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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求真谛序朱本源先生历史学 理论与方法（第2页）

前者是19世纪西方历史学的主流；后者奠基于本世纪20年代末而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他的“取精用弘”恰如其分，在宏观的阐发中不失细节，在局部的描述中维系整体，是我国新时期西方史学研究中难得一见的佳作。从学人（包括我个人在内）多次引用与反复提及这篇论文中可见一斑。正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深厚功力，就为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反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出色成果，也从另一方面观照本源先生对西方史学研究的业绩。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1998年6月赴台湾出席“海峡两岸史学史学术讨论会”的情景。我提交的论文是《近20年来中国大陆学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1978—1998）》，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王汎森先生在评论时对大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及本源先生的学术成就格外关注，并与我有过会议内外的交流。

在七年前台湾中兴大学举办的那次学术讨论会上，对于本源先生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我是这样说的：

从1992年开始，他连续发表了《〈诗〉亡然后〈春秋〉作》（《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3期）、《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4期）、《孔子历史哲学的发微》（《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等长篇大作。他用现代的史学理论，解读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论题，释论中处处贯彻了中西史学比较的观点，有力地说明孟子在论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性质时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理论思维，并论证了孔子是中国的科学历史学的奠基人——“中国史学之父”。在《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与《孔子历史哲学发微》两文中，他进一步阐述了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历史哲学的微言大义。

在我看来，这一组系列论文，其旨趣既在于进行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也藏深意，即批驳某些西方学者（如H。巴特费尔德之辈）的皮相之见，即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缺乏近代西方科学中的理论思维。本源先生指出：“从比较历史学的观点看，我们也不难发现在19世纪前期以前（即在从孔子到乾嘉时代的）中国历史家中有不少的人曾经以类似西方近代的历史思维方式‘历史地思维着’。”又说：“在我们看来，中国传统史学（指西方史学传入中国以前的史学）不仅在历史编纂方面为任何民族所不及，而且在历史理论方面也有可以媲美西方近代历史思维之处，并非如巴特费尔德所武断的那样。”

我介绍了本源先生的这些观点后，在会上继续说道：

朱文立论时的大气，释论中的精微，堪称为当代大陆学者从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典范，西方学者如果能读到这些论文，不知他们将何言以对？

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后来又经王汎森的提问与我的答疑，更加深了这一问句的分量，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会议参加者对此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

“本源先生为他的压卷大作作了一生的准备……”我一路走，一路思考着这样的问题。

细雨绵绵，正淅淅沥沥地下着，使冬日潮湿的路面更加难以行走，行人都加快了脚步。不知怎的，由行路之难使我联想到了学术之路的艰辛，想到了本源先生坎坷的人生。现实与历史的交互，使我的记忆在西方史学史的长河中凝聚，蓦地，定格在修昔底德身上。现实在我眼前慢慢消逝，悠远的历史场景渐渐在我脑际浮现：

公元前424年，古希腊，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互争雄长。是年冬，斯巴达将领伯拉西达率两个远征军团，在色雷斯盟军的协助下，向雅典在色雷斯的重镇安菲波里斯发动进攻。

安城危在旦夕。时为雅典十将军成员的修昔底德奉命率七艘战舰驰援，但兵至城破。（按：安菲波里斯之失陷，现代史家认为，在于守将攸克利的过失，其咎不在修昔底德。）然而，雅典执政当局却指控他贻误军机，有通敌之嫌，乃加罪于修昔底德，被放逐在外20余年。

这之后的故事为许多人所知晓：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获释归国。归国后，他不计个人冤屈，忘却尘世恩怨，以其不凡的史才，苦心孤诣，矢志不渝，倾毕生之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如他自己所说的“垂诸永远”的古典史学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他本人也以其鸿著彪炳于西方史学史的史册，成为古典时代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在这里，我无意把本源先生比作修昔底德，须知任何的比喻都是冒险的。不过，我想，在修昔底德与本源先生之间，其著史之精神，之意趣，之毅力，之情境，是超越时空的，总之，为了寻求真谛，在他们之间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吧。

何兆武先生说得好，“看来人生的体验对史家乃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本源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发凡》可为之佐证。

