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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危机（第2页）

“谁敢说第三等级本身还不具备组成完整民族所需的一切？它是一个强健有力的人，但却被人捆住了手脚。假如废除特权等级，全民族不会因此有所损害，相反会得到加强。那么什么是第三等级呢？是一切。不过它还处在被束缚和被压迫的状态。废除了特权等级它将会怎样？是一切，而且是自由和繁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其他等级，一切将会无限美好。”

西埃耶斯最后写道：

“第三等级包含了一切属于民族的东西；任何第三等级之外的东西都不能被视为民族的一部分。”

第三等级中包括了乡村和城市各人民阶层。此外，还有以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主的中、小资产阶级。在这些不同社会级别之间不可能划出明显的界线。自由职业者，如非贵族的法官、律师、公证人、教师、医生等也属于这个中等阶层。上层资产阶级包括金融界和大规模贸易方面的代表人物，其中最主要的是船主、金融家、包税人和银行家。他们在财富方面超过了贵族，但他们梦寐以求的是谋取官职和贵族称号，以便跻身于贵族行列。尽管存在社会差别，第三等级的一致之处在于反对特权等级和要求公民平等。这个要求一旦达到，第三等级中不同社会级别之间的团结一致便会消失，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便由此发展起来。第三等级由一切平民组成，它是一个等级但不是一个阶级。第三等级是个实体，只有把它的各个社会成分分解开来我们才能对它有准确的认识。

1。资产阶级的实力和多样化

资产阶级是第三等级中占优势的阶级：它领导了大革命并从中得到好处。它凭借财富和文化占据了社会头等位置，然而这种地位与特权等级的正式地位相抵触。根据社会地位和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可以把资产阶级划分为不同类型：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是以本金利润或地产收入为生的食利者；以法律界人士、官吏等组成的自由职业型资产阶级是一个多样化与复杂的资产阶级类型；手工业者和店主是与传统的生产和交换体系紧密联系的中、小资产阶级；工商业大资产阶级直接以利润为生，该类型十分活跃，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推动力量。在整个第三等级中，资产阶级自然只占少数，即便把全部手工业者计入资产阶级也是如此。18世纪末的法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在工业生产方面也只是个手工业国家。信贷事业极不普遍，流通货币十分有限。这些特点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构成产生了影响。

食利的资产阶级从工商业资产阶级中派生出来，靠本金利润为生，在经济上是股消极的力量。在整个18世纪中，资产阶级大发其财，食利者的数量与日俱增。例如，格勒诺布尔的食利者（及其遗孀）在1773年占资产阶级总数的21。9%，法律界人士占13。8%，商人占17。6%。到1789年，商人的比例降为11%，食利者的比例上升为28%。在图卢兹的食利者占资产阶级总数的10%左右。在阿尔比，其比例降为2%—3%。估计食利型资产阶级在整个阶级中共占10%左右。但是，食利者的资质是千差万别的。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在勒阿弗尔，“食利者本小利微，是受人鄙视的资产阶级”。在雷恩，社会最上层和最低层都有食利者。食利意味着某种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多种水平，这与财富的极端多样性是一致的。同时，利息的来源各不相同，它可以来自商业企业的股份或市政府（债务机构）的公债，也可以来自城镇房租或者农村地租。资产阶级（这里指整个资产阶级而不只是食利的资产阶级）的地产在各地区所占的比重为12%至45%不等：诺尔为16%，阿尔图瓦为9%，勃艮第为20%，莫日为15%以上，蒙彼利埃教区为20%。资产阶级的地产在城市周围比较集中，因为许多在商业中发财的资产阶级总把购置住所附近的地产看成最佳投资。

