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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法国大革命（第2页）

在本章中要阐述其思想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态度或是同情或是鞭挞，无不言之凿凿。囿于自身的信仰，他们做不到就事论事。保王党的作家极端仇视大革命，而自由主义作家则为大革命而痴狂。

如今兴起一股把大革命当成是一种科学现象来研究的热潮，我们知道，掺杂在科学现象中的作者的意见和信仰是极少的，读者是难以觉察的。

当然在进入这个阶段之前，首先出现的是怀疑阶段。一些之前还曾言之凿凿的自由作家开始变得不那么确定了。近来，人们对这种新的精神状态做了一些判断，现撷取部分。

阿诺托（Hanotaux）先生在讴歌了大革命的益处之后，开始反思大革命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他接着说道“历史对此一直犹豫再三，难以决断”。

马德林（Madelin）先生在刚刚出版的有关大革命的书中也表现出这种犹豫。

给法国大革命这样复杂的事件下一个全面的结论，从内心而言，一直觉得忐忑不安，没有底气。如今要下一个极为笼统的判断都难上加难。在我看来，原因、事件、结果都充满了争议。

有关大革命的一些老的观念发生了切实的转变，这点在大革命其真正的捍卫者的最新的著述中处处可见。然而不久前，他们还曾声称所有的暴力都是合理的，所有的暴力都仅仅是自卫之举。而如今他们仅仅为那些情有可原的罪行辩护。我在最近出版的由奥拉尔（Aulard）和德比多尔（Debidour）所著的教科书《法国历史》中发现了证实这个新的精神状态的一个惊人的证据，其中有关于大恐怖的片段如下：

血流遍地，到处都是于国于民都毫无意义的可憎的犯罪和不公。在这场风暴中，人们丧失理智，到处危险重重，爱国者们在暴怒中横冲直撞。

在本书的另一个部分中，我们看到刚刚提及的两位作者中的奥拉尔，尽管他是强硬的雅各宾主义者，但对被冠以“国民公会巨擘”的那些人依然表现得极为严厉。

外国人对我们的大革命的评价一般而言相当严厉。一想到我们动**的20年对欧洲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们便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其中，德国人表现得最为严厉。法居特（Faguet）用如下的话对此作了总结：

本着爱国和勇敢的精神，我们来谈谈法国大革命；因为爱国主义首先要求对自己的祖国说出真相，从过去发生的事情看，德国人认为法国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嘴边挂着自由、博爱等伟大的字眼，但却在15年中饱受欺压、**、谋杀、抢劫和敲诈；而如今，这个民族依旧打着同样的旗号，组建起了专制的、压迫人的、让人厌烦的、危机四伏的民主政体，任何人都不想效仿的政体。德国人就这样看待法国。依据德国人的报纸、书籍，我们可以确信这就是德国人的看法。

再者，不管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的价值为何，可以确信的是，未来的作家们会将大革命当作一件充满**的、富有意义的事件来看待。

一个把80岁的老人、少女以及幼儿送上断头台或溺毙的嗜血的政府，让法国成为废墟，但在军事上却成功地击退了欧洲；一位奥地利大公公主，法国的王后死于断头台。几年后，她的亲戚，另一位奥地利大公公主，嫁给了成了皇帝的陆军中尉，取代她成为王后，这都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悲剧。心理学家要选择一段鲜有人研究的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但最终他们也许会发现，只有放弃虚构的理论，只有放弃实证经验，来研究我们周边的人和事，心理学才能得到发展[2]。

四、不偏不倚的历史

公正性历来被当成是一名历史学家最基本的品质。自塔西佗开始，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不偏不倚的。

实际上，作家看待历史事件犹如画家看风景，也就是说他带着自己的秉性、个性和民族灵魂来看待事物。有些艺术家，置身于同样的风景前，但是其阐释的方法却必不相同。有一些人会侧重于被其他人忽略的细节。每一份临摹都是个性化的作品，也即都以一特定的感受形式来对其加以阐释。

作家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说历史学家要比画家更加客观公正。

历史学家可能局限于复述文献，这是现实的倾向。但是仅关于不久以前的文献，例如，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献，它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个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一一浏览。因此，必须要有所取舍。

作者通常是在无意识中选择那些与自己政治的、宗教的和道德的观点最为吻合的素材，只是偶尔才有意识而为之。

除非满足于简单罗列某个日期的一系列的事件，否则无法写出一本真正客观的历史书。任何作者都无法做到这点，当然对此也不必感到遗憾。在要求客观公正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著述变得越发平庸、沉闷以及特别地乏味，想据此了解一个时代也成了奢望。

历史学家是否可以公正为借口，来回避对人的评价，即回避用敬仰的或严厉的措辞来谈论他们？

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每个答案从各自所处的立场而言都是极为正确的，这个立场或是心理学家的立场，或是伦理学家的立场。

伦理学家应当专注于社会利益，并以此来评判人。社会要生存发展的现实，必要有一定数目的规则，要有一套善恶的严格标准，要有明确的善恶评价作为保障。由此，社会要构建一些普通人的模型，一个时代的人大体上不超出这些模型的左右，游离模型过远便会有害于社会。

伦理学家便是依据社会所必需的这样的模型以及衍生出来的规则来判断过去的人。伦理学家通过毁誉来建立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作为楷模的道德模型。像高乃依一类的诗人们所塑造的英雄，超越了常人，难以效仿，但却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斗志。因此，一个民族还需要英雄作为榜样以提振灵魂。

这便是伦理学家的立场。心理学家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一个社会无权宽容，因为它的第一责任便是生存，心理学家应当客观冷静，像科学家一样思考，不考虑功利，其唯一的任务便是解释事物。

他的处境和观察家在观察任意一个现象时的处境一样。看到卡里耶下令将受害者埋至脖子处，使其眼睛爆裂，使其承受可怕的折磨，他明显很难做到冷静。但为了理解这类行为，必须得淡定，一如博物学家坦然观察在慢慢享用苍蝇的蜘蛛。理性一旦被煽动起来，理性便不再是理性，它什么也就解释不了了。

大家知道，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使命是不一样的，但是人们可以要求二者以阐释事物的智慧，去竭力探究事物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无形的力量。

[1]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当时法国贵族男子盛行穿紧身短套裤，膝盖以下穿长筒袜；平民则穿长裤，无套裤，故有无套裤汉之称。——译注

[2]这个建议绝非套话。如今的心理学家极少研究自己身边的世界，甚至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感到不解。我在《哲学评论》刊出的一则针对我出版的书的批评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证据，表明了这种散漫的心态。其中，作者批评我“研究社会和报纸胜过研究书本”。

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批评。报纸的社会栏目和现实世界的视角要比充斥在哲学和形而上学类期刊中的形而上学的不尽合理的论调要有意义得多。

哲学家们开始觉得这类无聊之语很幼稚。当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在写所有这些论述只不过是要表达“粗略观察到的一系列事实和几个争论”时，他肯定想到的是要刊出数卷这类的陈词滥调。作为最知名的心理学方面的大家，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承认“一门学科中的每一句陈述的不足，都会招致形而上学的批评”。二十年来，我一直试图将心理学纳入对现实的研究中，但学院派形而上学的思潮仍难以转向，尽管其影响尽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