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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第2页)

恨积欲填海,心殷呼渡河。

如胶交正好,此去意如何。

谭祖培诗:

天假奇缘幸识荆,话别愀然万念生。

感君厚意再相见,且将努力向前程。[22]

湘鄂会党首领多为粗人,而与会者除杨、李两位山主外,个个能诗,应是经过刻意挑选,以便与知识人居多的兴中会打交道。但这样一来,代表的权威性便要打些折扣。

兴汉会成立后,与会者分三路赴两粤、闽浙和上海,将结果向各地同志汇报。宫崎放弃了进入广东的计划,于10月21日与陈少白离开香港,[23]返回日本,以便向孙中山报告情况,呈献兴汉会会长印信。11月9日,舟抵横滨,两人径往孙的寓所。[24]善于把握机会的孙中山趁势逼杨衢云让出兴中会会长的位置。广州起义前,兴中会内部两派曾就这一位置发生纠纷,杨衢云虽然当上会长,但在海内外的影响远远不及孙中山,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国际社会,都视孙为首领。伦敦被难事件后,陈少白在日本《神户新闻》撰文《中国的改革》,称孙中山“是唯一具体把握局势,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的人”。谢缵泰即致函转载该文的《中国邮报》,声明:“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25]这种名实不副与内耗的情况,不利于兴中会的活动和组织发展。孙中山的要求与杨衢云的让步,都是顺乎情合乎理之事。

[1]《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见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2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2]古哀州死者(林绍先)辑:《自立会人物考》,见《自立会史料集》,300页。在兴汉会为宫崎寅藏题词时,毕永年自署安永生。

[3]秦力山:《说革命》,见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142~1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4]《中国私会》,译自伦敦《东方报》,1897-11-06,《时务报》,第17册,1898-01-13。

[5]《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见《南方熊楠日记》,231页,东京,平凡社,1971。

[6]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180~1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7]毕永年:《诡谋直纪》,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2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8]民表:《毕永年传》,见《自立会史料集》,229页。

[9]《毕永年与犬养毅笔谈》,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402页。

[10]《留别同志诸君子》,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407页。

[11]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青木外相乙秘第655号。

[12]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306页,上海,中华文化服务社,1946。

[13]民表:《林锡圭传》,见《自立会史料集》,231页。

[14]《毕永年削发记》,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4~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陈少白赴港筹款办报,在1899年四五月间。孙中山指示毕永年率哥老会首领赴港,应在此后。其间毕氏任《汉报》笔政。

[15]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15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

[16]近藤秀树:《宫崎滔天年谱稿》,见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东京,平凡社,1971。

[17]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168页。

[18]一说其时毕永年易名安永松彦,“遍游福建等处,日本领事万岛舍松,合中日旅闽志士大开欢迎会以张之”。见《自立会人物考》。另据《林圭致容星桥书》,毕永年曾在两粤、闽浙一带进行鼓动。

[19]参见拙文《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1986(4)。

[20]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5页;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170页。

[21]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171页。

[22]据上村希美雄赠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原件照片。

[23]上村希美雄:《宫崎兄弟传》,亚洲篇上,273页,苇书房有限会社,1984。

[24]明治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89号。

[25]《中国邮报》,1896-11-30。转引自黄宇和《分析孙中山伦敦被难及其影响》,J。Y。Wine:SunYat-seninLondon,1896-1897,1986,pp。11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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