资产阶级中的自由职业者是个极为多样化的组合，第三等级的主要代言人都从他们中产生。同样，他们的升迁也往往是一种商业活动，其最初的资本也从利润中获得。那些不授予贵族的官职便在他们中间分配：司法或财政官职既有威望又属国家公职，这些官职被官员买下以后就成了私产。严格意义上的自由职业应首推人员众多的司法职业，其中包括旧制度时各种各样裁判管辖区内的检察官、执达员、公证人、律师等。其他自由职业并不都这样体面、荣耀。医生人数较少，除了少数名医（如特龙香、吉约坦）外，其他人并不太受人敬重。在小城镇里，人们比较熟悉药剂师或外科医生，而后者在不久前还是由剃须匠兼任的。教师的地位更不被人重视。当然，若干在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院或法学院、医学院任教的著名教授不在其列。他们人数不多，因为教育被教会垄断在手里。多数世俗的教育者是小学教师或家庭教师。最后还有文人和“传播新闻者”（记者）。这些人在巴黎比较多（如布里索）。格勒诺布尔是一所高等法院的所在地，因而是个法学家、律师、检察官云集的地方。他们在资产阶级中占13。8%。图卢兹也是高等法院和省行政机关所在地。在那里，由非贵族担任的司法、财政官吏和其他自由职业者占资产阶级的10%—20%。在波城的9000居民中有200人从事司法和自由职业。从全国范围看，自由职业者大约占整个资产阶级总数的10%—20%。同样，这部分人的生活条件不尽相同，其酬金或薪水差别很大。一些人与贵族阶级相差无几，另一些人则处于中等水平。这部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大体十分简单，文化知识水平较高，并忠实信仰哲学思想。他们，尤其是法律界人士在1789年发挥了首要作用，涌现出一大批革命人物。

由手工业者和店主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和地位比它高的工商业资产阶级都靠利润为生。这个层次的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其人数大约占资产阶级的23。在这个层次中，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劳动和资本的作用为标准：劳动的作用越少，资本的作用越大则社会地位越高。对手工业者和店主来说，社会地位越低，资本的比重就越小，收入来源中个人劳动的作用则越大。这样，他们的下层已和严格意义上的人民阶层很难区分了。这个社会阶层与传统的经济形式、小商业和手工业紧密相连。资本不集中，劳动力分散在小作坊是这种经济的特征。手工业生产的技术落后，工具陈旧，但仍在工业生产中占很重要的位置。生产和交换领域的技术改造引起了传统经济形式的危机。与行会制度相对立的是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的观念。18世纪末，大多数手工业者都怨声载道。由于越来越受到从事制成品远销和原料供应批发交易的控制，一部分手工业者的条件日益恶化，逐渐沦为雇佣劳动者。另一些人则害怕出现竞争者导致自己破产。手工业者一般都敌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他们不像工商业资产阶级那样赞成经济自由，而是统制经济的拥护者。为了判断他们的精神状态，我们还应对其收入变化的情况加以考虑：收入因劳动和资本所占的比重而异。对以经商为主、手工业为辅的人来说，收入的增加与物价上涨是一致的。18世纪，不少小酒店主的子弟成了法院书记人员（检察官的办事员、记录秘书等），从而上升为自由职业者。以手工业为主、经商为辅的人只为主顾而生产。他们也从物价上涨中得到好处，他们的产品增加了。至于那些主要依靠工资（标准工价）为生的附属手工业中的劳动者，物价与工资之间日渐扩大的差距使他们深受其害。尽管名义工资上升了，购买力却下降了。这些附属手工业者的收入普遍有所下降。这种现象在旧制度末期的城市人民阶层中是共同的。手工业各团体在危机的作用下被发动起来，它们为城市无套裤汉组织提供了骨干。但是，不同的利益使之不能提出一项协调的社会纲领。大革命历史中的，尤其是共和二年间的某些曲折便是由此产生的。

工商业大资产阶级直接以利润为生，在资产阶级中是一支积极活跃的力量。从广义上讲，这是个“企业家”阶级，用亚当·斯密的话说便是“企业主”阶级。根据他们的不同活动，可以把他们分为不同种类，而这些种类之间的差异还受到地理因素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金融资产阶级的地位最为重要，其中包括每6年承包1次间接税征收权的包税人、银行家、军火商和财政官吏。他们组成了一帮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贵族，并时常通过参与公事或联姻关系和世袭贵族建立密切往来。不少人在任职之前就已经获得了贵族封号。这些人的社会作用广泛，经常资助文学艺术事业，保护哲学家。他们通过征收间接税，向国家贷款以及组织合股公司等方式积累了巨额财富。苛刻的税收使他们不得人心，因而其中不少人在1793年被送上了断头台。

商业资产阶级在海港地区颇为得势。波尔多、南特、拉罗舍尔等地就是在对海外岛屿，尤其是安的列斯群岛和圣多明各的贸易中繁荣起来的。从海外输入的有糖、咖啡、染料和棉花。“乌木材”的贩运向这些地方提供了黑奴，并成为巨额收入的来源。1768年波尔多的贸易能力据说相当于法国向美洲诸岛贩入黑奴年总量的14。这个港口在1771年进口了价值1。12亿锂的咖啡、2100万锂的染料、1900万锂的白糖和900万锂的粗糖。马赛专门从事对地中海东岸地区的贸易。法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最突出。1716—1789年，贸易规模扩大了4倍。于是，在港口和商业城市里聚积了大量财富，各种经济活动应运而生，如大宗商品交易、海运事业，银行业等。在这些地方产生了主张资产阶级优势地位的政党领袖，开始是君主立宪派，后来便是吉伦特派。资产阶级用积累的财富或购置土地（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或向新兴工业投资。贸易**成为工业发展的先导。

