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同治《苏州府志》,卷101《艺术》,2582页。
[33]光绪《娄县续志》,卷18《人物志·艺术》,743页。
[34]这则医案非叶天士所作,乃道光年间金德鉴的伪托。详细的辨析请参见余新忠:《烂喉痧出现年代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2001(2)。
[35]参见汝琴舫:《治瘟阐要·附前贤温病治论》,见《吴中医集·温病类》,483页。
[36]民国《象山县志》,卷30《志异》,3131页。
[37]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465页。
[38]有关这次大疫情况及以上问题的原因可参见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1)。
[39]瘟疫按传染流行过程的强度和广度可分为散发、爆发、流行和大流行四种形式。(参见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2页)
[40]当然,这类救疗设施大多面向所有疾病,不过从开办的时间基本是夏秋两季来看,应该仍以疫病为主。
[41]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26《人物·艺术》,第37本,673页。
[42]民国《杭州府志》,卷143《义行》,第8册,2727页。
[43]光绪《桐乡县志》,卷15《人物下·义行》,579页。
[44]参见洪璞:《试述明清以来宗族的社会救助功能》,载《安徽史学》,1998(4)。
[45]余治:《得一录》,卷1,39b页。
[46]《水木匠业兴修公所办理善举碑》,见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22页。
[47]《四明长生同仁会条规及捐助花名碑》,见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辑》,268~26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48]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20~26、249页。
[49]参见民国《杭州府志》,卷73《恤政四》,第5册,1480页。
[50]民国《杭州府志》,卷73《恤政四》,第5册,1480页。
[51]同治《苏州府志》,卷24《公署四·善堂附》,578页。
[52]光绪《常昭合志稿》,卷17《善举》,第3册,980~981页。
[53]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369页。
[54]同治《苏州府志》,卷24《公署四·善堂附》,575页。
[55]同治《上海县志》,卷2《善堂》,第1册,193页。
[56]同治《苏州府志》,卷24《公署四·善堂附》,583页。
[57]光绪《丹徒县志》,卷36《人物·尚义·义举附》,第2册,700~701页。
[58]光绪《丹徒县志》,卷36《人物·尚义·义举附》,第2册,702页。
[59]黄蕴深编:《(民国)吴县城区特刊·慈善救济》,115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60]民国《岱山志》,卷9《廨舍志》,第25本,496页。
[61]民国《杭州府志》,卷73《恤政四》,第5册,1495页。
[62]光绪《娄县续志》,卷2《建置·义局》,第1册,84~85页。
[63]同治《苏州府志》,卷24《公署四·善堂附》,578页。
[64]同治《苏州府志》,卷24《公署四·善堂附》,575页。
[65]光绪《六合县志》,卷3《建置志》,第6本,57页。
[66]同治《鄞县志》,卷2《义举》,16a页。
[67]同治《上海县志》,卷2《善堂》,第1册,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