为了寻求真谛，本源先生在浩瀚的学海中探幽索微，辨析原委。这里以书中历史定义多解为例作一说明。

本源先生在其书开篇劈头就问：“历史是什么？”（WhatisHistory？）“历史是一场无休止的辩论。”20世纪的荷兰史家盖尔如是说。那么这种为历史不断下定义而“无休止的辩论”何时了？明智的做法似乎是先别忙为自己制造一个新定义，而是客观地列出各家各派的说法，然后在“辨析原委”后，述说己见。本源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他在书中一口气列举了近代以来二十多个代表人物的答案，依书中之序，分别是：伏尔泰、麦考来、兰克、古朗士、伯利、泰恩、伯伦汉、柯林武德、胡伊津加、克罗齐、雷蒙·阿隆、马鲁、卡尔·波普尔、费弗尔、米什列、马克思、恩格斯、迈尔、奥古肖特、汤因比、茹可夫等，以上诸家之说，其观点或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或迥然不同，总之，精彩纷呈，令读者美不胜收。倘若按图索骥，寻找注释，明其出处，对学人来说更是其乐无穷了。在这之后，他对己见又作了独到的阐述。

为了寻求真谛，本源先生在浩瀚的学海中扶隐钩沉，认知重建。这里以书中历史编纂学的范型为例作一说明。

“范型”（Paradigm），原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术语。现代史学史家常借用它，对历史编纂学作出范型分析，美国史家斯托扬诺维奇、伊格尔斯可为显例。本源先生在对他们及其他学者识见“扶隐钩沉”后，以方法论为重点，梳理出如下三个范型：以兰克史学为主流的实证主义的范型、年鉴派范型、马克思主义的范型。

对于近代以来欧洲历史学范型的梳理、认知与重建，是本源先生大著中的精彩篇章，他的博学与释论尽显其中，无论是对每一种范型的解说与特点的揭示，还是对三种范型的异同及其相互影响，鞭辟入里，令人折服。本源先生在论及这三种历史编纂学的范型及其方法论的学科模式时，说到了它们的“核心内容”，他这样写道：

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史料学和史料批判学以及对历史事件的“观察的陈述”；

年鉴派的方法论核心是跨学科地理解整个社会、长时段地研究结构和计量地研究历史系列；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核心是社会经济形态之有序的更替和历史发展规律之“理论的陈述”。

言简意赅，归纳精到。本源先生的这种概括，不管怎么说，总可自成一家之言，称其为西方史学范型“朱氏三分法”，亦未尝不可。

为了寻求真谛，本源先生在浩瀚的学海中疏凿源流，探访踪迹。这里以书中历史思维为例做一说明。

就我个人看来，本源先生的这部大书是研究西方史学的，是一部西方史学史，当然是一部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见到的西方史学史，也就是说，它是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去阐述西方史学的发展史。本源先生以“历史思维”为红线贯穿其间，实在是很高明的。

何谓“历史思维”？本源先生答曰：

泛泛地说，历史思维是历史编纂学中表现出的思想，是历史家的历史概念所组成的。

由此书中对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维特征的揭示，对自古典古代（希腊罗马）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时代迄至19世纪的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的历史思维范型，疏通源流，追寻踪迹，本源先生欲论证的，想查考的，所描述的，经他的妙笔逐一阐发与点拨，无不渗透着思辨的乐趣，凸显学术的张力。这由于本源先生对它们的了然于胸，才有可能使读者一目了然。对于如此丰赡细润的内容，还是让我们细细地拜读原书吧。

本源先生的传世之作《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发凡》，如同我们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那样，一经行世，朱氏《发凡》可望成为中国史学理论著述中的经典之作。在我看来，他的书的成功得益于“中西马”（国学、西学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素养，他三者兼备），该书的出版泽惠于当代学人，该书的影响将在后来者身上延续，成为他们不可绕开的史学理论的必读书，这是因为，它是“我国史学界的第一部完整的、全面的有关史学理论的著作”。（何兆武先生语）

本源先生生活在古城西安，而我则栖居在黄浦江畔，不管是饮渭河水还是浦江水，其实都出自同一个源头。同样，共同的学术旨趣与共同的学域领域（“本源”嘛），也使我与本源先生之间有了天然的学术情缘。说来也巧，他的学生吴少梅、杨锐，先后在我这里完成了博士学业，我的学生吴晓群也曾聆听过他的教诲，本源先生还为晓群的博士学位论文《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的出版，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文。正是通过他们，在两地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传递信息，互致问候，更传递浓浓的友情，互致绵绵的情谊，年愈久，情更长，谊更深。此次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瑞映教授给我传递最新消息，喜闻先生大书即将出版，高兴之情，难以言表。先生嘱我为其书写序，无论就其辈分与资历，区区都是不够格的。写在上面的这些话，聊作学习先生大作的一点体会，恳望先生与读者诸君不吝赐正。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