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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专论02（第1页）

第二节专论02

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得出了大体相同的认识，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继承前辈史家的思想，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所得出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春秋以来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殷周时期人们所谓的天命，实际上就是民心。国运与君权之兴亡，不在神而在于民[120]。而古希腊修昔底德等史家能够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因时，都断然地拒绝考虑神和命运的作用。这种重人事的思想，已表现在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对某些历史阶段或事件的解释中。然而作为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并不满足于对传统思想的继承，而是力求提出新的、更有价值的思想。他们对历史演变的解释，已经蕴含了这样的意思：人类历史表现为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又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换言之，是人的需要、热情，即人的欲望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人们都有自己的欲望，并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彼此相互冲突地活动着，结果却顺应了与自己意志相违背而必然出现的历史趋势——天。天源于人的活动之中，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高居于人的意志之上。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的认识，涉及历史哲学上的重要问题：人类历史是在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向前发展的；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又是人意志的结果;“恶”（欲望）在推动历史的发展。当然，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的认识还限于直观经验之上，他们没有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些问题，也没有把这些思想贯穿于对各历史阶段发展变化的解释之中。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已足见其非凡的历史意识，代表了中西古典史家对天（或命运）人关系的最深刻的认识。

（二）对古今之变的认识，是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历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历史的进程与天人关系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对天人关系的研究，是认识古今之变的前提。只有清楚地理解人类历史的内容、动因，才能对历史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作出深入的解释。

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司马迁注意从两方面作出考察，一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二是具体的历史人物活动及其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关系。

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认识，在《史记》的“本纪”和“年表”中有鲜明的体现。《史记》十二本纪叙事，以各王朝顺序为篇，前后相蝉联。各本纪分别观之，可见一朝一代盛衰之变化。十二本纪合而观之，则从各王朝兴替更迭之中见出历史发展的进程。《史记》的十表则据历史发展之大势划分出前后相联的五个阶段。表前有序，“用简短的文句概括了所要说明的时代的历史，并对整个形势进行了精彩的评论”[121]，表现出更为深刻的思想。

十表的前四表，即《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划分黄帝至汉代的历史为五帝三代、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和秦的短暂统一、秦楚之际四个历史阶段。后六表，即《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专记汉代史事，以汉为一历史阶段。司马迁在《表》序（亦在有关纪传）中，对五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作了论析:五帝三代是帝王君临天下时期，得天下者皆积善累德之圣明帝王；亡朝灭国之君，均系无德乱政之暴君。王朝之兴亡，取决于帝王是否行德政而得民心。春秋时期，王权衰微，天下分裂，力征代替德政，春秋五伯先后称雄。战国时期，诸侯势衰，陪臣执国命，大夫世禄，七雄并立，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最后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秦楚之际，战乱再起，从秦亡到汉兴，五年之间号令天下的陈涉、刘邦皆系布衣平民。汉代六《表》着重记载汉中央王朝与诸侯王分裂割据势力的斗争，以及中央集权制日益巩固的过程。司马迁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主要的依据有两点：一是统一、分裂；二是各类政治力量的兴衰。伴随历史发展进程的是各类政治力量的兴衰和权力形式的变化，执国命者由五帝三代的帝王而诸侯，由诸侯而卿大夫，由卿大夫而布衣平民。《史记》十表，从政治发展之大势上表现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历史发展之“通”中见“变”，“变”中见“通”。

波利比乌斯在其书《历史》中，对历史的进程也表述了认识。《历史》一书分《引言》（第1、2卷）和《正文》（第3—40卷）两大部分。《引言》简略地叙述了公元前220年以前地中海地区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自正文始，采用编年史体例，以奥林匹亚德纪年为序，详细叙述公元前220年至前145年地中海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波利比乌斯意在以公元前220年为界，把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他说：公元前220年以前，“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分散的。每一件事无论就其目的、结果和发生的地方而言，都是孤立的，彼此间没有什么联系。而这一时期以后，历史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非洲发生的事也牵涉到亚洲和希腊，而所有发生的事都趋向于一个目标”[122]。在这段话中，波利比乌斯不仅把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而且指出了其不同的特点。在前一阶段，历史事件之间是没有联系的；而后一阶段，历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地发生的事都联系在一起，并趋向一个目标——罗马征服的成功。在波利比乌斯看来，这两个历史阶段是没有直接联系的。因为，一个由无联系的事件构成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历史阶段形成的前提。所以他声称，《正文》所述的历史是“一个单独的整体，有一个公认的开始，一个被确定的过程，一个无可争议的结果。”[123]可见，波利比乌斯是把罗马征服地中海地区的这段历史，从地中海全部历史发展过程中割裂出来作考察的。当然，波利比乌斯对具体史实的分析中，并未完全否定前220年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联系。他在《引言》中叙述一些史实，也意在表现这种联系。例如，他说，叙述希腊克拉昂米尼战争，是为了使人们了解公元前220年前希腊和马其顿的情况。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与凯尔特人的战争与第二次布匿战争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但是波利比乌斯没有从宏观上考察这两个历史阶段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在他的历史思想中没有构建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观念。在这方面，波利比乌斯与司马迁的认识表现出重大的差异。

