农村公社的共有地之存在；另一方面为东方奴隶制的专制制度之萌芽——它表现为殷王的“王田”和贡赋制对农村公社共有地上的农民剩余劳动之不断的掠夺。

本源先生的结论是：殷代是正在形成中的东方专制国家，而不是已形成的东方专制国家。

1997年作者与朱本源先生合影

这篇论文发表时，正值本源先生的“不惑”之年，他以其文释中国古史之“不惑”，不管怎么说，一分耕耘，总有一分收获。但到了1957年，在人生旅途上，本源先生却真的遇到了“不惑”：一个热爱新中国、全身心投入新中国文教事业的人，怎么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自此厄运降临，40岁的黄金年华一下坠入备受煎熬的炼狱，直至大地重光的1978年。

1978年，本源先生获得了一次精神解放，虽时已近花甲之年，但却是他学术人生中的新起点。从此，本源先生像一个年轻人那样，焕发出青春般的活力，精神抖擞，奋发工作，一往无前；他老而弥坚，志存高远，探究真理，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也从不放弃他毕生的追求，为了寻求真谛，分秒必争，竭而不舍，终成大著。不知是哪位名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夕阳的余晖使一切显出醇美。不是吗？本源先生的晚年，既反映了获得精神解放的那一代人的共同心态，也展示了作为历史学家他个人的绚丽色彩，宛若醇酒，清香不绝；他在启秀女士的精心照料下，墨香不绝，成了永不谢幕的卡萨布兰卡，晚年的人生充满了一种诗意的美。

的确，本源先生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一鼓作气工作了近二十年，硕果累累，成为他个人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

为了寻求真谛，本源先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出击”：

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这里，首先要说到的是，像本源先生那样，深谙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深知西方学术源流，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底，集三者于一身的学人，在当今也确实是凤毛麟角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本源先生的学术之魂。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探究，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探究，关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译的探究等等，不论是鸿篇大论，还是短小考证，皆成佳作，发表后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本源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中包括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在丰厚的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中，也有宏富的史学遗产，这正如当代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所说过的，“马克思主义最丰富的遗产之一就是历史学”。于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后的历史进程，成了他史学研究的题中之要义。

1983年正是中国的史学理论开始勃兴的年份。是年，本源先生以其《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和胜利》（《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的长篇大论见世，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自1845年以来近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并预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面建设必将取得巨大的胜利”。这二十多年的情况，已部分地验证了本源先生的预言。

本源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更突显其探索与求真的历史学家的品格。他写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论题》（《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就马克思当年所揭橥的“自然”与“必然”的问题，作出了颇具深度的解读。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认知，是强调历史的客观规律性（科学的解释）还是强调人是历史的主体性（人道的解释），两者究竟是互相排斥还是可以兼容？这真是一个令学者困惑的“历史之谜”。本源先生在经过详细的考证与分析后，这样写道：

总而言之，对我们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论题的正确而全面的理解，应当是把人道的解释和科学的解释统一起来。

本源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引杜甫的“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诗句，然后引申的话，也反映了他的心声。他这样说：

这是多么正确的学术姿态！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开放的、发展的。所以我们在探讨历史理论的基本论题时，把各家各派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参考系（“转益多师”），最后去伪存真（“别裁伪体”），皈依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真谛。

西方史学研究

对于本源先生的西方史学的研究，因我个人也忝列其中，自然是非常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在拜读先生关于西方史学的大作后，方知自己的不足与浅薄。被我放在案头经常参考的《近两个世纪来西方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历史》1986年第10期），是本源先生在1986年第三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当时在会上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经《世界历史》刊出后，更在学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迄今不息。

本源先生在这篇大气的文章中，这样概括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史学：

近两个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纳入前后相继的两大模式之中：第一，兰克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式；第二，“年鉴派”式的历史综合主义的模式。

他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