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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第3页）

[68]光绪《江阴县志》，卷4《建置·义局》，第1册，338～339页。

[69]据梁其姿的统计，此前全国共有综合性善堂116所，而此后达222所。（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257页）

[70]参见同治《苏州府志》，卷24《公署四·善堂附》，575～584页；黄蕴深编：《（民国）吴县城区特刊·慈善救济》，115～116页。

[71]同治《上海县志》，卷2《建置·善堂附》，201～202页。

[72]光绪《奉化县志》，卷3《建置下》，200～201页。

[73]光绪《罗店镇志·凡例》，第4本，186页。

[74]民国《南浔镇志》，卷35，第22本上，397页。

[75]民国《续丹徒县志》，卷14《人物志·附义举》，第30本，679页。

[76]民国《真如志》，卷4《救恤志》，第3本，244页。

[77]比如在杭州，“苏常官医局在祠堂巷，系候补盐分司薛宝田前传各省举保官医进内，奉抚咨送入选。又吉祥巷设金陵官医局，皆候补官员胗视。其回生局最先，绍城魏冠香外科、沈济川方脉、余松年儿科、何九香妇科。若缸儿巷李小山施医局，上下城各方均设有局”（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21页）。

[78]比如，同治元年改建的南汇同善堂章程规定：“一、办施药也。向逢夏令，经理亲自选买药料，依方配合痧暑等药丸分送。如遇疫病流行，延医施治诊极贫之户，照方给药，必须宽酬经费，实力办理。”（光绪《南汇县志》，卷3《建置志·义举》，270～271页）

[79]民国《川沙县志》，卷10《卫生志》，923页。

[80]光绪《丹徒县志》，卷36《人物·尚义·义举附》，704页。

[81]民国《南浔镇志》，卷35，第22本上，397页。

[82]民国《丹阳县续志》，卷17《善堂》，194～195页。

[83]同治《上海县志》，卷2《建置·善堂附》，203页。

[84]民国《濮院志》，卷9《任恤》，第21本，1023页。

[85]光绪《宝山县志》，卷2《营建志·善堂》，247页。

[86]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24页。

[87]民国《川沙县志》，卷10《卫生志》，824页。

[88]“该堂三十余年来，对于施药事业，始终不怠，且其规模日形发展。”（民国《川沙县志》，卷10《卫生志》，824页）

[89]民国《川沙县志》，卷10《卫生志》，823页。

[90]参见冯汉镛：《祖国中古时代的医院——安济坊》，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8（2）。

[91]光绪《丹徒县志》，卷36《人物·尚义·义举附》，701页。

[92]比如，杭州的广济医院，在同治八年建成后，每月的门诊数约为200人次。杭州为当时的大都市，常住和流动人口非川沙可比。又如，宣统二年建立慈溪保黎医院，第一年的门诊为1000余人次。（《慈溪卫生志》，30页，宁波，宁波出版社，1994）慈溪人口要比川沙多一倍。

[93]参见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15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94]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第1本，235页；瘦鹤词人：《游沪笔记》，卷1，250页，光绪十四年刊本。

[95]苏州市卫生局编：《苏州市卫生志》，78页。

[96]苏州市卫生局编：《苏州市卫生志》，79页。

[97]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第1本，236页。

[98]参见瘦鹤词人：《游沪笔记》，卷1，25a页。

[99]参见张耀宗：《近代常熟医学志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5（3）。

[100]参见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413～414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101]上海“时疫医院，原无定所，光绪三十三年起，每年夏秋间，于租界内赁屋延西医疗治”（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第1本，238～239页）。

[102]参见《杨君谋为设立疫病院来函》等，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年—1911年）》，第1辑，725～727页。原件未标注年代，编者亦不明，不过从文中所提“照上海去年情形”来看，谋建年代当为上海设立时疫医院的次年，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103]光绪《华亭县志》，卷23《杂志·风俗》，第3册，17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