司马迁不仅在《本纪》和《表》中展现出历史发展连续性和阶段性，而且在《书》、《世家》、《列传》等部分中表述了各历史阶段丰富多彩的内容，以及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关系。例如，《史记》叙西周史，《周本纪》与吴、齐、鲁、燕、蔡、卫、宋、晋等《世家》有相对应的关系。周初诸侯国皆为周王所封，或为王室亲族，或为开国功勋，或为前代王室后裔，皆以周王为天下共主。诸侯多为积善累德者。鲁周公“愤发文德，天下和之”[124]；齐太公主国修政，“人民多归齐”[125]；燕召公“治西方，甚得兆民和”[126]。这些人物的活动，反映出周代以德治天下的特点。西周末年政治腐败，导致春秋时期天下分裂，政出五伯局面的形成。齐桓公九合诸侯，霸功显彰；晋文公作王宫于践土，会盟诸侯；楚庄王陈兵周郊，观兵问鼎。吴、越亦先后执牛耳于中原。司马迁记五伯争霸之时，大量穿插其他国家人物的活动，反映齐、晋、秦、楚等国力量不断强大，“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127]。而诸侯势力在争霸战争中渐被削弱，卿大夫的力量不断壮大。三家分晋，田氏灭齐，春秋一变而为战国。司马迁写春秋史，不仅反映春秋时期天下分裂，诸侯力征的时代特征，而且说明下一历史阶段形成的原因。于战国时代，司马迁增设韩、赵、魏、田敬仲完《世家》，以示七雄并立局面的形成。《列传》所载战国士大夫人物多达百余位，有四公子及吕不韦等权贵政要，有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谋臣策士，有孙膑、乐毅、白起等兵家战将，有商鞅、吴起、李斯等变法人物，有庄子、孟轲、邹衍等诸子人物。从这些人物的活动中，见出士大夫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陪臣执国命等时代特点，同时亦见出各国之间的交往不断发展，小国不断被大国兼并，战国时期的分裂中，已孕育着秦的统一。秦统一后为维万世之安，打击六国旧贵族势力，又为平民布衣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条件。历史再变而入秦楚之际。司马迁立《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等，表明政治权力转移到这些“无尺土之封”的草莽英雄之手；与之相呼应的是一大批布衣平民徒手取卿相之尊。司马迁为萧何、曹参、陈平、韩信、樊哙、灌婴等立传，正反映了秦汉之际巨大的政治风暴震撼整个社会，说明汉高祖得以统一天下的原因。司马迁写秦汉史，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人物的活动来描写郡县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巩固的情况，以显示秦汉时期的统一与三代的帝王君临天下之不同特点。总之，司马迁叙史，力求从变化中考察历史的进程。他从历史人物活动及其联系中显示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又从历史人物活动的变化中，说明下一历史阶段形成的原因，从而揭示了历史纵向发展之“通”与“变”是由横向空间历史人物的活动、联系及其变化所决定的。这是司马迁考察古今之变所表述出的最为深刻的思想。当然司马迁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对这一思想作出阐述，而且大概由于史料的缺乏，他对某些历史阶段（如五帝时期、西周向春秋时代过渡）的叙述还有些欠缺，但他叙史时表现出了这一思想，则是无疑义的。

