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二节 专论（第2页）

从城市建筑布局的规整和各国宫殿建筑的情况看，当时的各类大型建筑应当都有一定的平面设计图。20世纪70年代后期河北平山县发现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兆窆图》就是对于中山王陵园建筑的总体设计平面图。《兆窆图》为铜版，版面长94厘米，宽48厘米，其上以金银嵌出文字和王陵园区的平面图形。图上有中山王的命令，命令中山国的相邦制定规划图，规定陵园内各种建筑的阔狭大小，如果违背规划而建造，那就是不可赦免的死罪，并且要罪及其子孙。中山王的命令还规定，规划图一式两份，一份随葬，一份藏于王府。中山王陵所出土的当是其随葬的那一份。《兆窆图》十分规整地画出王陵区四周的宫垣和宫垣内部五个享堂的位置、阔狭大小以及相互间的距离。依照规划图，王陵四周有三道长方形的围墙，最外面的一道围墙称为“中宫垣”，中间的一道围墙称为“内宫垣”，最里面围住坟墓的一道称为“丘坎”。三道围墙之间的距离都各自有不同的规定。《兆窆图》的“丘坎”以内排列五座享堂，最中心的是一座，其文字标志为“王堂方二百尺”。王堂的右侧是王后堂，其文字标志是“王后堂方二百尺”。王堂的左侧是先已去世的王后的享堂，称为哀后堂，其文字标志是“哀后堂方二百尺”。王后堂的右侧和哀后堂的左侧各一规模稍低的享堂，其大小都是“方百五十尺”，可能为中山王夫人的享堂。王堂与两侧的王后堂、哀后堂相距百尺，两端的夫人堂与王后堂、哀后堂相隔80尺。在内宫垣和中宫垣的正中部分有门直达王堂，后部的两垣之间有四个方百尺的宫。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当时中山王陵园的建筑确是按照《兆窆图》的规划施工建造的。所发掘的编号为M1和M2两座陵墓，相当于《兆窆图》上的王堂和和哀后堂，M1的尺度是后壁方44米，檐柱方50米，台基方52。3米，按照当时一尺长23厘米计算，和《兆窆图》所标注的“王堂方二百尺”大体相符。根据中山王陵所发现的《兆窆图》的情况看，如果推测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类大型建筑都在建筑之前有详细的勘查和规划，应当是大致不错的。

描绘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生活状况的青铜器上的纹饰，常绘有当时的楼房。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铜钫上绘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宫室图，宫室建筑在高高的台基上。下层的屋分为两间，为木结构，有立柱三根，每间屋各有一个双扇门，屋的顶柱上有斗拱承枋，枋上列有拱作平坐。上层的楼只有两门，没有立柱，而有栏杆围护。文献常有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居楼的记载，战国时期赵国的平原君“家楼临民家”[32]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的宫室住宅常有高大的台基30年代发掘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尚存有燕台50多处。河北邯郸发现的赵王台有16处。春秋时期，楚灵王建有著名的“章华台”。《国语·楚语》上载：“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相传，章华台建筑得很高，登如许之高台要休息三次方能登到顶端。从伍举的言论里可以看出章华台确是以其“崇高”、“彤镂”之美著称的。章华台的故址在今湖北潜江县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发现，是一个由层台累榭组成的大型园林建筑群，所以又称为“章华之宫”。春秋战国时期的宫室往往附属有园囿，成为园林式建筑布局。贵族宫室多雕梁画栋，大加装饰，春秋初年鲁庄公曾经“丹桓宫楹”，“刻桓宫桷”[33]，从宋玉所写《招魂》一篇所描绘的贵族宫室情况看，可以说战国时期贵族的室内装饰比春秋时期更加华美。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4]，为了充分体现这一精神，各诸侯国对于宗庙建筑都十分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陕西凤翔马家庄发现时代属于春秋中期的秦国诸侯宗庙建筑群。这个建筑群的大门、中庭、朝寝、社等由南向北依次排列，形成建筑群的中轴线；建筑群的东西两侧配置厢房，左右对称；建筑群的东、西、南、北四面环以围墙，形成一个全封闭式的宏大院落。整个布局井然有序，规矩整齐，体现了布局者的匠心安排。这个宗庙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建筑精良，结构合理。建筑群的大门由门道、东西塾、东西半塾、回廊、散水等组成，相当规整。大门内的中庭为一中间微凹，四周稍高的空场，平面呈长方形。中庭的北面是朝寝建筑。前朝之堂平面呈长方形，后寝呈封闭式的长方形。前朝与后寝的东西两侧有两座形制相同的夹室，平面呈曲尺形。夹室均有门，分设在朝堂的东西墙上，可以由朝堂出入。在朝寝和夹室的北部有三门通向三室。在朝寝建筑的周围有回廊，回廊的四外有散水。在朝寝建筑以北有亭台建筑形制的社。朝寝建筑及中庭的东西两侧有东厢、西厢。东厢、西厢各由前堂、后室、南北夹室、东（西）三室及回廊、散水等部分组成。宗庙建筑群发现两条排水管道和许多板瓦、筒瓦以及房屋建筑的铜构件。当时建筑所用的瓦，凹字板瓦的瓦面向下，瓦槽朝上；与板瓦相配的筒瓦的瓦面向上，瓦背向下，均小端插入大端，由屋脊向屋屋檐依次排列。两列板瓦之门的瓦缝上扣置筒瓦一列。遗址还发现一种大型筒瓦，很可能是铺设于屋脊处所用者。遗址发现有素面砖和花纹空心砖。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建筑材料已经相当齐备。

