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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第2页）
[25]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23a页。
[26]宣统二年（1910年），罗店人口为54899（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户口》，第1册，58页），这包括农村人口。不过，“罗店市镇最巨，为全邑冠……其地东贯练祁，运输灵便，百货骈阗，故虽处腹里而贸易繁盛，综计大小商铺六七百家……市街凡东西三里，南北二里”（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市镇》，第1册，50页）。就以上情况看，罗店镇区人口占全镇的十分之一甚至更高完全可能。而据吴建华最新的研究，在江南多数地区，宣统年间的人口数大致与嘉庆末年相当。吴建华：《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20页。宝山属于人口损失较少地区，估计嘉道之际人口会略少于宣统年间，故按5000人计。
[27]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第8册，2885～2886页。
[28]据民国《镇海县志》，宣统三年镇海人口数为320702人（民国《镇海县志》，卷6《户赋·户口》，第2册，457页），据吴建华的说法，估计当时人口亦为三十余万。
[29]参见疫情年表。
[30]光绪《周庄镇志》，卷6《杂记》，第6本，593页。
[31]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载《历史研究》，1997（1），31页。在这篇文章中，这一认识只是为了说明明清之际华北疫死人口而提出，并未给予具体的说明，在此只能就其结论提出意见。
[32]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清民国时期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曹在文中没有明确的说法，这一数字系吴建华根据曹的论述加以统计而得。参见吴建华：《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28页。
[33]参见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2分，1999-06，376～377页。
[34]参见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5）。
[35]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107页。
[36]蓼村遁客：《虎窟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27页。
[37]沈梓：《避寇日记》，卷2，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86页。
[38]沈梓：《避寇日记》，卷2，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107页。
[39]民国《钱门塘乡志》，卷12《杂录志·灾祥轶事》，第4本，68页。
[40]同治《安吉县志》，卷18《杂记》，40a页。
[41]沈梓：《避寇日记》，卷5，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313页。
[42]近人徐映璞在谈到杭州的情况时，也把饿死当做第一位的因素，他说：“杭州自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李秀成攻占后，迄今二年又三月矣，兵火交加，粮食乏竭，饿死、疫死、锋刃死者，不知凡几。”（徐映璞：《两浙史事丛稿》，219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43]参见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5）。
[44]沈梓：《避寇日记》，卷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46～48页。
[45]濮院镇的入口，笔者未发现明确的记载，据现代人编的《濮院镇志》称，乾隆年间，有人口万余户（参见陈兴蓂主编：《濮院镇志》，369页。上海，上海书店，1996）。以户均五口计，则为五万余口，若按浙江省乾隆中（设为乾隆三十二年）到咸丰末的平均增长率计算（全省的人口数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424页），则为92000人，濮院是当时嘉兴府有名的巨镇，镇区人口按十分之一计，则为9000余人。
[46]沈梓：《避寇日记》，卷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27页。
[47]龚又村：《自怡日记》，卷19，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358页。
[48]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453页。
[49]《太平天国资料》，105页，转引自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23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50]杨家骆主编：《大平天国文献汇编》，第6册，507、513页。
[51]参见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载《近代史研究》，2002（5）。
[52]参见疫情年表。
[53]民国《剡源乡志》，卷24《大事记·祥异》，第24本，513页。
[54]民国《剡源乡志》，卷4《氏族》，第24本，529～530页。
[55]参见疫情年表松江府部分。
[56]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47、1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