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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3（第2页）

两汉时期，最有影响的历史解说系统是五德终始说。汉武帝虽然很欣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但未采用其三统说。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171]武帝所定正月为建寅之月，即夏历正月，但色尚黄，数用五，则是以继秦水德的土德自居，采用的是五德相胜说。

五行轮转本有两种序列，五行相生和五行相胜。邹衍五德终始说采用的是相胜序列，后来秦始皇据此推定秦得水德，汉武帝也因此定汉为土德。自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五德相胜序列是被普遍接受的历史解说框架。但随着这一时期历史面貌的巨大改观，五行相胜说逐渐变得不适合新的历史条件。在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对五德终始说进行了改造，变相胜序列为相生序列，满足了大一统政治的需要。

刘向，生卒年约在公元前77至前6年，为汉宗室。刘歆为刘向之子，约公元前46年至公元23年中人。向、歆二人都以博学著称，曾先后受命校理皇家藏书，并以藏书登记为基础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目录学著作——《别录》。刘向治《春秋穀梁传》，著有《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他重视道德教化，尤其看重个人立身行事之名节，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位纯粹的儒者。刘歆最喜《左传》，曾极力推动《左传》等古文经典列为学官，不过未能成功。刘歆跟王莽是朋友，在新莽代汉后曾为国师，并因此在历史上饱受诟病。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在汉成帝之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后来“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三统历在历法内容上沿袭太初历，但并没有沿袭当初汉武帝定太初历时所采用的五行相胜说，而是改用了五行相生说。刘歆还特地作《世经》，依五行相生次序排列古来帝王德的更迭。《世经》已佚，大意记载在《汉书·律历志》中。根据《汉书·律历志》，刘歆所排古来帝王德运次第为：

太昊帝（炮羲氏），“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

炎帝（神农氏），“以火承木”；

黄帝（轩辕氏），“火生土，故为土德”；

少昊帝（金天氏），“土生金，故为金德”；

颛顼帝（高阳氏），“金生水，故为水德”；

帝喾（高辛氏），“水生木，故为木德”；

唐帝尧（陶唐氏），“木生火，故为火德”；

虞帝舜（有虞氏），“火生土，故为土德”；

禹（夏后氏），“土生金，故为金德”；

汤（商），“金生水，故为水德”；

周武王，“水生木，故为木德”；

汉高祖皇帝，“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

五行相生序在两汉被看作“天次之序”[172]。按五行相生说，木火土金水各德之间便不是革命性的取代而是生长过程中的自然转换。前面在谈《吕氏春秋》时已经说到，《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采用的是五行相生序列，而《有始览·应同》篇中采录的五德终始说则是五行相胜序列。十二纪纪首所谈为天道，五德终始说则无疑是关于人道（历史演变属于人道）的学说，这样一来，天道与人道刚好相反，天道生生，人道则是相克，是你死我活之争。这样的理解，反映了战国时期列强争战的现实。但到汉代，特别是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德化观念占了上风，暴力革命说便很难得到认同。再则，两汉思想的特点，是浓厚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观念，五德相胜说使人道与天道背道而驰，这无疑是一个缺陷。刘向、歆父子将终始五德之序由相克改为相生，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解决了上述问题。而且，按照刘歆所排的《世经》，极令士人反感的秦王朝被摒除在终始五德的系统之外，成为闰位，这就为汉建立以来持续上百年的关于继秦还是继周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自刘向、刘歆父子用五行相生来解说历史上的终始五德之传后，后世的王朝都采用此序列推算其所得之德。于是那些本来明明是通过残酷的武力行动，推翻前朝才得以上台的新王朝，在立国之初都会举行“登坛受禅，告类上帝”之类仪式，以美化其统治，表示由其主导的改朝换代不是生死相克，而是生生不息。

4。王充、桓谭

王充、桓谭是两汉思想界最著名的两个异端，他们反对笼罩着当时学术文化的神学体系及经师习气，力图破除充斥两汉主流思想的种种神秘比附，让判断回归理性、常识。

王充（27—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王充出自“孤门细族”，家境贫寒，靠逛洛阳书肆读所卖书而精通了百家之言，曾游太学，拜扶风班彪为师。王充不喜交游，且仕途不畅，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家读书、著述。他的主要著作《论衡》，大约完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现存文章85篇，这是研究王充思想的基本资料。

衡，天平，论衡意为评定当时各种言论的价值的天平。《论衡》之命名即表现了王充欲破除俗见谬说的强烈意图。王充自称《论衡》一书的主旨是“疾虚妄”：“《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173]王充认为立说著文最重要的是“考论虚实”。至于“考论虚实”的方法，《论衡》很多篇里都曾经谈到，大略可以归结为这样两条：

第一，要看效验。“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事有证验，以效实然。”[174]

第二，要有实证。“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175]