东周时期各诸侯国的宫室建筑十分讲究，充分反映了建筑技术的进步情况。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多有“明堂”。明堂之制，自古有之。最初的明堂并不是什么雄伟豪华的建筑。《吕氏春秋·召类》谓“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节俭”，《大戴礼记·明堂》亦谓明堂“以茅盖屋，上圆下方”，可见它就是以茅草为盖的方形大房子。这种房子，四面敞亮，光线充足，给人以明亮的感觉。古代的学问家认为夏的“世室”、殷的“重屋”、周的“明堂”是一个类型的建筑。作为商王室公共祭祀场所主要建筑的堂，应当是“重屋”，亦即当时的明堂。古人认为“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还谓建官、行政、治历颁朔、耕籍、献俘等亦常在明堂进行。前引卜辞表明，商王授令、会议、祭祀等大事都曾在“堂”举行，可见商代的堂与文献所载的明堂的功能是大体相合的。孟子谓明堂为“王者之堂”，商代的堂也有这种性质。康丁时期的卜辞载“癸丑卜，其登王堂，于妣辛卯牢”[35]，当时的堂已称为“王堂”，正是“王者之堂”的意思，表明了当时王权的增强。商代的堂虽然不是唯一的祭祀场所，但是卜辞记载表明，在堂举行祭祀的次数和规模都远远超过在室、寝、宗等处的祭祀。《白虎通义·辟雍》谓“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卜辞所载商代的堂正具有明堂的这些功能。到了周代，明堂的建筑已经十分讲究。王国维指出，“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所谓“个”，即正堂两旁的侧室。在四堂四室的中间有一大庭，“此庭之上，有圆屋以覆之，故谓之太室”[36]，如此看来，明堂实为一座庞大的建筑群。20世纪70年代初期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墓[37]，发现的编号为M1:54的漆器图案中工整地画出了明堂的形制。这个图案的中心有一大圆，内绘三兽翻滚，相咬嬉戏。大圆之外绘屋宇四座，两相对称。房宇皆平顶，有短柱承托，柱头有托手，面各三间。其中一座4人皆躬身相向而立，居右者发向后，双手举物过首；居左者伸出双手接物。除右侧的送物者外，其余3人皆腰佩短剑。另外两座房宇有两户分居两侧，中间各有两人。这个图案中两两对称的四座房子和其中的大圆所表示的“太室”，就是古代明堂的缩影，与王国维考证后所得出的明堂形制的结论相吻合。在各个诸侯国，明堂可能是其宫殿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华民族统一发展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菁华。中华民族精神经历夏商周三代积淀，终于成就了中华文明的一座丰碑。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厚凝聚力与宏大气魄，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绵延久远、活力无限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华夏族的形成与兼容并包精神的构筑

