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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督政府自由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02（第1页）

第二章第一督政府。自由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02

财政的应急措施占了上风。征购的做法仍维持下来以保证供给军队粮食、饲料和马匹。对此可以用税收的收据或国有财产购买收据来支付。如同放弃了统制经济后的热月党一样，督政府也不得不求助于金融家、银行家、供应商和军火商。它落到了受他们支配的地步。在使用了各种招数，包括抵押王冠上的钻石（其中有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重137克拉的大钻石），转让巴达维亚期票（即根据海牙条约荷兰对法国的战争赔款）之后，共和五年雾月16日（1796年11月6日）的法律授权督政府可以使用国有财产作为支付手段。某一供应商就这样在诺尔省得到了600公顷土地。不久后竟然发展到向债主转让某项国家收入的地步。这种所谓的“债权转移”，实际是恢复了旧制度时实行的“预先付款”的办法。于是，有人获得了在国家森林的伐木权，有人得到某一省的税收权，向意大利方面军供应军需的弗拉沙公司则获得了拍卖在利弗纳截获的英国货品的权利。

财政措施的弊端、政府的无能、一小撮政客（以为代表，还有金融家乌弗拉以及富歇、塔莱朗等人）的唯利是图使贪污腐化恶性膨胀起来。有人因囤积食盐致富，有人则搞国有财产投机而发财。伤风败俗也蔚然成风，尤其使观察家震惊的是，这和共和二年斯巴达式的风尚简直有天渊之别。但此风只侵染到一小撮暴发的有闲阶层。他们以疯狂地寻欢作乐为常事。有人笼统地称此为“督政府时期的社会”。这个社会为第一帝国时期上流社会的风气开了先河，不过它更为**，但在排场之奢华上仍稍逊一筹。政府里共有两个人属于这个糜烂社会：一个是原子爵；另一个是原主教塔莱朗。商人、暴发的新贵、银行家、供应商、股票和债券投机商以及发革命财的人都麇集在这两人的周围。但是他们随时准备为了另一个更有利可图的政权而出卖现政权。

现政权在社会各个阶层越来越丧失威信。各级官员只能不定期地得到薪俸。各公共机构由于缺乏经费很难开动起来。为了减轻国家负担，督政府把法院、中心学校和公共救济交给各地方负担。然而，各地的财政状况也和中央政府一样糟糕。当政府有能力时，年金的14由硬币支付，其余的34则用税务收据或国有财产购买收据支付。这些票据又被投机商用极低廉的价格收买。共和五年的选举临近时，督政府财政上的无能加剧了人民大众的不满，而这对敌对的保王派却十分有利。

Ⅱ。对外征战（1796—1797年）

自从革命政府垮台以及它的国防政策彻底失败后，战争便开始具有新的性质，这些性质在第一督政府时期更加明朗了。战争不再由统制经济支持（统制经济已变为自由经营和自由赢利），军队的物质形势恶化了。久而久之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军队”的士气。更有甚者，那些不再受革命政府和恐怖时期的平均主义约束的将军们正在摆脱政权机构的监护，并且任凭自己的野心膨胀。在这方面，波拿巴的意大利政策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由个人野心支配的冒险性活动取代了国家利益。当这种倾向被笼罩在胜利的光辉之中时便显得更加危险。

1。第一督政府时期的军队

第一督政府时期军队在继续堕落，因为在军队和其他部门一样，督政府只是继续执行热月党的政策。纸币的破产、政府财政上的无能以及供应商的舞弊，不免也影响到吃得很坏、穿得很差、待遇很可怜的士兵的条件。穷困对部队的数量也产生了影响。不服从征召和开小差的恶习侵蚀着共和国的军队。五百人院责成一委员会起草一项抑制这种恶习的法案。共和四年雾月19日（1795年11月10日），议员迪皮伊揭露了造成这种恶习的深刻原因：