效验与实证，都属于常识、经验的领域。常识、经验确实能有效破除一切先验的、神学的思想体系的“虚”、“妄”。正是基于常识、经验，王充提出天地万物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176]，而人亦不过是自然的产物，“人，物也；物，亦物也”，除了人生于天地之间这个事实以外，天与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特别的关系，天时之寒温，无关于政治之刑赏，亦无关于人行为的厉或温，“寒温天地节气，非人所为”[177]，而天有灾异，亦不过缘于“风气不和”[178]，并非以此谴告人君的失政。既然天与人之间并不存在神秘的感应，人在世上的穷通贫富，就并非由于什么“天命之性”，或上天的嘉奖、贬斥，而是由于自然形成的种种不可抗因素，“命与时也”[179]。相应地，王充认为人之生同于物之生，物死不为鬼，人死亦不可能为鬼[180]；今人与古人禀气相同，古今不异，没有理由颂古非今。[181]总的来看，王充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论色彩，他对两汉那套先验的神学思想体系的批驳，在很多方面都堪称切中肯綮。不过，有无效验、实证，只可以用来判断一说之“虚”与“实”，即是否能用感官经验证实，还不足以成为裁断是非的标准。王充专本效验、实证立论，思想既欠严格，亦无系统，《论衡》一书，虽不乏超迈特出之见，但亦杂有一些囿于耳目闻见的浅陋粗鄙之言，且不同说法间往往有自相矛盾之处，如他反对天人相应，却又相信符瑞。要而言之，王充在破除旧的天人相应的神学思想体系方面成绩卓著，但在创建新的思想体系方面则建树甚微，他的思想，对于当时流行的那套旧的思想体系，有破坏、清理之功，但乏纠正、取代之力。

王充在思想上受桓谭影响很大。桓谭（公元前23—公元50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宿县西北）人，两汉之际的著名学者，史称其“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182]。桓谭厌恶烦琐的章句之学，他治学的特点是只求“训诂大义，不为章句”，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183]。桓谭个性简易，“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184]，他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曾因在光武帝面前非议谶纬，而激怒了这位颇善于利用谶纬美化统治的皇帝，差点被砍了头。桓谭著有《新论》一书，“言当世行事”，大多为批驳其时流行的种种神学论调之作。如《形神篇》驳斥“长生不老”之说：“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针对当时流行的精神可脱离形体而存在，精神决定形体的观点，桓谭提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185]，明确表示精神依赖形体。《新论》原书早佚，今存皆系后人辑本，其中以清人严可均辑本最佳。

先秦儒家本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两汉时期，儒学官学化、经学化，经传解说流于琐碎，不同师说间壁垒森严，读经成了利禄之门，这种现象逐渐引起一些饱学之士的反感。西汉末年兴起的古文经学运动，即是学术界内部出现的对阴阳五行化的神学儒学的反抗，对支离破碎的经师说教的抗争。古文经学之“古文”指秦代“书同文”以前行用于东方六国的文字，古文经学以“古文”为号召，用意正在于向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的回归。刘歆是古文经学运动的中坚人物。两汉之际的学问大家，除刘歆外，扬雄、桓谭、班彪、班固等也都与古文经学有着密切关系。尽管由于官方压制，古文经学最终并没能列为学官，成为官方正统，但它对整个东汉时期的学术倾向、解经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西汉相比，东汉时期的学风显得敦厚朴实，注重证据，不尚虚言。故清代学者盛称的汉学，严格说来应是东汉之学。在东汉时期，那种天马行空，冥思苦索个别文句微言大义的解经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排斥，而淹贯群经，努力从文字源流、史事沿革等方面细致辨析经典本义的做法，则为众多学者服膺且身体力行。东汉时期的解经大家，特别是被后世目为古文经学家的马融、服虔、郑玄、许慎等人，都是兼治群经，注重名物训诂，就事论事，不轻易引申议论。学术倾向反映并预示着思想的走向，东汉时期，这种学术上求真、求实的倾向进入到思想领域，便成了王充、桓谭式的“疾虚妄”、“考论虚实”。

何休（129—182年），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济宁）人，东汉末年公羊学大师，史称其“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186]。何休曾遭党锢之禁，闭门不出十余年，作《春秋公羊传解诂》，又曾注《孝经》、《论语》等，一生著述甚丰。何休著作后来大都散佚，只有《春秋公羊传解诂》至今保存。

春秋公羊学在西汉曾是盛极一时的显学。两汉之际，公羊学遭到《穀梁春秋》、《左传》的强劲挑战，独尊地位发生动摇。到东汉末年，主要由于古文经学的蓬勃发展，公羊学的权威地位也受到挑战。何休为此曾著书三部，分别名为《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意为公羊家的春秋说，如墨翟守城不能攻破；《左传》问题很多，如人已病入膏肓，不可救治；《穀梁春秋》也有问题，如人得了瘫痪废疾，难于复起，试图挽回公羊学的倾颓之势。当时的古文经学大师郑玄针锋相对，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相驳难。大致说来，在东汉末年，至少在经传解说方面颇有百家争鸣的势头，群经并立，诸说争雄，没有一家一说能独擅胜场。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之所以在当时、后世都受到推重，靠的是剖析精微，周密系统。何休总结了几百年来公羊学先师对《春秋》义例的解说，自出机杼，加以贯通，他的经说依托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史事，但又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形成一部关于公羊学所理解的儒家之道与儒家历史理论的系统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