从很早的古代开始，我国广袤的大地上就聚居着许多方国部落。在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之际，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占据着诸方国部落的主导地位。后来的华夏族即滥觞于炎黄部落。各部落之间虽然不乏碰撞、冲突乃至战争，但是相互包容和融汇则是其关系的主流。相传黄帝部落就曾经与炎帝部落打过仗，“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38]，但是此后黄帝部落却长期与炎帝部落结为联盟。这两个部落的发展，成为后来华夏族的主干。

炎黄两大部落的联盟，表明了两部族相互包容的可贵精神。远古时代的各族，在撞击、冲突及战争后，很少有赶尽杀绝、断其子孙、不留孑遗而将对方完全彻底剿灭的情况出现，而常常是只要斗争的一方表示服从，即可化干戈为玉帛，双方握手言欢。炎黄两部族三战于阪泉之野却结为联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史记·五帝本纪》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黄帝族的影响巨大，在广泛的区域里建立了自己的权威，这主要的不是靠武力征讨，而是靠其包容精神。例如，据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第一册说，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战败后，“一部分被炎黄族俘获，到西周时还留有‘黎民’的名称”。“黎民”成为社会庶民的名称，表明他们已经融入炎黄之族。华夏族以包容百川的宽博胸襟，历经长期发展，成为汉族的前身，吕思勉先生谈及民族关系问题说：

一国之民族不宜过杂，亦不宜过纯。过杂则统理为难，过纯则改进不易。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而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开明最早，文化最高，自然为立国之主体，而为他族所仰望。而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用克兼容并包，同仁一视；所吸合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载祀数千，巍然以大国立于东亚。斯固并世所无，抑亦往史之独也。[39]

这里所说的“兼容并包，同仁一视”的博大胸怀，确实为华夏族（乃至汉族）发展壮大、蔚为大观的基本原因之所在。炎黄文化的核心是华夏诸族同根共祖的观念，是兼容并包共同开创未来的观念。这种观念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证之一，是激励我们永远前进的精神动力。炎黄文化成为中国开启文明时代的象征，是诸族凝聚的标志，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源头所在。

黄帝之后的尧、舜、禹时期，依然持以兼容并包为核心的凝聚精神，使华夏族进一步发展。《尚书·尧典》篇说：

这里的意思是，说到考察古代，首先要讲的就是帝尧，他名叫“放勋”。他办事严谨明达文雅谋虑温和，他诚信恭敬谦让。他的光辉普照四方，至于天地。他能够显示自己的美德，从而使九族亲善。在九族和睦的基础上，考察臣下百僚，使百僚明达，以此去协调万国的关系。他这样做，就使黎民大众繁茂，相互亲和。尧的包容精神的特点在于先安固自己的氏族，再去联合其他诸族，然后影响到天下，目标在于使天下“万邦”间都有良好的关系，天下万民都能够和睦相处。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历经夏、商、西周时期的长期发展与相互交往，各个方国部落星罗棋布地居住在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西周末年，周王朝的史伯曾谓“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40]，认为周王室的衰落与诸少数族的兴起是并行不悖而且其间有所关联的两个事情。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与诸少数族加快了相互融合的速度，各族间频繁往来，经济发展上相互补充，文化上相互吸收精华，在政治上许多少数族的国家并入泱泱大国的版图，使得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有了更便利的条件。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剧烈动**和迅速发展，诸少数族都或多或少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向华夏族诸国靠近，创造出辉煌灿烂的诸少数族的经济与文化。并且对于整个华夏族也产生着重要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周春秋时期诸少数族与华夏族的互动影响。而从这个影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那种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精神。总之，历经夏商周三代的发展，以华夏族为主体的诸族逐渐融汇，相互交流，使得华夏族不断发展壮大。这不仅为秦汉大帝国的出现奠定了社会成员构成方面的基础，而且华夏民族精神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锤炼，再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精英的总结与升华，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先秦时期已经基本形成。

（二）华夏诸国对诸少数族的政策

兼容并包的民族精神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族各国的理念中有很好的体现。春秋时期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往往采取“和戎”的政策对待诸少数族。史载春秋初年，鲁隐公曾经“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41]，尽管鲁隐公这次拒绝了戎人与鲁盟誓的请求，但是鲁惠公、鲁隐公相继跟戎保持友好，则还是可取的做法。鲁隐公二年（前721年）秋天，鲁还是答应了戎的请求而与之盟誓于唐（今山东曹县东南），并且于鲁桓公二年（前710年）鲁桓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42]，与戎的关系更近了一步。晋悼公曾经主张出兵攻伐戎族，谓“戎、狄无亲而好得，不若伐之”[43]，大臣魏绛却提出晋应当采取“和戎”的政策，他说：