制造业的资产阶级刚刚从商业中分离出来。在很长时间里，工业（当时人称制造业或加工业）只不过是城市商业的附属。18世纪十分发达的农村工业便具有这种形式：几千个农民为城里的批发商工作。资本主义大生产仅在那些设备昂贵的新型工业中开始出现。工业的集中化始见雏形。在冶金工业部门中，一些大企业已在洛林、克勒佐（1787年）等地形成。“克勒佐”联合股份公司拥有完善的机器设备：“火焰机”、铁路马车、4座高炉、2个锻造车间。它的炮筒车间在全欧洲同类企业中是最大的。钢铁大王迪特里希是法国当时最大工业集团的首脑。他在涅代布隆的工厂共有800多工人。在罗托、雅热塔尔和雷斯肖方都有他的企业。特权等级还掌握着冶金工业的很大一部分。绅士并不因成了冶金厂主而丧失贵族身份，例如在夏尔维尔、翁布尔和阿扬日的旺代尔家族。煤炭工业也在更新。联合股份公司的组成使开采更为合理，也使大量工人集中到一起。1757年建立的安赞煤矿公司雇佣了4000名工人。在旧制度末期，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一些特征已经有所显露。

根据皮埃尔·莱昂在《十八世纪的工业》中的研究，1730—1830年间的工业增长速度因地区和生产部门而异。

增长速度缓慢的是基础工业和传统纺织业：毛织品、亚麻或大麻布。在18世纪中，这些部门的生产在全国范围的增长较少：61%。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差别，从1703年到1789年，朗格多克的生产增加了143%，蒙托邦和波尔多两个财政区在同期内增加了109%。从1692年到1789年，香槟地区的生产增长为127%，贝里地区为81%，奥尔良地区为45%，而诺曼底在同期内的增长只有12%。奥弗涅、普瓦图则是生产停滞的地区。某些省份甚至出现增长负值，如利穆赞（-18%）、普罗旺斯（-36%）。

增长速度迅速的是“新型”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冶金工业、新型纺织业。技术不断进步和大量投资使这些部门充满活力。在煤炭工业方面，皮埃尔·莱昂在考虑到统计数字的近似性后，估计生产增长为700%至800%。根据掌握的连续级数计算，安赞的生产1744—1789年增长了681%。冶金工业在大革命前的增长并不显著，后来开始加快，1815年后又趋缓慢。例如生铁产量1738—1789年增长72%；而1738—1811年则增长了1100%。对新型工业中的棉纺和印染产品尚缺乏总统计数字。但是鲁昂地区的棉织品在1732—1766年间增加了107%，牟罗兹的印花棉布销售额在1758—1786年间增长了738%。古老的丝织业在普遍繁荣中得益匪浅，表现出新型工业的发展势头。在里昂，1720—1788年的织机数量增加了185%，在多菲内，1730—1767年的拈丝产量增加了400%（重量）。

尽管法国工业的扩张力量非常显著，但工业增长对国家经济总增长的影响力却显得相对弱小。农业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地租上涨和农业收入增加后大量资金转向工业企业。工业的增长对贸易结构必然产生影响。1716—1787年，制成品的出口增长了221%（法国出口总额增长了298%）。不把殖民地贸易计算在内，在此期间工业原料在进口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从12%增至42%。

这种经济活动现象使资产阶级的成员意识到他们的阶级存在，并使他们懂得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不可避免地处于敌对地位。西埃耶斯在他的小册子里以第三等级从事的专门劳动和担任的公职对它作出了定义：第三等级是整个民族，贵族不能成为民族的一部分，它处于社会组织之外。因为，它脱离总的运动，处于僵化静止状态。“它坐享其成，不劳而获，吞噬着劳动果实最精华的部分……这个阶级以其毫无作为而自绝于整个民族。”

巴纳夫表现得更为敏锐。的确，他是在多菲内的工业活动环境中长大的。如果手工工场视察员罗兰在1785年所做的描写是可信的，这种工业活动使当时的多菲内以企业多种多样、工场密集林立、产品数量丰富位居王国各省之首。巴纳夫在制宪议会解散之后写了《法国大革命引论》。在提出了所有制作用于社会制度的原则后，他接着指出，土地贵族阶级创立的制度抗拒和延误着工业纪元的来临：

