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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民制宪议会妥协的失败1790年（第1页）

第二章国民制宪议会。妥协的失败（1790年）

在整个1790年间，国民制宪议会重建法国的工作是在日益增长的危难中进行的。贵族阶级不放下武器，人民群众在经济困难的压力下跃跃欲试。为抵御来自两方面的危险，立宪派资产阶级在君主立宪制的招牌下树立起自己的最高权力，并想把一部分贵族阶级拉到这种制度中来。这样就需要建立起一种妥协的制度。然而还得说服国王，并取信于贵族。这种妥协政策的代表人物是拉法夷特。此人高傲自负，头脑简单，他企图使水火相容。

Ⅰ。议会、国王和国民

政治妥协依照1688年英国革命的模式把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统治建筑在被奴役的人民各阶层头上。金钱显贵和法国资产阶级的领导派别接受了这种妥协，然而贵族阶级对此并不答应。为了粉碎它的反抗，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人民群众。只有那些少数集合在拉法夷特名下的人才认为：他们能够以这种妥协保住自己的政权，因为英国的榜样证实了这一点。

1。拉法夷特的调解政策

18世纪的法国贵族阶级与上个世纪的英国贵族阶级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在英国，不存在纳税特权，贵族也要纳税。贵族的军事特征已大为减弱，甚至完全消失。贵族经营工商业也不失身份。航海和殖民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合。贵族阶级也参加到新生产力的跃进之中。尤其是封建的结构早已摧毁，财产和生产已不受束缚。英国的特殊条件和更先进的发展程度使1688年的妥协得以实现。在法国，贵族保留着主要的封建特征。它献身武职，除极少数情况外不得从事有利可图的工商业，否则就会丧失贵族资格。传统结构使它的生存与优势地位得到保障，它对这种传统结构的依附便更为紧密。法国的贵族顽固地坚持其经济、社会特权，具有极端的排他性和与资产阶级原则格格不入的封建心态，这导致它僵化在一概排斥的态度之中。

在1789年春天实现妥协是可能的吗？果真如此也必须是王朝毅然采取主动。但是，王朝的态度却每每表现出它只是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路易十六在7月初决心召集军队，这表明他要把刚刚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置于死地。后来，人民的力量挽救了革命。7月14日之后妥协还有可能实现吗？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中的一些人认为有可能，如拉法夷特和穆尼埃。穆尼埃相信，如同1788年在多菲内维齐耶堡发生的“显贵革命”一样，在1789年实现3个等级共同赞成的一场有限革命是可能的。他后来写道，他的设想是：“提倡循规蹈矩，反对贸然创新，对现存政府的形式只限于提出必要的改动以使之保障自由。”

大多数贵族和享有特权的高级僧侣对此断然拒绝。他们既不接受3个等级自愿集合，也不接受人权宣言和8月4日之夜的决议。这就是说，即使是部分地摧毁封建制也不接受。穆尼埃在妥协政策破产后便加入到贵族阶级和反革命的营垒中去了。他于10月10日离开了凡尔赛，1790年5月22日，他开始流亡国外。

也许是出于政治上的糊涂，也许是出于野心，拉法夷特在台上的时间更长些。他身为大领主、“两个世界的英雄”，足以使大资产阶级为之倾倒。他的政策旨在使土地贵族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框架内达成和解。他在一年中操纵了政治生活。革命的资产阶级把他奉为真正的崇拜对象，以有这样一位领袖感到自豪。拉法夷特保证使它免受两方面的威胁：右边是贵族的蠢蠢欲动，左边是人民的奋起。年轻而享有盛名的拉法夷特侯爵自信在法国大革命中注定能发挥像他的朋友华盛顿在美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中，他作为贵族自由派首领发挥了重要作用。巴黎的7月革命以后，他成为国民自卫军司令，手中掌握着兵权。路易十六对他是既迎合又厌恶。但是，为了实现国王、贵族阶级和革命之间的和解，为了使国民制宪议会同意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权，还有待于说服国王，并在议会中组成一个稳定多数。