“敌人利用反动势力同情者的热狂，使你们把一切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这一恶习的强制手段都视为恐怖主义行为。仅恐怖主义这个词就为反法的欧洲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胜过任何武器。我巡视了共和国的几个省，看到一帮帮的逃兵在路上逛**，像我一样逍遥自在，没有任何人依据反逃兵法去逮捕他们。怎么回事呢？听说他们的家长一般都是市长或市政官员……况且，这些官员如果执法严明，还有成为那种可恶的、曾使法兰西尸横遍野的反动势力牺牲品的危险。”

这就充分揭示了这种恶习的根源。由于对共和二年的一切回忆都怀有强烈的仇恨，并且企图拉拢反动派以钳制人民的斗争，督政府和热月党国民公会一样，在制止这种恶习方面是软弱无能的。

同时，军队的士气也在发生变化。显然，在军队里共和二年的影响是深刻的，对前贵族和教士的敌视以及对王政的仇恨很强烈。但是革命的火焰没有维持，革命的热情也在逐渐淡漠。对共和二年人们提出的暴力思想很敏感的部队，跟不上督政府折中政策的千变万化，也不能热情地赞同显贵们的中庸思想。军队同现政权越来越疏远，它对老百姓也更加蔑视。于是出现了一个在第一帝国初期广泛使用的字眼“佩坎”（指平民百姓）。由于军事机构本身的特点，民主感情仍然得以保持。即使像民主选举产生军官以及在军事法庭上设立陪审团等民主程序被取消了，在军人晋升时，知识占的分量始终很小，聪明才智和勇敢可以弥补知识的不足。一名普通战士只要勇敢，就有希望很快晋升到最高层。当然这不免会鼓励野心和冒险精神。

一直支持着军队的民族感情此时确实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自从实行“全民总动员”以来，部队的人员再也未更换。对外征战使军队远离法国，渐渐地士兵们同国内的老百姓越来越脱离。由于部队驻扎在国外，它们必然变成为职业军队，变得只听从指挥他们的将军。对国家的忠诚慢慢地让位于对一名长官、对冒险精神、不久又变为对掠夺精神的忠诚。共和二年时，人们曾作一切努力来维护和加强军队和人民的联系。然而此时，人们却竭力要士兵们忘记自己也是公民。圣茹斯特在他1793年2月12日的演说里强调：“只有当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时”，才能取得胜利。而在意大利战役前夕，波拿巴在1796年3月26日的宣言里却声称：

“士兵们，你们一无所有，吃得很差。我要把你们带到世界上最富庶的平原去。富饶的省份，豪华的城市将要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将在那里找到名誉、光荣和财富……”

爱国主义被抽空了共和主义与人道的内涵，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公民责任感和革命热情很快被对外国的蔑视，对军事荣誉的追求以及民族虚荣心所替代。玛丽-约瑟夫·谢尼埃很快便极力颂扬“习惯于征服的伟大的民族”。这是从第一督政府末期起开始流行的、引起人们骄傲的一句话。第一帝国认可了它。

由救国委员会在共和二年建造起来的战争工具，在投入1796年的战役前夕，同反法联盟各国旧制度的军队相比仍然是优越百倍的。为了加强在将领和供应商面前的权威，督政府效仿特派员制度，设立了派往各部队的“军事委员”，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因为无论军事委员或是督政府，它们在将军们的面前没有“强制力”。现在，将军们的作用是压倒一切的，波拿巴的军事天才使他进入了最高层。在制订战略原则，组成和使用战术单位等方面，波拿巴的天才不久就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他在总的方面仍然是忠于革命传统的。他革新了战争艺术，而他使用的是革命创建起来的民族军队。

2。波拿巴在意大利（1796—1797年）

自从1795年签订各项条约以来，反法联盟的规模缩小了，其主要成员只有英国和奥地利。显然，军事和财政形势都不佳的奥地利，假如能肯定得到象巴塞尔条约规定的向普鲁士所作的补偿，它本来也会放弃莱茵河左岸的。至于英国，因为受到带有严重社会和政治后果的经济与财政危机的威胁，尽管它一直讨厌看到法国在荷兰站住脚跟，但它这时也没有能力在大陆再进行一场军事行动。