“当工艺和贸易得以深入到人民之中，并且为劳动阶级创造出新的致富手段时，一场政治法律范围的革命便开始酝酿了，新的财富分配导致新的权力分配。如同占有土地使贵族阶级提高了地位一样，工业财产正在使人民的权力增加。”

对巴纳夫笔下的“人民”，我们应该理解为“资产阶级”，它把自己与民族同化了。工业财产，或者整个流动财产的拥有者阶级获得了政治领导地位。巴纳夫明确指出了土地财产权与流动财产权之间的对立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对抗。工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社会演变和它所代表的经济实力有敏锐意识。它怀着对自身利益的坚定信念把大革命引向结束。

城市各人民阶层承受着旧制度的重压，它们由于仇恨贵族阶级和旧制度而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合紧密。然而它们内部分为不同类型，在大革命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如果说所有人民阶层都始终如一地反对贵族阶级，那么它们对革命运动中先后掌权的各资产阶级派别的态度却存在差别。

以双手劳动，从事生产的群众被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些有产者称作“人民”。这个字眼多少有些轻蔑的意思。实际上，从中等资产阶级到当时的无产阶级之间有很大差异，甚至存在对抗。人们常以国民公会议员勒巴妻子的说法为例，她是“细木工匠”（应理解为“细木器工场主”）迪普莱的女儿，同时也是罗伯斯庇尔的房东。据她说，她的父亲很注重其资产阶级的尊严，从来不许他的“仆人”，即他的工人和他同桌就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之间的距离，以及中、小资产阶级同严格意义上的人民阶层之间的距离。

这些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如何划分？这是个很难回答，甚至根本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在贵族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第三等级”这个笼统用语所包括的各个社会范畴之间还没有明确分野。资本主义的演变将使它们之间的对立更加具体化。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手工业生产和店铺式交换制度是与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无明显分界的现象互相适应的。

“附属手工业者”处于人民阶层与小资产阶级之间，例如“里昂丝织工”那样的手工业者，他们由商人资本家发给加工报酬，提供原料并出售制成品。这种手工业者在家里劳动，不受商人监督，工具通常属于自己。有时他们还雇佣若干帮工，俨然是个小老板。然而实际上，他们在经济上只不过是受商业资本主义支配的雇佣劳动力。这种社会结构以及手工业者对商人所定“工价”的附属性曾导致18世纪的里昂多次发生骚乱，尤其是1744年丝织工人的暴动，它使总督不得不遣兵入城。

另外，我们还应该把行会工人（手工业生产）与人数少得多的手工工场工人和新兴大工业工人区别开来。

行会中的帮工和学徒在经济上和思想上紧密附属于师傅。在手工业中，家庭作坊构成独立的生产单位，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某种社会关系。不仅学徒，就连帮工（通常为一两名）也生活在师傅家里，“与他同吃、同住”。这几乎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大革命前夕，这种习惯在不少行业中仍然盛行。随着这种习惯趋于消失，师傅与帮工的分离开始出现，传统劳动关系也逐渐解体。这种现象由于帮工数量不断增长而加剧。

手工工场工人比较容易爬上工人的各种级别，对他们没有任何正规的学徒要求。但是，他们被置于比作坊规章更为严格的纪律之下，很难脱离雇主。为此，他们必须得到“解雇书”。1781年，对所有雇佣劳动者都实行了必须持有“劳动手册”的规定。这部分城市雇佣劳动者是19世纪无产阶级的前身。然而我们对它的数量不宜过分夸大。

18世纪，城市各人民阶层的生活条件开始恶化。在物价上涨的同时，城市人口增加，这使工资与生活费用的关系失去平衡。在18世纪后半期出现了雇佣劳动者贫困化的趋向。在手工业方面，帮工的生活条件和师傅没有根本区别，只是偏低些而已。工作日一般是从清晨到夜晚。在凡尔赛的许多作坊，劳动时间在气候宜人的季节是从早上4点到晚上8点。巴黎的大多数行业每天工作16个小时，装订工和印刷工的工作日不超过14小时，因而被人看成幸运者。当然，那时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紧张，其节奏比较慢，宗教节假日也较为繁多。