米拉波曾一度成为实现这一政策不可缺少的人物。在内克威信扫地之后，应该由爱国党的主要领袖们组成内阁。米拉波为了钻进内阁不停地使用种种伎俩。但是，议会尽管对他的演说才能心悦诚服，却又不能不对他的私生活和唯利是图表示反感。为使他不能得逞，国民制宪议会于1789年11月7日作出决定：议会代表不得“在本届议会期间取得任何大臣职位”。于是米拉波卖身投靠了宫廷。路易十六安排他与拉法夷特达成协议。1790年5月，他们两人都极力要扩大国王的权限，使之享有宣战与媾和的权利。但是，米拉波在爱国者的心目中早已是臭名昭著了。

马拉在1790年8月10日的《人民之友报》上写道：“至于里凯蒂老大（米拉波），他缺少一颗真诚的心，因而不能成为杰出的爱国者。他丝毫没有灵魂，这实在可悲！……里凯蒂朝秦暮楚的政策谁人不晓？他迫不及待地钻入三级会议的行为曾使我吃惊。我当时想：当他沦落到卖身求荣的地步后，将会把自己的嗓音卖给开价最高的买主。他最初曾反对君主，现在却卖身投靠了他。从否决权法令到宣战权法令，几乎所有这些有害法令的出现都是由于他贪财受贿所致。对一个不顾原则，道德败坏，少廉寡耻之徒难道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吗？他现在已经成为腐化堕落者和官迷们的灵魂、野心家和阴谋家的首脑了。”

然而，米拉波却讨厌“假恺撒”[1]，他们之间的协和显然是办不到的。拉法夷特的政策不可能成功，这不仅是由于个人间的敌对，也是因为这种政策本身的矛盾。贵族阶级顽固地坚持抵抗。此外，生活必需品危机引起了骚乱。尤其是，在许多地区农民们不堪忍受1790年3月15日强迫赎买封建权利的法令，他们纷纷发动起义。所有这些都使贵族阶级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从而也加剧了它的抵抗。只要封建制的最后残余未被无可挽回地摧毁，在贵族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寻求政治妥协就只能是空想。只要贵族阶级把保持自己利益的希望还寄托在复辟君主专制或建立孟德斯鸠、费内隆所幻想的特权制度上，它就会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和损害其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最激烈的反抗。资产阶级为了战胜这种反抗，不得不与城市人民群众和农民结成联盟。后来，为了结束这一联盟，资产阶级接受了拿破仑专政。当贵族阶级看到封建制一去不能复返，任何复辟企图永远不可能得逞时，它最终接受了妥协。在七月王朝时，这种妥协使它和大资产阶级联合掌权。

但是在1790年，贵族阶级远未放弃它的本来目标，何况流亡者们的阴谋活动、外国宫廷的密谋策划和反革命运动的兴起更激发了它的信心。在这种条件下，拉法夷特在1790年设想的妥协与和解政策只能归于失败。

2。政治生活的组织

国民制宪议会此时正在组织和完善起来。它的工作方法也逐渐确定下来。它所在的杜伊勒利宫马内日大厅并不舒适。讨论在每天上午和晚上6点钟以后进行。主持会议的主席由选举产生，任职15天。请愿者可以列队进入议会大厅，公众可以出席旁听，这保障了议会和人民的接触。国民制宪议会的工作由31个专门委员会进行准备，各委员会有一名报告人向议会介绍拟定的决议。

议会中的不同集团也同时形成，尽管还不能辨别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开始只有两大集团：旧制度的拥护者贵族派和新秩序的保卫者爱国派。后来，一些差别更细微的派别也开始出现了。

“黑帮”或“贵族派”坐在议会右边。他们中的演说家，以杰出著称的是卡扎莱斯，以猛烈著称的是莫里修士，以诡诈著称的是孟德斯基乌修士。他们为保卫特权阶级而酣战不休。许多报刊对他们的观点给予支持。这些报刊全是由王室经费资助的，其中有鲁瓦尤修士的《国王之友》、里瓦罗尔的《使徒行传》。里瓦罗尔在该报中用谐音丑化“爱国主义”为“痞子主义”。他们的俱乐部是法兰西沙龙。

