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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督政府自由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第1页）

第二章第一督政府。自由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

资产阶级国家局限在纳税人共和国的狭窄范围内，将贵族和民众各阶层都排斥在外，再加上它的自由实践毫无成效，这些都注定它是不可能稳定的。热月党的“显贵”们既害怕保王主义，又惧怕民主，因此他们拼命地反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共和三年立宪巧妙的平衡，除了造成政府的无能或诉诸武力，没有带来其他任何后果。政府的双重排斥政策在国内遭到双重的反对，这使督政府的稳定政策已经受到损害。稳定政策本要求迅速恢复和平，但是战争在继续，征战仍在加紧进行。于是，罗伯斯庇尔1792年1月2日在反战演说中提出的关于将军们“成为民族的希望和偶像”的预言开始应验了：“假如这些将军中的一名注定要取得成功……他怎么可能不对他的党派产生巨大影响呢？”

Ⅰ。国内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

继热月党之后，督政们企图借以稳定政权的社会基础是极其狭窄的。

在有产阶级方面，贵族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都被排斥在外。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的法律规定，禁止流亡者的家属担任任何公职。此项法律于共和五年被保王派多数取消后，果月18日再次恢复。不久后，西埃耶斯提议流放那些曾在旧制度下担任过公职或享受过特权的贵族，并且把其他贵族降到和外国人等同的社会地位。共和六年霜月9日（1797年11月29日）的法律坚持了第二条措施。这项法律之所以从未被实行，其原因是很明显的。排斥的政策不仅限于贵族。社会地位处于中等的督政府资产阶级也同样不信任社会地位比他们高，更加接近贵族阶级的、旧制度时期的资产阶级。立宪君主主义者和绝对君权主义者一样被拒之门外。督政们认为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并且是保守的。但是他们拒绝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支持，害怕被他们引向复辟之路。

平民各阶层对共和二年的记忆犹新，以及社会上的恐惧心理，在整个督政时期始终是导致反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最终使雾月18日政变合法化。平民各阶层中的最有觉悟的人士并没有顺从地接受被摈弃于国家以及他们曾为之斗争的共和国之外。“平等派密谋”就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正当革命运动在新的道路上艰难地摸索前进时，资产阶级的恐惧成为政府手里用来反对“排斥派”、“恐怖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强盗”和“吸血鬼”的有力杠杆。“显贵”们和上层阶级最害怕的是回到共和二年。因为在那个时代，富人被怀疑，穷人制定法令，传统的社会价值都被推翻，政治上的民主导致了社会平均化。“土地法”和财产均分的幽灵仍然异常强大。共和四年霜月10日（1795年12月1日），鲜为人知的多希在五百人院声称反对建立累进税收制，他说：

“国家只有尽可能地使公民发家致富，产业才能兴旺起来……累进税收制是反对富裕公民的一项例外的法律……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把产业划分为极小的份额。这种制度在国有财产的让与中已经实行得太多了……一句话，累进税收制是土地法的真正起因，因而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必须加以扼杀……立法机构要强烈声明反对任何摧毁社会和谐以及明显地侵犯产权的原则。只有对产业怀有宗教般的尊敬，才可能使全体法国人同自由、共和国紧密相连。”

然而，这等于把曾创建这个共和国，但又没有财产的人们摈弃于共和国之外。

督政府建立在产业、纳税资产阶级及共和派“显贵”们的狭窄基础上的这种稳定，终将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1。督政们、雅各宾派和保王派

新政权的最初阶段是建立共和三年宪法所规定的各项机构。事实上，从热月党国民公会到督政府，在位的都是同一些人。

根据“23名额”法，督政府时期的议会两院里共有511名原国民公会议员。共和四年雾月6日（10月28日）指定了379名国民公会议员为新议员。此后，经各省选举议会挑选又补充了15名，再加上19名科西嘉和海外殖民地延长任期的代表，共计413名国民公会议员。他们不是温和派便是反动派。朗热内得到39个省的提名，布瓦西·当格拉得到36个省提名。这些重新当选的国民公会议员组成了“法国选举议会”，他们不仅补足甚至还超过了23。新的13议员加强了右派的势力，如君主立宪派巴尔贝·马尔波瓦、杜邦·德·内穆尔、波塔利斯，或是坚定的反革命分子布瓦西·当格拉、亨利·拉利维埃尔和伊斯纳尔。督政府的大多数成员由以前的吉伦特派（如拉勒韦利耶尔、卢韦）、平原派（如勒图尔纳、西埃耶斯）或前山岳派（如、塔利安）组成。他们之中有158名弑君者，但其中有的已发生了变化。据比较有把握的估计，议会两院里有158名保王分子（其中大部分是自由派），305名共和派（大多数是热月党人）以及226名共和三年宪法的拥护者。督政的遴选是由最后这一部分人的意志决定的。