上文谈到，波利比乌斯没有从宏观上构建起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观念。他把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来考察，但这并不意味波利比乌斯以为历史是静止不变的。他也强调变化，而且特别重视从历史人物活动中展现地中海诸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他说，他的《历史》是真正的“普世史”（uory）[128]，并自称是“第一位写普世史的作家”[129]。波利比乌斯所言，正是从其书内容横向广通地中海世界来说的。他观察地中海诸国的联系，又与罗马征服的进程结合起来。他以四次重大战役，即第二次布匿战争、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叙利亚战争和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为主线，把罗马征服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这四个阶段之间存在着联系。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和安提柯的战争源于和腓力的战争，和腓力的战争源于汉尼拔的战争……战争和战争之间虽有许多不同性质的事件发生，但都趋向于一个目标（即罗马的征服）。”[130]另一方面，波利比乌斯又从广阔的层面描写历史人物的活动。他说，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后，地中海地区其他国家纷纷投向交战的双方。马其顿与迦太基联盟，埃陀利亚与罗马人合作，小亚细亚的国家“或派使者去罗马，或派使者去迦太基”[131]。马其顿国王腓力在迦太基人的支持下，入侵伊里利亚、科林斯，占领埃及海外领地阿比都斯。马其顿势力的膨胀，引起地中海许多国家的强烈不满，也严重地威胁了罗马人的利益，所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与腓力战争的原因已显现出来了。地中海地区矛盾的焦点从迦太基与罗马逐渐转变为罗马与马其顿。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期间，塞琉古国王安提柯三世曾答应罗马的要求，不介入战争，却乘罗马与腓力交战之时，侵占叙利亚南部、小亚细亚南岸部分地区和色雷斯沿岸的一些城市，与这些地区的国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而罗马人也认为，安提柯的扩张实际上是准备进攻罗马。这样，地中海地区新的矛盾焦点——罗马与塞琉古的斗争逐渐形成。叙利亚战争后不久，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爆发。这场大战同样导源于上一次战争。罗马与安提柯的战争爆发后，马其顿国王腓力曾派兵支持罗马，但同时又在希腊和色雷斯等地扩张势力。这不仅引起与帕加玛、特撒利亚人的冲突，也直接威胁到罗马在希腊地区所建立的控制权。罗马与马其顿的矛盾，终于演为第三次马其顿战争。马其顿人最终遭到惨败。波利比乌斯说，这次大战后“整个世界都臣服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132]。总之，波利比乌斯把罗马征服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从具体人物活动的联系及其变化中，反映四个阶段的不同特点（矛盾的焦点）及其联系，从而揭示了罗马征服地中海地区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但是，波利比乌斯这一思想仅表现在对一段历史的分析上，而不是对地中海世界全部历史发展的思考。更需要指出的是，波利比乌斯观察这段历史内容的变化，也有一个依据。他声称，地中海地区统一于罗马是“一个被确定的过程”，所有的事件都“趋向于一个目标”[133]。这就是说，所有历史事件的发生及其联系最终都应确定在罗马必定征服的目标之下。显而易见，波利比乌斯是以自己亲见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这一“无可争议的结果”来推定历史人物活动的联系，从一个静止不变的基点来认识历史进程。正是出于这一认识，他断然以为公元前220年以前所发生的事都是“分散的”、“孤立的”，而没有意识到以此年为界前后两个历史阶段所存在的必然联系。也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波利比乌斯叙史的视野虽置于整个地中海世界，却无法认识历史横向空间内容的变化与历史纵向发展连续性的关系。在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上，波利比乌斯与司马迁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波利比乌斯与司马迁对历史进程认识上的不同，与中西古典史学的传统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史学家重视对历史知识的运用，据文献史料来考察历史的演变，意识到历史进程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见《论语》的《为政》、《季氏》等篇、《韩非子·五蠹》等）。而历史的发展又表现出变化，从变中见通，通中见变。《易·系辞》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对这一思想精辟的阐述。在古希腊，史学家则强调依据亲身见闻的资料来考察历史，偏重于当代史的研究。在修昔底德等史家看来，即使前一代的历史也觉得时间上遥远了。[134]更重要的是，希腊史学受到希腊思想“知识论”的影响。希腊思想家认为，真正的知识是永恒不变的，任何变动的东西不可能成为知识，而只能成为意见。所以史学家考察历史运动，也力求寻找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如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人性不变论），从一个不变的基点来认识历史的演变。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对历史演变的认识，都继承了传统的思想。但他们对传统思想又大大地加以发展。公元前2世纪中国和西方发生从分裂到统一，从小国到帝国（或向帝国过渡）的历史之巨变，无疑极大地开拓了他们的历史思维。司马迁以其恢宏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史识，考察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揭示了历史纵向发展之“通”和“变”与横向空间历史人物活动的关系。波利比乌斯则将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地中海世界各国历史人物的活动涵纳于其宏篇巨著之中，从横向空间展示了一个“有机整体”的内在联系。他们都提出超越前人的、极富价值的思想，对中西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汉书》中的通史精神