“王政派”的首领是穆尼埃、马卢埃和克莱蒙-托内尔伯爵。穆尼埃在10月事件后离开了国民制宪议会，11月15日辞去代表职务。王政派成为君权的捍卫者，他们与右翼接近以便阻止革命进展。他们云集的俱乐部名为“君主宪政之友”。

“立宪派”是由大多数原爱国党人组成的。他们忠于1789年宣布的原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主张以一种温和君主制的方式确立自己的政权。这是拉法夷特的党。该派中汇集了资产阶级和僧侣的代表：尚皮翁·德·西塞大主教、布瓦日兰大主教、西埃耶斯修士以及法律界人士卡米、塔尔热、图雷等。这些法律界人士在建立新制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巨头”坐在左边，是由巴纳夫、迪波尔和亚历山大·德·拉梅特组成的，具有自由派倾向。1790年底前后，当拉法夷特的影响下跌后，他们开始倾向王权，并成为其顾问。国王出逃后，三巨头担心民主的发展和人民的**，遂拾起拉法夷特的和解政策并声称要制止革命的发展。

民主派坐在最左边，其中有比佐、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他们保卫人民的利益，还要求实行普选制。

爱国派形成了一个牢固的组织。从1789年5月起，他们就习惯于集合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布列塔尼代表的俱乐部就是这样形成的。10月事件发生后，这个俱乐部设在圣奥诺雷街的雅各宾修道院内，改名为“宪法之友社”。它不仅向议会代表开放，也向富裕的资产阶级开放。雅各宾俱乐部与设在外省主要城市的俱乐部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这使它得以把革命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全部战斗力量汇集和带动起来。

1791年2月14日，卡米耶·德穆兰在《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中写道：“爱国主义，即博爱仁慈，它作为一种新的宗教将要征服天下。在这种宗教的传播中，雅各宾俱乐部，或称雅各宾教堂被赋予首席地位，如同罗马教廷在传播基督教中的地位一样。在各地建立的爱国派俱乐部、大会或教堂一经出现便要求与它联系，向它写信表示同心同德……雅各宾社是名副其实的国民研究委员会。同国民制宪议会的委员会相比，它对善良公民的威胁小得多。因为在这里，揭发和讨论都是公开进行的，这对于坏人来说却是更为可怕的。因为它和下属团体的通信联系网能使它把83个省的任何角落掌握在手中。它如同一位大检察官，不仅使贵族们望而生畏，而且能铲除时弊，救助一切公民。俱乐部俨然行使着国民制宪议会属下公共事务部的职能。来自各地的受压迫者的诉状在提交到庄严的国民制宪议会之前都先呈送到这里。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大厅里不断有代表团前来。它们或是来表示庆贺，或是来要求加入，或是来提起警觉，或是来纠正某个错误。”

1791年，在国王出逃和马尔斯校场事件发生后，雅各宾派主要在罗伯斯庇尔的影响下加强了民主化倾向。斐扬派俱乐部便从雅各宾派中分离出来。斐扬派在拉法夷特及其密友的领导下以高额会费排斥了中等资产阶级，他们集合了温和的大资产阶级和归顺的贵族，对国王和宪法同样持维护的立场。

科尔得利派俱乐部，或称“人民之友社”于1790年4月建立。这是一个民主派俱乐部，丹东和马拉在其中享有盛誉。在巴黎各区，许多友好团体组成后使人民各阶层积极投入政治生活。其中最先出现的是“两**国者联谊社”，成立于1790年2月，其创建人是当萨尔教师。

拉法夷特的政策受到许多大报刊的维护，例如当时消息最灵通的、由庞库克主持的《导报》、《巴黎报》、《爱国者之友》等。左翼的不少报刊受到了雅各宾俱乐部的影响，其中有：戈尔萨的《邮报》、卡拉的《爱国年鉴》、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普律多姆的《巴黎的革命》（卢斯塔洛在该报颇为著名），最后还有卡米耶·德穆兰的《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马拉则在《人民之友报》上以敏锐的洞察力捍卫着人民群众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