督政府成员根据五百人院提出的一份名单挑选：元老们决定留任、拉勒韦利耶尔、勒图尔纳和阿尔萨斯人勒贝尔。后者曾代表山岳派先后参加过制宪议会和国民公会，他的威望很高，始终是自然疆界[1]的维护者。对勒图尔纳有着巨大影响的前工程兵军官卡诺，保持着前救国委员会委员的声望。但他坚定地转向保守派，因而他很快失去了昔日的声望。处在这两个正直、勤奋和忠于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派别之间的是。他是热月9日和葡月13日的打手，前子爵和军官，一个凶狠的前恐怖主义者。他对大革命无疑是有感情的，但又随时准备待价而沽。

督政府设立在恐怖时期的监狱——卢森堡宫里，并建立了1个秘书处，后来成为波拿巴的国务秘书处。被任命的6名部长是：内政部长贝内泽克，财政部长，弑君者拉梅尔-诺加雷（一直担任到共和七年），司法部长、关于嫌疑犯的法令起草人梅兰（杜埃人），对外关系部长德拉克鲁瓦（也是弑君者），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由两名第二流的军官担任。以后又成立了第7个部，即警察总部，由科雄任部长。

“为了宣告自己的成立”，督政府于共和四年雾月14日（1795年11月5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这是真正的政府纲领。在政治方面，督政府准备“向保王主义积极开战，振奋爱国主义，严厉镇压一切乱党，熄灭任何党派意识，消灭一切复仇愿望，建立和谐、融洽的气氛，恢复和平”。在经济方面，要“重开生产门路，振兴工商业，消灭投机，复兴艺术与科学，重建富裕，恢复公共信贷”。

总之，“在革命不可避免地引起的混乱基础上恢复社会秩序”。这是一项稳定、平衡，折中然而又是反右的纲领。纲领虽然对雅各宾派没有任何影射，但是却号召人民反对“耍弄阴谋的保王派和不断鼓吹幻想的狂热分子提出的任何卑鄙建议”。

这时葡月刚过，督政府一上台便号召全体共和分子团结起来。

在政治领域里，共和三年的宪法建立了巧妙的平衡。但还必须使各权力机构之间不发生任何严重的争端。各督政官和选举并支持他们的多数派协调一致地开始了他们的政务。各级地方政权和法院也建立起来。当各选举议会没有完成选举便闭会时，督政府就任命议员，并选择替补者。这样，从一开始督政府的权力就在不断扩张。但是，它的政令没有被严格地服从，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从未如数付给薪俸。议会两院的多数派和督政府很快就面临着和热月派国民公会同样的反对派。

葡月在巴黎被击败的保王派，继续在西部、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制造混乱。英国提供了武器和伪造的指券。1796年1月，斯托夫莱重开战火。奥什虽然没有严格执行反对反抗派教士的法律，却积极调动部队，加强岗哨，最后解除了农民的武装。斯托夫莱被捕后，于1796年2月25日在昂热被枪决。3月29日夏雷特也在南特被枪决。在罗亚尔河以北，卡杜达尔在莫尔比昂，弗罗泰在诺曼底的丛林地区，塞波在曼恩纷纷投降。6月份，西部军被解散，保王派终于彻底垮台了。然而各地零星的抢劫仍时有发生。保王派在今后应采取的策略上发生了分歧。由于流亡派失去了勇气，诉诸武力派在诉诸宪法派面前让步了。后者的目标旨在下次选举中夺取多数以合法地推翻共和政府。在这之前不敢采用武力行动，并已辞去司令官职务的皮什格吕也赞成这个策略。

雅各宾派一度曾利用了政府的善意。督政府把雅各宾派安排在一部分行政机构里，允许他们的刊物出版，甚至还资助杜瓦尔的《自由人报》。各种俱乐部纷纷重建起来。“先贤祠俱乐部”于共和四年雾月25日（1795年11月16日）开幕，很快就发展了1000多名成员，其中有前国民公会议员，如德鲁埃。格拉古·巴贝夫于雾月15日（1795年11月6日）重新出版了他的《人民的保民官报》，他写道：

“一般说来什么是革命？尤其什么是法国革命？它是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公开爆发的战争。”

巴贝夫揭露了共和三年宪法的反民主性质：

“除了1795年以外的其他所有权利宣言，都是以一条象征永恒正义的重要格言——‘社会的目标是共同的幸福’作为开始的。在这之前，人们曾大踏步迅速地向这一目标前进。以后他们就倒退了，违反了社会和革命的目标，只是为实现‘少数人的幸福’和‘大多数人的不幸’。我们敢于这样说：尽管有各种障碍和反对，直到热月9日以前革命一直在前进，以后就倒退了。”

