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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生定位（第3页）

[64]胡适致汤尔和（稿），1935年12月23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1～2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65]陈独秀致胡适（1919年5月7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2页。

[66]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1915年9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164～166页。

[67]参见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77～8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8]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1919年11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119页。

[69]记者（陈独秀）：《答王庸工》，载《青年杂志》，1卷1号，2页（栏页）。

[70]顾克刚致陈独秀、陈独秀复顾克刚，载《新青年》，3卷5号（1917年7月），5～6页（栏页）。

[71]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1918年），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417～419页。

[72]陈独秀：《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1919年6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112页。

[73]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119页。

[74]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93～10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75]参见罗志田：《“五四”与西学：与“自由主义”相关的一个例子》，见《西学在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的思考》，86～9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76]胡适致汤尔和（稿），1935年12月23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2页；傅斯年：《陈独秀案》，载《独立评论》，第24号，3～4页。

[77]中国共产党创立期间，曾有好些打算使用的名称，多与社会主义相关。参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160～175页。

[78]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238～256页。关于芮恩施的影响，参见NoelH。Pugach，PaulS。ReinsatinAewYork：KTOPress，1979，pp。123-139。

[79]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年12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453页；《随感录·威大炮》（1919年2月）、《随感录·学说与装饰品》（1920年10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37、274页。

[80]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1]参见陈独秀：《国庆纪念的价值》（1920年10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277～280页。

[82]章炳麟：《〈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1906年12月），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3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83]参见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135～143页。

[84]参见罗志田：《士变：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载《新史学》，18卷4期（2007年12月）。

[85]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189页。

[86]陈独秀：《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会题词》（1922年4月），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200页。

[87]陈独秀：《实庵自传》，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201页。

[88]陈独秀：《敬告侨胞——为暹逻〈华侨日报〉作》（1938年8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263页。

[89]陈独秀：《答〈抗战〉周刊记者问》（1937年10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192页。

[90]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1938年1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223页。

[91]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1938年6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249～250页。

[92]陈独秀：《告少年》（1939年12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334～335页。

[93]鲁迅：《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10月），见《鲁迅全集》，第八卷，191页。

[94]陈独秀：《致S和H的信》（1941年1月19日），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367页。

[95]陈独秀：《致〈新华日报〉》（1938年3月17日），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241页。

[96]陈独秀：《给陈其昌等人的信》（1937年11月21日），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216～217页。按陈独秀的厌弃“中庸之道”是一贯的，他在1915年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即曾劝告青年，要“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迁就依违之想”（《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159页）。

[97]陈独秀：《闻屈原祭日友人聚饮大醉寄建功》（1941年7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370页。汪原放所录存的后句为“世无朋友实凄凉”，有一字不同，见其《回忆亚东图书馆》，200页。台静农所藏陈独秀手书的《闻光午之瑜静农建功诸君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作此寄之》，后句也作“世无朋友更凄凉”。见《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312页，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

[98]吴敬恒：《挽陈仲甫先生》，载《新民报晚刊》（重庆），1942年6月8日，2版。

[99]按傅先生和陈独秀一样，认为“革命不单是一种政治改变，而是一切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文艺的相互改革”。参见傅斯年：《陈独秀案》，载《独立评论》，第24号，2、7页。另一方面，像陈独秀这样在“政治”与“文章”之间徘徊、离异和回归，他不能没有改变。问题是他究竟改变了多少？什么是他维持不变的本色？这些问题，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