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三章 国民公会心理（第1页）

第三章国民公会心理

一、国民公会的传奇

国民公会不但为心理学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而且它还表明，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们，甚至其追随者们，都无法对自己所经历的事件及周围的人做出准确的评价。

大革命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人们对这个时代方才形成一些稍微精确的评判，尽管依然疑惑重重。

廓清大革命之所以难以实现，不仅是因为从档案中发掘出了新资料，还因为重重迷雾笼罩下的有关血腥年代的传说正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销声匿迹。

深深吸引着我们父辈的昔日英雄们被冠以一个光荣的称谓：国民公会巨擘。他们的传奇最为人津津乐道。

国民公会一手镇压国内的叛乱，一手外御欧洲武装干涉，这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这场伟大战争中的英雄们仿佛个个都是泰坦族巨人，而非法国人。

只要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依旧是混沌未解，那么巨擘的称谓也就无可厚非。同时发生的事件让人目不暇接，人们把共和国军队的功劳与国民公会的功劳混淆在一起。军队的荣耀让后者相形见绌，博取荣耀成了大恐怖时期大屠杀、残酷的内战以及让法国遭受劫难的缘由。

在现代犀利的、批判的目光的注视下，这个异质的谜团慢慢地被解开了。共和国的军队依然保持着它的荣耀。但是应当承认，那些全身心投入到内讧中的国民议会的议员们，对军队的成功毫无建树。在国民议会的某个委员会之中，最多只有两到三个议员关心军队，军队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人多势众以及年轻将领们的聪明才智外，还因为有一种新的信仰激发起了军队的热情。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专门讲述革命军队，还将指出革命军队战胜欧洲武装干涉的缘由。在自由和平等理念熏陶下的军队，将这些理念当成了新的福音书。他们带着这些理念开赴前线并长期坚持在前线。他们保留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这种精神与起初受到军队忽视而后受到鄙视的政府精神有着天壤之别。

国民公会议员对军队的胜利感到茫然，他们只满足于根据领袖的指令盲目地立法，因为领袖声言要通过断头台让法国得以绝处逢生。

正是由于骁勇善战的军队，才使得国民公会的历史声誉如日中天，如宗教般神圣，让几代人为之膜拜，至今不绝。

但只要仔细琢磨一下国民公会“巨擘们”的心理，他们的神圣形象便会瞬间崩塌。他们都是些极端平庸的人，连为其辩护的热心人如奥拉尔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奥拉尔先生在其著作《法国大革命史》中这样说道：

人们曾说过，1789年至1799年的这一代人，完成了如此伟大的或恐怖的创举，不愧是伟大的一代，简而言之，他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人。但这是历史回顾的一种错觉。构成这一代人的公民，他们要么是市民，要么是雅各宾党人，要么便是民族主义分子。大革命便是由他们发起的，但无论从开明程度还是从智力水平来看，他们似乎并不比路易十五或路易·菲利普执政时期的法国人更高一筹。之所以他们能够名垂青史，这是因为他们身处在巴黎这个大舞台，或因为他们是革命议会中最杰出的演说家，难道他们有过人的禀赋？米拉波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但是诸如罗伯斯庇尔、丹东、维尼奥等人，他们真的比现今的演说家们更有智慧吗？在1793年，也就是在这个所谓巨擘辈出的时代，罗兰夫人（Roland）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法兰西就像是一个人才枯竭的国度；令人吃惊的是，纵观大革命，人们几乎只见一群侏儒，不见伟人。

在对国会议员逐个分析并从整体上加以审视后，人们可以说，从智慧、品行和勇气来看，这些国会议员都称不上是杰出的。从未见过有哪个群体是如此怯懦。他们只在演说中才慷慨激昂，只在针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危险时才勇气十足。这个只会在言语上咄咄逼人的国民公会，一旦面对国王，成了世界上最懦弱、最温顺的政治集团。他们在巴黎公社、在俱乐部的命令前卑躬屈膝，在每天冲击议会的民众代表前瑟瑟发抖，在骚乱者的指示前唯唯诺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最杰出的议员。国民公会给世人留下一个令人失望的形象：遵从民众的指令，表决通过荒唐透顶的法律，一旦议会大厅中的骚乱平息，便又将通过的法令加以废止。

很少有哪个议会表现得如此脆弱。人们若要想看看一个政府会颓废到何种程度，只要翻开国民公会的历史便可知晓。

二、雅各宾宗教胜利的影响

在造成国民公会特殊面貌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革命几乎成了一种宗教，成了强制性的规定。从中，革命教义也逐步成形并得以最终确立。

这种教义是个大杂烩，其中掺杂有自然、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对暴君的仇恨以及人民主权，但对它的信徒们而言，这些东西俨然就是不容亵渎的福音书中的一个个章节。

这类新的真理不乏拥护者，他们对这些真理的力量深信不疑。他们和各年代的信教者一样，也试图借助武力来向世人推销他们的真理。对于持不同意见者，只须将其消灭即可。

我们在谈论宗教改革时曾提到，对异教徒的仇恨是那些伟大信仰的一个不可磨灭的特征，这个特征为雅各宾宗教的不宽容性提供了绝好的注解。

这段与宗教改革相一致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便是相似的信仰，它们之间的斗争仍是十分激烈的。因此，在国民公会中，雅各宾派暴打与其信仰稍有不同的共和党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使徒们非常卖力地推销着自己的信仰。为了教化外省人，他们不但向外省派出了满腔热情的门徒，还让其随身携带着断头铡，他们就像宗教裁判所的审讯官们一样，对于异教徒的错误绝不姑息，因为罗伯斯庇尔坚信“共和国的建立靠的就是摧毁一切对立面”。国家不愿意被重塑并不要紧，人们可以强行重塑它。卡里耶保证说：“如果不能按照我们的想法来重塑法国，那还不如将其埋葬。”

源自新教义的雅各宾派的政治很简单，即主张平均的社会主义，施行专政统治，容不得任何反对的声音。

对于人类的本质和经济的需求，治理法国的理论家们却提不出任何有用的建议。他们只要有断头台和演讲就够了。不过他们的演讲却很幼稚。

泰纳说：“演讲中没有事实，只有抽象的概念，只有关于自然、理性、人民、专制君主、自由等一连串的看法，这些看法如同吹足气的气球，在空中做无谓的碰撞。当然，如果没有造成一些实际的而可怕的后果，这些也不过是一种逻辑的游戏、学校的习题、学术的炫耀以及一堆空洞的学说。”

雅各宾派的理论实际上只剩下绝对专制。很显然，在雅各宾党人看来，地位和财富均等的公民们应当无条件地服从主权国家。

他们赋予自己的权力要比之前的君主大得多。他们限定商品的价格，并且冒称拥有剥夺公民们的生命和财产的权力。

他们对革命信仰的重塑功能深信不疑，因此在向国王宣战之后，他们又开始向神明宣战。他们推行新的历法，将圣人的名字从中除去，他们树立起一个新的圣灵：理性。有关理性的庆典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庆典仪式与天主教的宗教仪式无异，理性被供奉在“献给圣母玛利亚”的祭坛上。这种仪式一直持续到罗伯斯庇尔以一种个人宗教取而代之为止，罗伯斯庇尔自认为该教的大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