作为“廿四史”中第一部的《史记》，其体例是通史，即从黄帝开始直到司马迁所在的汉武帝时期。紧接《史记》的班固的《汉书》，则一变其体例为断代史，即仅叙述西汉一代的历史。唐代史家刘知幾很赞赏《汉书》的体例，并说“自尔及今，无改斯道”[135]。实际直至《明史》所用都是沿着《汉书》而来的断代纪传体。《清史稿》亦复如此。宋代史家郑樵则与刘知幾的看法相反。他认为：“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136]刘、郑二家之同，在于都认《汉书》为断代史；其异，则在于刘氏不知断代史可以具有通史精神，而郑氏又未能从《汉书》中看出通史精神。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恰恰是要指出作为断代史的《汉书》是充满通史精神的。[137]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在“廿四史”中，除了《史记》以外，二十三部都是断代史（如按郑樵之说，连“会通之道”都失去了），那么，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一大特色的通史精神如何能在这些断代史中得到体现？也就是说，人们公认的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期连续性在历史学上又如何得以体现？

下面试图以《汉书》为例来作一些分析探讨。如果《汉书》的问题能够有所解决，那么《汉书》以下各正史，尽管著述水平参差不齐，但大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对以上问题也许就可以导出解答的途径。

（一）班固撰《汉书》的自我期许与断代史体例之间的矛盾

根据什么判断《汉书》体例属于断代史呢？因为它首先列出十二帝纪，从汉高帝到汉平帝，一朝十二帝的编年大事一览无余。在纪传体史书中，帝纪或本纪以编年形式表述以帝王为中心的国家大事。它是按照时间的经度来表述一代国家大事之经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汉书》百分之百地是断代史书。

不过，如果由此就说它是纯粹的断代史体例的书，那也是有问题的。

刘知幾在《史通·断限》中说：“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按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史记》者，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汉书》者，纪十二帝之时，有限斯极。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唯留汉日，表志所录，乃尽牺年。举一反三，岂宜若是？胶柱调瑟，不亦谬欤？”[138]刘氏熟读《史记》、《汉书》，看出了《汉书》只在帝纪方面与《史记》划清了界限，断代分明，可是一到“表”和“志”方面就又沿袭《史记》的贯通古今体例。在刘氏看来，这是班固的思考未能举一反三，因此帝纪改为断代，表志却走了《史记》通史体例的老路，犯了体例不纯的弊病。

那么，刘知幾的说法对吗？应该说，刘知幾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是对的。可是，他没有能够细致了解班固撰《汉书》的深层思考。

他以为班固是因为不细心而犯了体例不纯的错误。其实，正是刘知幾因为不细心而犯了不能了解班固著书本意的错误。

班固《汉书》这样的体例“不纯”，不是粗心大意造成的，而是精心设计而成的。请看证据。

班固《汉书》的末卷末篇是《叙传》，如《太史公自序》之于《史记》，乃自述家世并表明著述体例及总体布局与各篇要旨的导论。如欲了解班固《汉书》宗旨及大要，那么必须把握此篇文字。而此篇之末又系全书画龙点睛之笔，内容尤为重要。其文云：

凡《汉书》，叙帝皇。（十二纪也。）列官司，建侯王。（张晏曰：百官表及诸侯王表也。）准天地，统阴阳。（张晏曰：准天地，天文志也。统，合也。阴阳，五行志也。）阐元极，步三光。（张晏曰：阐，大也。元，始也。极，至也。三光，日月星也。大推上极元始以来，及星辰度数，谓律历志。）分州域，物土疆。（张晏曰：地理及沟洫志也。）穷人理，该万方。（张晏曰：人理，古今人表。万方，谓郊祀志有日月星辰天下山川人鬼之神。）纬六经，缀道纲。（张晏曰：艺文志也。）总百氏，赞篇章。（师古曰：赞，明也。）函雅故，通古今。（张晏曰：包含雅训之故，及古今之语。）正文字，惟学林。（师古曰：信惟文学之林薮也。凡此总说帝纪、表、志、列传，备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术艺文章。泛而言之，尽在汉书耳，亦不皆如张氏所说也。）[139]

