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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旧体制的心理学基础（第1页）

第二章旧体制的心理学基础

一、旧体制的根基和君主制

很多历史学家坚信，大革命针对的是君主制的独裁，但事实上，在大革命爆发很久之前，法国国王就已不拥有绝对的王权了。

只有在很久之后，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君主才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之前的所有君主，包括最为显赫的君主们如弗朗索瓦一世，都不得不与庄园主、教士、国会议员们做持续不断的斗争，而且他们并不总是能够获胜。弗朗索瓦一世并不拥有足够的权威去对抗索邦神学院和议会来保护其最亲密的亲信。他的朋友兼参事贝尔干（Berquin）得罪了索邦神学院，遭到了后者的拘捕。弗朗索瓦一世命令释放他，然而却遭到了拒绝，在没有其他办法保护他之后，他不得不派警卫人员将其从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弄出来，并将其安置在卢浮宫，置于自己的身边。索邦神学院并不服输，终于在国王不在的时候，再一次逮捕了他，并将其交由议会审判，上午10点判刑，中午便被火刑处死。

法国国王们的权势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并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巅峰，随后便迅速地衰落。因此说路易十六专制的确非常牵强。

所谓当家人实际上是宫廷、大臣、教士和贵族们的傀儡。他所做的事不过是别人强迫他做的，极少是其本人愿意做的。他的自由并不比其他法国人多。

君主制的巨大权势源于神圣的血统以及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传统。这些传统形成了一个国家真正的骨架。

旧体制崩溃的真正原因就是作为其根基的传统的式微。当传统在被一再质疑以至于乏人拥护后，旧体制便像一栋根基被掏空的建筑物一样轰然倒塌。

二、旧体制的弊端

一个建立已久的体制最终都会得到其统治下的人民的接受。当体制的弊端成了习惯，人们也就难以觉察了，只有在认真思考时，弊端才会暴露出来。人们会思索为什么能够容忍这些弊端。真正不幸的人是觉得自己不幸的人。

在大革命时代，在作家们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正是这种意识，我们稍后探讨这些作家们的行为。旧体制的不足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不足数量庞大，仅列举其中几条加以说明。

通过对独立省份接连进行征服后形成的法国，尽管中央集权有相当的权威，但国内还是分为若干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法律、习惯法和风俗，且税赋各不相同，关税壁垒使得彼此间隔离开来。法国的统一相当程度上是人为的。它是各类地区的一种聚合体，法国在历任国王的努力下，也包括路易十四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地实现完全统一。大革命最富有成效的成就便是这种统一。

不但存在着空间上的割裂，还存在着社会的割裂。社会被划分为贵族阶级、教士阶级、第三等级[1]，各阶层间的等级森严，难以轻易逾越。

划分阶级是旧体制的权力之一，因此，旧体制要竭力维护这种阶级划分。阶级划分成了产生仇恨的主要原因。作为获胜方的资产阶级，它的暴力行为其实就是对自己长期以来所遭受的蔑视和压迫的一种报复。自尊受到伤害是最难忘的伤害。第三等级遭受的伤害最为深重。在1614年的一次全国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被迫摘下礼帽，屈膝行礼。当第三等级的一位代表说三个阶级亲如兄弟时，贵族阶级的发言人回应道：“贵族阶级和第三等级根本没有兄弟情义，贵族们可不希望和鞋匠、皮匠们的后人称兄道弟。”

虽然启蒙运动有了长足发展，贵族和教士却依然坚持要求享有特权和待遇，但由于这些阶级已不再承担相应的义务，所以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

教士和贵族阶级受到王权的猜忌，并被能力和教育水平越来越好的资产阶级所逐渐取代，他们由此远离了公共职位，只剩下一个名头。泰纳对这种情况作了清晰的阐述：

自从贵族失去了特权以后，第三阶级借助教育和才华全面接管了权力，二者之间没有了区别，二者之间的不平等不但失去了意义而且还是有害的。既然贵族的能力和资产阶级的无能是子虚乌有，那么习惯法构建起来的不平等不再被认可便是理所当然的，第三等级也必然会对特权表示不满。

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的社会等级，使得人们对贵族和教士阶级主动放弃特权不抱什么希望。最终在外力的逼迫下，他们在一个难忘的夜晚[2]放弃了特权。但太迟了，此时的大革命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化的发展也能逐步建立大革命所要建立的东西：公民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废除与生俱来的特权等。虽然拉丁民族思想普遍保守，但这些东西最终也会水到渠成，就像在其他民族里一样。我们由此将会少受二十年的祸害，而为了避免这些灾祸，还需要一个与我们心理构成不同的心理构成，尤其需要一些与该时代政治家不同的政治家。

资产阶级对源于传统形成的凌驾其上的阶级怀有很深的敌意，这种敌意是造成大革命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资产阶级在大革命胜利后洗劫失败者财富的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的行为举止宛如征服者，一如诺曼人纪尧姆家族（GuillaumeleNormand）在征服英国之后把土地分发给士兵一般。

虽然资产阶级厌恶贵族阶级，但它对君主制却没有丝毫的愤恨，在资产阶级看来，君主制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国王的愚钝和对外国的依赖却使其慢慢得丧失了民心。

第一届议会从未想过要建立共和制。实际上，议会具有极端的保王主义性质，它只想用君主立宪制来代替绝对君主制。当议会觉得自己的翅膀硬了之后，便开始对国王的抵制不满。然而却不敢推翻他。

三、旧体制下的生活

对旧体制下的生活，尤其是农民的真实处境，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看法。

为大革命辩护的作家们像捍卫宗教教义的神学家们一般，把旧体制下农民的生存状态描述得极为不堪，人们不禁要问，那些不幸的人为何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被饿死。前巴黎大学教授朗博先生的《法国大革命史》一书便是这种手法的典型。其中有一篇名为“路易十四时期农民的悲惨生活”的文章还附有一幅版画，画中最显著的位置上，有一个人和狗在争抢已经完全没有肉的骨头。在那个人的旁边，还有一个人捂着肚子蜷缩着身体，在远处有一名妇女卧在地上，咀嚼着草。这幅画的背景是一些匍匐于地的人，或者说是尸体，或者是饿殍。朗博还举了旧体制统治的一个例证：“花上800里弗[3]在警察局谋得一份差事，便可以获得40万里弗的回报。”但在倒卖这类肥差的掮客眼中，谋得这些数目的好处算得上是极为清廉的了。他还向我们证实“只要花420里弗便可将人送进监狱，在路易十五时期，被监禁或放逐的人达15万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