人民生活条件的根本问题是工资和购买力问题。物价不均衡上涨对人民各阶层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它们开支的构成。粮食价格比其他物品上涨都多。由于人口增长在下层社会尤其显著和人民群众的食品构成中面包比重极大，所以人民所受的打击也最大。为确定人民生活费用的指数，有必要把不同开支的比重先大致确定下来。拉布鲁斯认为：在18世纪，面包开支占人民收入的一半（这是最低限度），蔬菜、油脂和葡萄酒占16%，服装占15%，取暖占5%，照明占1%。拉布鲁斯以上述各类商品长期价格指数为基础所得出的结论是：与1726—1741年这个基数时期相比，1771—1789年生活费用增长了45%；1785—1789年则增长了62%。另外，季节的变化加剧了灾难性的后果。1789年前夕，在物价普遍上涨之后，人民的开支中面包已占58%，在1789年，面包的开支比重又上升到88%，用于其他的开支只剩下12%。物价上涨对富裕的社会阶层显得宽容；对穷人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

由于行业和城市的不同，工资也自然不同。城市的技术工可以挣得40个苏[2]。但是一般工人，尤其是在纺织业，工资不超过20—25个苏。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沃邦所估计的平均工资为15个苏。在18世纪中期以前，工资一直保持稳定。1777年的一份调查表明，当时的平均工资额为17个苏。可以认为，1789年时的平均工资额为20个苏左右。一磅面包的价格在好年景时是2个苏。因此，旧制度末期一般工人的购买力应相当于10磅面包。问题在于：人民生活用品价格上涨所造成的后果究竟是随着工资额的运动有所缓和呢，还是更加严重了。拉布鲁斯对此做出了统计系列，他以1726—1741年为基数，表明1771—1789年的工资额增长了17%，但是，在近一半的地区（根据局部的统计系列），工资额增长不到11%。若以1785—1789年与基数相比，增长率为22%，在3个财政区则超过了26%。工资的增长因职业不同而异：建筑业为18%（1771—1789年）和24%（1785—1789年），农业短工分别为12%和16%，纺织业处于中间水平。从长时段看，工资增长与物价上涨（48%和65%）相比要少得多。工资随物价上升，但不能与之持平。工资额周期性和季节性的变化更加大了工资与物价的差距，甚至引起反向发展。的确，在18世纪，商品昂贵引起了失业，收成减少压缩了农民的需求，农业危机引起了工业危机。面包价格上涨使人民群众开支中面包的比重更为加大，其他开支的比重相应缩小。

当时的观察家和理论家对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有所察觉。杜尔哥第一个提出工资“铁的规律”（他著的《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思考》出版于1766年）：按照事物的常理，工人的工资不能超过维持其生存和再生产的最低限度。

上面列举的数字是全国的平均水平。一些地方研究的新成果可以启发我们在一些方面看到更细微的差别。在当时已开始成为工业大城市的里昂（1785年时居民达15万人），黑麦价格的上涨在18世纪里超过了建筑工人同期工资的上升。妇女劳动的增加略微改善了工人的收入状况，但是，他们的生活始终很艰难。随着1760年以后出现的经济不稳定，丝织者的工作越来越无保障。在中等城市冈城（1789年的人口为3。2万），人数最多的非技术行业的工资额在18世纪中期曾超过小麦价格的增长，在1767—1780年间却明显地落后了，在1780—1789年间，工资的增长与食品价格的上涨又趋持平。实际上，就业问题和长期低水平的工资相比显得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由此可以看到1789年、1792—1793年和1795年的高昂物价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饥饿把无套裤汉动员了起来。

尽管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社会冲突，然而他们都为反对贵族阶级而动员起来。手工业者、店主、帮工，他们对旧制度心怀不满，对贵族充满仇恨。许多城市劳动者出身于农民，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这种根本的对立更加尖锐。他们痛恨贵族享有特权，占有地产和征收捐税。对于国家，人民各阶层主要要求减轻税收负担，尤其是废除各种间接税和入市税。市政府利用这些税收抽走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而这些都有利于富人。对于行会，手工业主与帮工的观点相去甚远，但在政治上，他们都隐约地倾向于民主。

但是，人民的主要要求仍然是面包。在1788—1789年间，使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最敏感的莫过于导致其处境日益艰难的严重经济危机。在多数城市中，1789年发生的**都是由贫困所引起的，这些**的第一个效果是使面包价格下降了。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危机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它往往由于连年收成不佳或明显歉收所造成。粮食价格因此猛涨，许多农民小生产者或非生产性农民不得不购进谷物，其购买力因此而下降。这样，农业危机也波及到工业生产中。1788年的农业危机是整个世纪中最严重的一次。冬天，粮荒出现，失业造成乞丐大增，这些饥饿的失业者构成革命群众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