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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吉伦特派国民公会自由资产阶级的失败1792年9月1793年6月（第1页）

第二章吉伦特派国民公会。自由资产阶级的失败（1792年9月—1793年6月）

国民公会肩负着为法兰西制定一部新宪法的使命。它在1792年9月20日下午，也就是瓦尔米战役结束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组织好领导机构之后，它于9月21日在马内日大厅里取代了立法议会。它接过来的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反法联军被击退了，但没被制服；反革命势力受挫了，但没有被打垮。

自8月10日以来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保卫祖国和革命的政策方面被人民所超越。但它通过吉伦特派又在新议会里取得优势。它能胜任这一重任吗？……战争的失败对吉伦特派来说是致命的。共和国军队获得成功时，吉伦特派才能保持政权，一旦军队败北，他们就完蛋了。然而，作为主战派，当他们感到人民的观点和自己疏远了的时候，就试图通过使冲突普遍化再一次把它吸引过来。吉伦特派想用这种政治手腕或革命理想主义使法国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这样，他们促使贵族欧洲的一切利益都为反对这个革命的民族而联合起来。可是他们不懂如何把战争引向胜利。1793年3月的一系列失败以及由此引起的危急局势注定了吉伦特派垮台的命运。

Ⅰ。各党派的斗争和对国王的审判（1792年9月—1793年1月）

国民公会，作为普选产生的新的制宪议会，是国家的唯一代表，独揽了一切权力。而巴黎市府作为一个起义的市政府，只能在全国的代表面前让步。它认识到这一点，便采取温和的姿态，直至取消了它的监视委员会。因此，党争能否停止，取决于在国民公会中占大多数的吉伦特派的态度。山岳派由于自知力量不足，曾在开始的几天里加强了和解的努力。9月22日，马拉在他的报纸上宣布要采取一项“新的步骤”。丹东试图同布里索达成一项协议。

各党派之间的休战实际上为时很短。但在一些重要决议上，各党派毕竟表现了一致的休战姿态。国民公会在第一次会议中，一致通过既反对独裁制又反对土地法的决议，这使有产者和民主派都安下心来。决议指出：

“未经人民接受的宪法不得生效，人身安全和财产都将受到国家保护。”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一致赞成废除王权。建议是科洛·代布瓦提出的，得到了格雷古瓦的附议。格雷古瓦说：“国王之有害于精神，恰如魔鬼之有害于身体。宫廷是罪恶的渊薮、腐化的泉源和暴君的巢穴，各国国王的历史亦即各国国民的蒙难史。”当天晚上，这一法令在巴黎，在熊熊的火炬下宣布。罗兰在一份给各行政机关的通令中写道：“先生们，既然你们要宣布共和，那就请同时宣布博爱吧，因为二者是一回事。”第二天，9月22日，比约-瓦雷恩又促使国民公会通过决议：一切政府文件的日期均改用共和历法。

9月25日，多姆山省议员库通提出一著名的原则：“法兰西共和国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这项提案经长时间的辩论后得到了国民公会的一致采纳。这一原则否决了吉伦特派搞的联邦主义计划。1792年12月16日，为了完善这一法令，国民公会又规定：任何人，如若企图“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统一或把法兰西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割给外国”，将被处以死刑。

1。吉伦特派和山岳派

休战的局面很快被打破了。面对着势力尚不强大的山岳派，吉伦特派在中间派的支持下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便有恃无恐，重启战端。参加8月10日起义的手工业者们和那些未能制止他们革命行动的人之间的斗争，将一直持续到1793年6月2日，即吉伦特派被清洗出国民公会并被打倒为止。两派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从1792年9月25日起，吉伦特派通过塔尔纳省议员拉苏尔斯之口（“巴黎的影响应该削减到183，使它同其他各省一样”），然后又通过罗讷河口省议员勒贝基之口（“意欲建立独裁统治的党就是罗伯斯庇尔的党”）发起了攻势。吉伦特派极力打击他们最惧怕的山岳派领袖，即所谓“三头”——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丹东曾责备马拉（“我们不应因为某些过激的个人而谴责一个省的所有议员”），并呼吁团结（“奥地利人看到这一神圣的和谐时定会吓得发抖”），但均属徒劳。满腔仇恨的吉伦特派仍一意孤行。

1792年9月25日这天，吉伦特派老调重弹，大骂马拉想搞独裁。“人民之友”承担了这一“罪责”，并予以反击：

“我作为一个政论家，建议把军人保民官、独裁者或三头政治作为消灭叛徒和阻谋家的唯一手段，这在法国是第一个，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

马拉还提到他“为拯救祖国而蹲黑牢、遭磨难的三年”。他说：“我熬夜、苦干、受苦、受难、冒险，到头来竟落得如此下场！好吧，我就待在你们中间，来抵抗你们的狂暴攻击！”