魏绛所有这些说法的出发点，显然是晋国的利益，但是在客观上对于晋境诸少数族的发展也是有利的。魏绛曾受命招抚晋境诸少数族，使晋国有了比较安定的后方，这对于晋国霸业的继续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正如魏绛所谓“夫和戎、狄，国之福也”[45]。晋卿栾武子采取“和戎”的政策，使得“戎、狄怀之”[46]，就被晋臣传为美谈，晋悼公自己也曾经对魏绛说：“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47]肯定和戎政策的卓著成果。从晋国历史发展看，诸戎族确曾作出了很大贡献。戎族君长戎子驹支曾谓戎族曾经全力在晋境开发土地，并且以此为根据批驳晋卿的无理指责。他谓“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48]。居住于晋境的戎族受华夏文化熏陶，已经有了相当水平的发展，史载戎子驹支朝晋的时候，在据理力争以后，“赋《青蝇》以退”[49]。《青蝇》是《诗经·小雅》中的诗篇，其中有句谓“岂（恺）弟（悌）君子，无信谗言”、“谗人罔极，构我二人”之句，戎子驹支赋此诗，相当恰当地指出晋卿信谗而毁弃与戎交好政策的错误，实际批评了晋卿，但又给晋卿留些面子，只言其为谗言所致。戎子驹支对于诗句意蕴的掌握相当深刻，其文化素养不在一般华夏族国家贵族之下。戎族对于周的各种礼仪并不陌生。例如，史载鲁隐公七年（前716年）“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50]。依照当时的朝聘礼，朝聘者要向公卿致币，即馈赠财物，公卿受币以后应当设宴招待，并且回赠财币。周的凡伯在接受戎的聘问者的财礼以后竟然置若罔闻，所以在凡伯聘鲁归返路上被戎劫持。此事表明，戎朝周的时候实行了应当完成的礼仪，而凡伯则失礼。

华夏族的各诸侯国对于诸少数族除了采取和戎的政策以外，有时候也用欺诈的手段以求一逞，并且往往将少数族作为当权者实施内政、外交政策的筹码。例如，春秋后期晋、楚争霸的时候，楚国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北上，击溃称为“蛮氏”的戎族，蛮氏的首领逃奔到晋国的阴地（今河南卢氏县东北）。晋国执政之卿赵孟不敢与楚抗衡，谓：“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命令采取欺诈的手段俘获逃奔晋地的蛮氏首领及其族众，以交付楚国，以表示晋对楚国的“友好”。史载：晋臣士蔑听从赵孟命令以后，“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为之卜。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51]。就这样蛮氏的戎族成为晋、楚政治交易的牺牲品，使得楚国完全俘获了蛮氏之民。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对蛮氏欺诈的，除了晋臣以外，还有“九州之戎”，即陆浑戎。陆浑戎于鲁昭公七年为晋收编为九州，称为九州之戎。此时其首领参与欺诈蛮氏，无异于为虎作伥。

华夏诸国的这种敌忾意识，实际上是周代实行分封制的必然结果。按照周代分封制的原则，姬姓诸侯国实为以周王朝为核心的诸侯国的中坚力量，再扩大一些便是夏、商后裔。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时候，华夷之辨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姬姓诸侯国之间的联系。春秋后期，由于邾、莒等东夷小国的控告，所以晋将赴晋的鲁国大臣季孙意如关押起来，鲁臣子服惠伯就向晋国正卿中行穆子讲了一番道理，谓：“鲁事晋，何以不如夷之小国？鲁，兄弟也，土地犹大，所命能具。若为夷弃之，使事齐、楚，其何瘳于晋？亲亲、与大，赏共、罚否，所以为盟主也。”[59]其主旨是在讲，按照分封制的原则，鲁与晋为兄弟之国，晋国理应予以照顾，因为晋与鲁的关系要比邾、莒等夷族国家的关系要近得多。所谓“亲亲”，意即亲近所当亲的兄弟之国，夷族小国当然要排除在“亲亲”范围之外。鲁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邾与鲁争讼于晋，晋要让鲁国使臣叔孙婼与邾国君主对簿公堂，叔孙婼即谓“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请使当之，不敢废周制故也”[60]。他所举出的关键理由在于华夏诸侯国的使臣要比夷狄小国的君主高贵得多，所以只能让鲁国使臣的副介与邾君对质诉讼。叔孙婼称其为“周制”，可见在当时的制度和观念里面，华夏与夷狄的地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两国君主夹谷之会的时候，齐景公唆使莱人欲劫持鲁定公，孔子指挥鲁国军队自卫，并且说：“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61]所谓的“裔”，指华夏诸侯国以外的区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确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诸侯国共同的观念。

