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三章 国民公会心理（第2页）

雅各宾党人在成为法国唯一的主人之后，便可以与其信徒们肆意洗劫了，尽管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只是少数派。

我们难以确定他们的具体人数，但知道他们其实人数不多。泰纳估计在七十万的巴黎居民当中，只有五千雅各宾党人，而在三万贝桑松居民当中，约有三千雅各宾党人。而整个法国则有三十万雅各宾党人。

对此，泰纳解释说：“一小群封建强盗盘踞在被征服了的法国”，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却有实力支配着法国。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赋予他们以惊人的力量；其次是因为他们代表着政府，且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人已经养成了服从命令的习惯；最后是因为人们认为若推翻他们，将会导致旧制度的复辟，这让许多拥有国家财产的人感到害怕。只有当其专制变得可怖时，才会有众多省份揭竿而起。

上述雅各宾党人的权力动因中的第一个动因十分重要，在强势信仰与弱势信仰的争斗中，成功永远属于前者。强势信仰会激发出强烈的意志，并一举盖过了薄弱的意志。雅各宾派之所以以失败而告终，是因为他们的累累暴行迫使成千上万的薄弱意志团结在一起，并从整体上实现了反超并战胜了强烈意志。

被雅各宾派残酷迫害的吉伦特派，诚然也有着坚定的信仰。但在吉伦特派发起的斗争中，他们反受他们所受教育的拖累，他们对某些传统、对人权的尊重，并没有给他们的对手造成任何麻烦。

埃米尔·奥利维耶写道：“吉伦特派的大部分人情感细腻而宽厚；而雅各宾派则是下流、粗俗而残忍。维尼奥的声名与‘神明的’马拉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但凭借超凡的智慧和口才征服了国会的吉伦特派，很快便又败在了思考少、行动多并且知道如何激发下层群众热情的山岳派狂热分子的手下。国民公会给人的印象是暴力而不是智慧。

三、国民公会的精神特点

每一个议会除了具备一般议会都有的普遍特征外，还会因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形成各自特殊的面貌。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所具备的特点，大多可以在国民公会中看到。

国民公会由大约750名议员组成，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员曾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履过职。雅各宾派通过威胁选民的方式赢得了选举，而大部分选民（800万中有700万）都选择了弃权。

由于职业的缘故，国民公会汇集了大量的法律人才，如律师、公证人、庶务人员、退休的官员，还有一些文人。

国民公会的精神并不是统一的，这意味着一个由诸多不同特质的个人组成的议会很容易分裂成为不同的小团体。国会很快就分成了三个群体：吉伦特派、山岳派和平原派，而君主立宪派已基本消失了。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是两个极端派别，每个派都有100多个成员，并先后成为领袖派。山岳派中不乏一些最激进的成员，如库通、埃罗·德·塞舌尔（HéraultdeSéchelles）、丹东、卡米尔·徳穆兰（CamilleDesmoulins）[1]、马拉、科洛·德布瓦（Collotd’Herbois）、比约-瓦雷纳、巴拉斯（Barras）、圣茹斯特、富歇（Fouché）、塔里安（Tallien）、卡里耶、罗伯斯庇尔等人，吉伦特派则包括布里索（Brissot）、佩蒂昂（Pétion）、孔多塞、维尼奥（Vergniaud）等人。

而国民公会中剩下的500多人，也就是最大的一部分，组成了所谓平原派。

平原派人数众多，但他们随大流、没主见、优柔寡断、胆小怕事。他们凭性子办事，并且容易被转瞬即逝的**所感染。他们听命于前两个派别中较有力的一方。在对吉伦特派唯命是从之后，又开始对获胜的山岳派俯首帖耳。这就是我们之前表述过的“弱者总是会服从强者的意志”这一法则的必然结果。

在国民公会整个的存续期间，这些伟大的操纵者们显示出了极大的影响力。国民公会一直被一群思想狭隘的暴力的少数派所把持着，因为强烈的信念给这些少数派带来了巨大的力量。

一个残忍蛮横的少数党往往能带领胆小的且犹豫不决的多数党，这也是所有的革命议会都注定会走向极端的原因。国民公会的历史再一次证实了在另一个章节里探究过的加速度规律。

因此，国民公会的成员们必然会从中庸一步步地走向暴力，并最终发展成为相互残杀。在最先控制国民公会的180位吉伦特派人士中，有140位被杀或者是逃亡，最终，最狂热的恐怖分子罗伯斯庇尔仅一人便控制住了那些温顺而胆小的议员。

在平原派的500名代表当中，虽然大部分人缺乏主见，惯于见风使舵，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承担国民公会实用工作的技术委员会便从中招募到不少人才。

平原派的代表对政治相当漠然，他们也要求别人不要关注他们。他们的全部心思放在委员会上，几乎不去议会，这也是国民公会的会议通常只有近三分之一的议员们出席的原因。

不幸的是，长此以往，这些聪明、诚实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个性，他们在恐惧的支配下，不得不投票支持暴戾的主子们提出的最糟糕的动议。

平原派投票赞同别人要求他们赞同的一切：设立革命法庭、实行大恐怖等。也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山岳派才得以打败吉伦特派，罗伯斯庇尔才得以清洗埃贝尔派和丹东派。弱者跟随强者，平原派也一样。平原派的那些温和的慈善家们，虽是议会的多数派，但由于他们的懦弱，导致国民公会做出大量恐怖的暴行。

在国民公会中有一个突出的心理学特征，这就是极度的恐惧。正是因为恐惧，他们才自相残杀，以求得一线希望来保全自己。

这样的恐惧其实很容易理解，这群可怜的人坐在议员席上，在一片嘲笑和喊叫声中议事。由于随时都会有带着长矛的粗鄙之徒闯进议会，所以大部分的议会成员都不敢再参加会议。即便偶尔来参会，也是一言不发，并根据人数只有他们三分之一的山岳派的要求去投票。

支配着平原派的这种恐惧，虽然不太明显，但却十分地深。他们清除异己，不仅是因为狭隘和狂热，还因为坚信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就连革命法庭的法官们也在瑟瑟发抖，他们想要无罪释放丹东、卡米尔·徳穆兰的遗孀以及其他一些人，但他们却不敢这样做。

在罗伯斯庇尔成为唯一的主宰后，弥漫在议会中的恐惧感有增无减。有人说罗伯斯庇尔的一个眼神就足以让其同僚因恐惧而消瘦下去，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在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到“因畏惧而苍白或因绝望而自暴自弃”。

所有的人都害怕罗伯斯庇尔，而罗伯斯庇尔也害怕所有的人。因为害怕别人谋反，他砍掉了别人的脑袋，而同样也因为恐惧，别人默许了他这样的行为。

国民公会议员们在其回忆录中对这段可怕而黑暗的时期做了详细回顾。泰勒说，巴雷尔（Barrère）在沉寂了二十年之后，对救国委员会[2]的真正目的及其内在的出发点做出这样的回答：“我们只有一个念头，这便是自我保护，我们只有一个愿望，这便是要生存，因为我们人人自危。人们把他人送上断头台上，只是为了自己不被他人送上断头台。”

若要探讨领袖的作用以及恐惧对议会的作用，那么，国民公会的历史无疑是最具震撼力的例子之一。

[1]卡米尔·德穆兰（1760年－1794）是一位法国记者、政治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扮演重要角色，并最终被送上断头台。——译注

[2]救国委员会，指的是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最高领导机构。1793年4月6日由国民公会创立。——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