辩论急转直下，吉伦特派不得不接受库通提出的关于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的提案。

对于已经和他们达成和解的丹东，吉伦特派更是背信弃义。1792年10月9日，他的司法部长职务为吉伦特派分子加拉所取代。10日，像所有离职的部长一样，丹东必须交出自己的账目。由于把钱作了特殊开支，丹东无法说明拨给他部的20万锂秘密经费的使用情况。10月18日，勒贝基又为此事发难，丹东越解释越糊涂，最后承认道：“这些开支的大部分，我们没有合法的收据。”11月7日，再次发生辩论，吉伦特派对丹东穷追不舍。终于，国民公会拒绝发给有贪污嫌疑的丹东清账证明书。从此，吉伦特派处处拿账目问题来攻击丹东。丹东由此变得暴烈起来，政治声望大为下降。事实证明他的和解政策是行不通的。

1792年10月25日，卢瓦雷省议员卢韦以极端粗暴的态度控告罗伯斯庇尔野心勃勃，想搞独裁。他说：

“罗伯斯庇尔……我控告你总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偶像；我控告你用阴谋和恐怖的各种手段残暴地压迫巴黎省的选举大会；最后，我控告你明目张胆地篡夺最高权力……”

而罗伯斯庇尔在9月25日就说过：

“我不自认是被告，我自认是一个爱国主义事业的捍卫者……我决不是什么野心家，我一直在同野心家们作斗争。”

11月5日，在答复卢韦的时候，罗伯斯庇尔牢牢抓住辩论的实质问题，为8月10日的事件和革命行动作了辩护：

“所有这些事件都是非法的，恰如大革命、如推翻王朝和摧毁巴士底狱是非法的一样，恰如自由本身是非法的一样，我们不能搞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

这对吉伦特派来说是又一次失败。经过辩论，罗伯斯庇尔的影响扩大了，俨然成为山岳派的领袖。

这些攻击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便是促使山岳派下定了同吉伦特派斗争的决心。吉伦特派的攻击还在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促成了一个“第三派”的形成。这个“第三派”，被卡米耶·德穆兰在《爱国者论坛报》上称为“冷漠派”——“一伙真正的投机分子，他们处于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之间，就像处于上升和衰落之间的代斯帕尼亚克修士一样。”那些来自各省的独立派议员，尽管对巴黎市府和山岳派充满偏见，也因吉伦特派持续不断的指控和对过去事件的指责而忐忑不安。曾长期追随吉伦特派的阿纳夏尔西·克罗茨断然同他们决裂了。他发表了一个小册子，其名虽为《既非马拉也非罗兰》，内容却是专门反对他过去的那些朋友的。“第三派”是在1792年11月初最后形成的，吉伦特派再也不能独立操纵国民公会了。11月16日，他们连议长的职位都丢了。这一天，一位独立派议员、宪政派主教格雷古瓦被选为议长。

国民公会是由少数决心拯救革命和祖国的人选任的，所以其中找不到任何拥护旧制度或立宪君主制的保王派。那些创造了各革命日并主张采取各种便利民生的经济和社会措施的无套裤汉也没能当上国民公会的议员。但他们在巴黎各区取得了优势地位，并由此在1793年带动了国民公会本身。国民公会里并无有组织的政党，只有一些界限模糊不清的派别。这些派别追随着两个领导集团——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引起它们之间根本对抗的是不同的阶级利益。

右边的吉伦特派崇尚法制，仇恨由山岳派和各区活动分子组成的巴黎市府所倡导的革命措施。它代表有财产、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要保卫财产权和经济自由，反对无套裤汉的各种限制要求。在政治方面，吉伦特派敌视一切救国所必需的特别措施。它发动了战争，却拒绝采取必要的手段来打赢战争。为反对权力集中和严格的行政管理，吉伦特派求助于温和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各地方当局。在经济方面，同商业资产阶级血肉相连、对人民群众疑虑重重的吉伦特派狂热地要求经济自由、自由开业和自由利润。他们仇视无套裤汉所拥护的管制经济、限价、征用、指券强制流通等措施。吉伦特派满脑子社会等级观念，力图维护和加强社会差别，把财产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他们只为有产的资产阶级利益着想，因而对人民总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轻蔑的神态，认为人民毫无管理的能力。他们维护本阶级的独占统治。

左边的山岳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各阶层，即手工业者、店员、消费者。这些人由于战争及其后果（生活费用昂贵、失业和低薪）而备受熬煎。本身来自资产阶级的山岳党人，认识到法国的危急局势，要求采取特殊的解决办法。而这些特殊的解决办法只有在取得人民支持时才是有效的。因此，他们便和推翻了王权并通过起义登上政治舞台的无套裤汉结成联盟。由于比较接近人民、比较了解人民的需要，他们充满现实主义精神，较少受制于理论，懂得把公众利益放在私人利益之上。为了大革命的唯一中坚——人民的利益，他们决定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加以限制。山岳派的领袖大都是巴黎的议会代表。他们深知首都人民在1789年的第一次革命中和在8月10日的第二次革命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并反对吉伦特派因害怕革命群众而企图把巴黎的影响削减到“183，使它同其他各省一样”（拉苏尔斯在1792年9月25扫就是这样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