督政府的对外政策早已由被看作不可更改的“法定边界”的概念所规定：共和三年宪法的第332条绝对禁止“割让共和国领土”。兼并比利时是得到曾通过宪法的公民投票确认的。对阿维尼翁和萨瓦的兼并更是如此。只剩下莱茵河左岸的问题了。跟在右派后面走的卡诺主张实行从前的、然而是经过改善的边界；而领导外交的勒贝尔却主张“自然疆界”，也就是同意兼并。他企图在自然疆界外获得一些抵押品，以便在谈判时处于有利的地位。他的主张得到了督政府的赞同。为了把这些条件强加给奥地利和英国，就不能被动地听任征战自然地发展。

卡诺制订的1796年战争计划规定德意志南部的军事行动具有决定性作用。桑布尔-默兹方面军、莱茵-莫塞尔方面军分别在儒尔当和莫罗指挥下将向维也纳挺进；而不太重要的阿尔卑斯方面军和意大利方面军分别在凯莱曼和谢雷指挥下将夺取皮埃蒙特和伦巴第，并把它们作为谈判的筹码。集中在布雷斯特的爱尔兰方面军在奥什的指挥下将对英国起威慑作用。在最后的关头，共和四年风月12日（1796年3月2日），督政府任命波拿巴取代谢雷。它的军事和政治计划因此被打乱了。

拿破仑。波拿巴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阿雅克修的一个亲法的小贵族家庭。1779年他成为王家奥顿中学的奖学金生，后来进入巴黎军事学校附属的王家布里埃纳中学直至1784年。1784—1785年他成为军事学校的贵族士官生。1785年9月，16岁的波拿巴在参加会考时，在58名应考生中取得第42名。从此，他被任命为炮兵助理中尉。从瓦朗斯到奥索纳，然后又回到瓦朗斯，在这些迁移中他过的是军营里小军官的那种清苦的、无前途的生活。他是1789年的爱国者，然而是一名科西嘉的爱国者。1789—1793年保利在科西嘉岛多次逗留期间，波拿巴在他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政治生活。但由于得不到保利的信任，当保利和国民公会闹翻、求助英国人时，波拿巴于1793年6月离开了科西嘉。1793年7月他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的上尉，并被派往阿维尼翁组织火药运输队。这时他真诚地拥护山岳派和雅各宾派。他以对话的形式写了一本题为《博凯尔的晚餐》的书，并且得到国库的资助，于1793年8月在阿维尼翁印刷出版。此书的内容是1名军人（他本人）和尼姆的1名市民、蒙彼利埃的1名制造商以及马赛的1名商人之间的谈话。其大意是人们说服倾向吉伦特派的马赛人，要他相信“山岳派的事业是全民族的事业”，国民公会是“团结的中心”，必须拯救“处在最残酷的反法联盟包围之中的新生共和国，因为它们要把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他离开了故乡科西嘉并放弃了该岛独立的幻想。波拿巴从此投身到革命的民族中来。他的同乡、特派员萨利赛蒂于1793年9月17日把包围土伦的炮兵部队交给他指挥。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是决定性的。12月19日土伦被攻占，22日波拿巴晋升为准将。意大利方面军的特派员奥古斯坦·罗伯斯庇尔保荐他。在共和二年芽月16日（1794年4月5日）写给他哥哥马克西米利安的信中，他夸奖了“公民波拿巴出类拔萃的优点。”

热月政变对一切都提出了异议。事件于热月18日（1794年8月5日）传到尼斯：第二天，波拿巴被特派员撤去了指挥职务，并且作为罗伯斯庇尔分子被关押在昂蒂布的方堡里。果月3日（1794年8月20日）他被释放，并恢复了军职。但是他的军事生涯遭到了奥布里的阻挠。这是一名隐藏的吉伦特分子，而且是国民公会军事问题的报告人。他激烈批评波拿巴“过早地晋升和具有无节制的野心”。然而，1795年3月波拿巴仍被任命为西部军炮兵司令，但被他拒绝了。6月，当他被任命为西部军的步兵将军时，他再次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