在一些前国民公会议员，如阿马尔，罗贝尔·兰代等人的支持下，左派的进攻加强了。

督政府终于担心了。霜月14日（1795年12月5日）签署了对巴贝夫的逮捕令，从此他只能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在雨月1日（1796年1月21日）举行的纪念处决路易十六的仪式上，勒贝尔的演说标志着刹车。虽然他愤怒地谴责保王派，但是他也抨击了那个“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渗透到议会内部规定法律的时代……希望善良的公民放心。”

事实上，政权的稳定取决于如何解决热月党执政时代遗留下来的根本问题，主要是经济和财政问题。当时，货币崩溃，经济凋敝。金融危机加剧了货币危机，税收再也不能入库，国库一贫如洗。勒贝尔请求“那些漠然置之的人关心共和国，并且和广大的共和派站在一起。在共和国面前任何派别都应消除。”但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货币的灾难加剧了人民的贫困：它使一度曾出现过的政治团结成为泡影。由于害怕左翼反对派利用这一机会掀起民众运动，督政府来了个向右转。

2。革命纸币的破产（1796年）

督政府建立时，通货膨胀达到了顶点，100锂指券只值15苏。由于国库空虚，印指券的机器不断增大印量，从而使其价值很快就低于纸张本身的价值。在4个月里，纸币量翻了一番。共和四年雨月30日（1796年2月19日）总量达到了390亿。霜月19日（1795年12月10日）规定的累进比例强迫借款，是一种对资本真正的课税，可以用金属货币、谷物或者相当于面值1%的指券来偿付。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因为市价甚至还要低3—4倍。借款只收到270亿纸币和120亿硬币。它引起了资产阶级极大的不满，他们是占纳税人中14的纳税最多的人。雨月30日（1796年2月19日），政府不得不停止发行并废除了指券。

一种新的纸币——“土地票”代替了指券。重新使用金属币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流通的金属币只有3亿左右，而在旧制度末期却有25亿。建立一座国立发行银行的主张被摈弃后，共和四年风月28日（1796年3月18日）的法律建立了土地票，其中24亿立即发行。以尚未出售的国有财产作为抵押的土地票（它的发行原则同指券完全相同）被用来以30∶1的比例代替指券，而与此同时指券却以l%的价值被用来支付强迫借款。土地票的市价是硬性规定的，它们被用来以平价购买国有财产。土地票在6个月内就完成了指券在5年里经过的历程。

货币引起的灾难确实已迫在眉睫。土地票曾被宣告与黄金等价，但同时又相当于指券的30倍。而指券这时已贬值为原值的0。25%。法律本身也规定100法郎土地票只相当于金属币7。5法郎。首批土地票刚开始发行就贬值到其原值的65%—70%。芽月15日（1796年4月4日）它贬值了80%，花月1日（1796年4月20日）又贬值了90%。从此，食品有3种价格，但这并不能减少交换和供给的困难。芽月27日（4月16日），巴黎中央物价局规定每1斤面包售价为35锂指券或1锂3苏4德尼耶[2]土地票，而用硬币只需3苏。国有财产被大量侵吞后减少了抵押，促使了土地票的破产。共和四年花月6日（1796年4月25日）的法律决定继续出售国有财产，并规定平价出售的方式，可以用相当于原面值的土地票支付。其结果是购买者蜂拥而来，简直是一场抢劫。这对那些土地票持有者，尤其是国家承包商极为有利。以2万锂购得一座城堡的人，仅卖掉其中的栅栏门和栏杆就能获得8000锂。牧月，每1斤面包涨到了150法郎[3]指券。甚至连乞丐也拒绝接受人们施舍的纸币。

革命纸币的消亡起因于这一痛苦的经验。其过程和指券完全相同，只是它缩短为两个月。获月29日（1796年7月17日）取消了规定的市价。热月13日（1796年7月31日）规定，支付购得的国有财产要用相当于市价的土地票。然而这作为制止滥售国有财产的措施已经为时太晚。同样的规定渐渐扩展到了薪水、年金、纳税和房租的支付。到了共和四年年底（1796年9月中），关于纸币的幻想破产了。然而它在几个月之后才完全停止流通。金属币重新出现了。但是，国家只能收到纸币，因此并没有得益。共和五年雨月16日（1797年2月4日）的法律决定停止使用土地票，把它贬为原值的1%。这项法律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只不过正式认可了已经既成事实的破产。革命纸币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督政府之所以能重新使用金属币，是因为利用了共和四年的胜利带来的好处。共和五年芽月5日（1797年3月25日），督政府收到了桑布尔-默兹方面军上缴的1000万硬币，意大利方面军的5100万硬币。战争供养了政府。

对于公务员、靠年金生活者以及民众各阶层来说，这种局面引起的社会后果像通常一样是灾难性的。共和四年获月22日（1796年7月10日），伊塞尔省的行政长官认为，由于薪金欠缺，当一名办公室主任还不如苦役犯。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