（三）中华民族精神的奠基

中华民族精神是长期构建与积淀的结果。先秦时期是古代中国民族精神构建的时代。夏商周历经三代的长达千年之久的文化积累到了周公与孔子的时代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总结。天下一家的统一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构成了古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基本点。这些精神的奠基是先秦时期所完成并为后世长期所发展的。汉唐雄风展示了中国古代民族精神“外王”方面的开拓，而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则在“内圣”方面有了深入的进展。这些都为古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发扬蹈厉做出了重大贡献。

先秦时期是古代中国民族精神构建的时代。古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滥觞于炎黄氏族时代，后来，夏商周历经三代的长达千年之久的文化积累到了周公与孔子的时代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总结。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以后所进行的“制礼作乐”，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以周文化融汇夏商文化的具体摹划，但实质上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构建，它用宗法和分封的原则将各个地区各个部族的人们广泛地联络起来。其网络构造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更重要的在于它是文化的、精神的，人们有了统一的网络进行交流，这个网络就是设计合理而巧妙的宗法与分封制度。在这个网络中，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必须共同遵照一些原则精神行事，这样的原则精神保证了网络构造的正常运行，从而使周王得以稳固。战国时人曾经这样解释构建分封与宗法的良苦用心：

在这种预设的结构中，各阶层人们的社会地位稳定，相维相依又相互牵制、避免争竞。其中所贯彻的精神，在周代影响很大。分封与宗法不仅保证了在一个较长时段里面社会政治与秩序的稳定，而且保证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精神的和谐。虽然矛盾与冲突还是不可完全避免与忽视的周代社会现象，但它毕竟不是社会的主流，从成康之治到昭王南征与穆王西行，以至于到宣王中兴，处处都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秩序的构建的成果。可以说，周代社会的民族精神是融汇于制度之中的。在周王朝建立百年之久的时候，周穆王曾发布文告说：

呜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庶有格命。今尔罔不由慰日勤，尔罔或戒不勤。天齐于民，俾我一日；非终惟终，在人。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65]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家都要想着点啊！这才差不多可以享有天命。你们都以自己勤劳王事而**，也都用不着告诫自己不要懒惰。天为了治理民众，才给了我们统治天下的时间。能否最终成功，全在我们自己。你们要奉迎天命，帮助我治理国家。遇到可怕的事情，不必害怕，遇到喜事，也不要过分欢乐。要审慎地使用五刑，成就正直、刚克、柔克这三种德行，作为周天子，我一人有了喜庆之事，天下亿万民众都会受益，他们的安宁才会长久。这里所称谓的对象——即“伯父”、“伯兄”等直到“童孙”，指的都是长辈或同辈及晚辈的诸侯或卿大夫。他们遍布王畿内外、全国各地，是周王朝与各地区各阶层联系的关键与纽带，而“伯父”至“童孙”，则完全是血缘关系的符号。这种政治层面的上下级关系是融汇于血缘关系之中的。周王朝实际是以周天子为首的一个大家族。天下长治久安的关键就在于“伯父”至“童孙”们的齐心协力。这种宗法血缘关系，一直到两周之际我们还能够明显地看到。周平王赏赐晋文侯的册命文书里，还吁请作为“伯父”辈的晋文侯“其伊恤朕躬”，“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艰”。[66]

当秦的统一战争硝烟散尽的时候，中华民族精神的构建才算基本完成。呈现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精神，约略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基本点。[67]

一是，天下一家的统一精神。“以天下为一家”之语见于《礼记·礼运》。语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