这一段话表明了班固编撰《汉书》的宗旨与自我期许。就其气势而言，殊不下于司马迁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40]。概括地说，《汉书》除帝纪论述西汉一代政治史之外，其余表、志皆横则包罗多科学术（天文、历法、地理、水利、食货、刑制、兵制、学术等等），纵则贯通古今（不仅表、志如此，其《货殖列传》亦超越汉代而始自春秋）。《后汉书》作者范晔认为《汉书》之志值得推究，“博赡不可及之”[141]，其原因就在于此。班固自诩之“函雅故，通古今”，实际是罗万象、贯古今，正如颜师古所说，并非若张晏仅限之于雅训之故、古今之语而已。

（二）《汉书》八表中的通史精神的展现

《汉书》八表（班固始作，其妹班昭续成）之框架大体皆损益《史记》十表而来。所损者三，即《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因其时间不在《汉书》断限之内。所益者一，即《古今人表》，其断限又超乎《汉书》之外。其中颇有可以思考之处。《汉书》八表均以人物为中心，而八表之分类则又大体分为三类：

第一，以封爵为标准，以下又按爵位高低、封爵原因及时间先后作为细则，故有《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等六表。此六表在时间上都是严格按照以汉王元年为断限的。从这一点来说，《汉书》是严格遵行了断代史体例的。可是其中的第一表（即《异姓诸侯王表》）中的十八王（甚至连刘邦作为汉王）都是在项羽主持下分封的，只说汉代历史无法说明此事。而且，汉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异姓诸侯王并存局面，这也不是只说汉代历史就能说清楚的。所以班氏在“异姓诸侯王表序”里基本上采用了《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的论述，其主要论点是：虞夏商周之际，诸侯林立，一个王朝的兴起，往往需要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经营与努力，而秦以暴力起家也经历了百年的奋斗，可是汉高帝以布衣出身竟然在短短数年之间一跃而登帝位，这不能是偶然的。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明，是六国的相互斗争与削弱为秦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又说，是秦因怕诸侯割据再起而废封建、从而孤立无援，为汉的迅速统一扫清了道路。司马迁对于这种大势所趋的解说是“岂非天哉，岂非天哉！”[142]班氏的说法则是“其势然也。故据汉受命，谱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统，乃以年数。讫于孝文，异姓尽矣”[143]。汉初的异姓王的兴衰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而要说明这个过程，则纯粹的断代史是无能为力的。

其实，中国历史上从封建到郡县的转变也是有其曲折漫长的过程的。秦统一后想快刀斩乱麻式地解决，结果失败。汉代则在惩秦之弊的基础上利用封建，其结果如何？异姓诸侯王不可靠，汉乃大封同姓诸侯王，以为可以收周代分封长期保持王权之效。班氏在《汉书·诸侯王表·序》中既说明这些同姓诸侯王在初期的维护汉室之功，也说明他们在文、景以下之坐大，从而有文、景、武三朝之削藩，诸侯王之名存实亡。班氏的这些论述与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大体相同。其不同处在于班氏认为同姓诸侯王之削弱实际上为王莽篡汉造成了便利的条件。[144]在异姓王、同姓王以下是异姓与同姓的侯，其表有《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等，这些表叙述了西汉一代诸侯的兴衰，也分析了这些诸侯与周代诸侯的不同。班氏论事，严格地按照断代的标准，而其论理〔封建制（与郡县制对应意义上的）盛衰之理〕则是以通史的眼光出发的。正是在后一点上，他与司马迁是一致的。其实，试看《王子侯表》以下五表之事实，再结合《汉书》废“世家”以为“传”来看，班固所要说明的无非封建诸侯之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总趋势，所以说《异姓诸侯王表》之序亦即六表之总序，实亦无不可。

第二，八表中的第二类，即《百官公卿表（上、下）》。百官公卿与王侯不同，王侯无职司而受封邑，可世袭；百官公卿则有一定职守，位阶与秩禄随职守变化而转移。《汉书》将百官公卿与王侯分别开来单独列表，这是有道理的。

此表专门论述西汉一代百官公卿，从其内容来说自然是断代性的。不过，此表实际上又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的形式是文字的论述，其中包括此表之序，以及有关职官之缘起、变更、职司、员数、秩禄等的叙述，可以比拟于其他史书中的《百官志》或《职官志》；下篇则为表本身，严格按编年体例列出在有关时期充任有关官职之人。相对而言，与下篇的严格的断代特色不同，上篇里具有明显的通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