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明白千言万语不如黄金一两。
什么口头保证都不如直接真金白银的给他保险兜底。
使他如果收留了这只母狼还让它待产,一旦后续发生任何袭击羊群的经济损失情况,他这边都帮他兜底进行补偿。
。。。
雨停了,但格尔木的夜依旧冷得刺骨。修车厂铁皮屋顶上积着一层薄霜,像撒了盐。张小满把焊枪熄了,蹲在角落搓手哈气,呼出的白雾在灯光下翻腾如烟。我坐在他对面那张掉漆的木凳上,手机还开着录音,屏幕亮着,映出两张被岁月磨钝的脸。
“你听。”我说。
他歪头看我。
“听见了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听见啥?风刮铁皮?”
“不是。”我轻声说,“是声音回来了。”
他没再问,只是点点头,仿佛懂了。我们之间从来不需要太多话。小时候他比我大三岁,总护着我挨打,别人骂我是“疯子”,他说“我弟就是话多点”;后来我离家出走,他在车站追了两公里,塞给我一包饼干和五块钱,说“出去也得吃饭”。可他自己呢?修车二十年,手指关节变形,冬天裂口流血,却从没跟谁抱怨过一句。
而现在,他的声音终于被人听见了??不只是我,是千万人。
手机里的录音还在继续。远处传来火车鸣笛,低沉悠长,像是某种回应。我想起星眠说过的话:“声音是最原始的记忆载体。它不靠文字留存,而是藏在空气里、墙壁中、人的呼吸之间。只要有人愿意听,过去就不会死。”
我闭上眼,耳边忽然浮现出那些孩子唱《破茧谣》的声音。不是录像里的整齐合唱,而是更零碎的片段:云南昭通那个哭着喊妈妈的小女孩,四川南充抱着布娃娃喃喃“我不是坏的”的男孩,还有南京地下室里,那个抬头望向镜头、轻声说“外面有人唱歌”的女孩……
她们现在还好吗?
晓雨昨天发消息说,四十三名获救孩子已转入特殊照护中心,由幸存者志愿者轮流陪伴。有个十岁的女孩整晚抱着枕头不肯松手,直到听见广播里放《破茧谣》,才慢慢睁开眼睛,问:“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一起唱的?”
“是啊。”志愿者蹲下来说,“全中国都在唱。”
女孩哭了,说:“那我也不是一个人了。”
我睁开眼,看见张小满正盯着我的手机。
“你还录着呢?”他问。
“嗯。”
“那你把我刚才那句也收进去吧。”他清了清嗓子,认真地说,“今天,拖拉机修好了。明天要给牧民送过去。天冷,路滑,但我能行。”
我点头,按下保存。
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段语音,而是一种宣告??我们曾被要求沉默,但我们选择开口;我们曾被告知“乖一点就好”,但我们偏要说“我不乖”。
凌晨两点,一辆皮卡驶入修车厂。车门打开,下来的是陈默。他穿着黑色冲锋衣,脸上带着倦意,但眼神依旧锐利。
“刚从北京回来。”他坐到我们旁边,接过张小满递来的热水杯,“文件移交完了。调查组开始逐级约谈‘秩序守护者’成员。第一批名单已经曝光,全是教育、心理、公共管理系统的高层,有些还是当年‘蓝天工程’立项时的评审专家。”
我沉默听着。
“最讽刺的是什么?”他冷笑,“他们办公室墙上挂着‘以人为本’的匾额,档案柜里却写着‘情感抑制率达标92%’。他们用科学包装暴力,用爱的名义实施剥夺。”
“娄教授呢?”我问。
“住院了。心脏衰竭,医生说撑不过三个月。”陈默顿了顿,“但他坚持做完最后一件事??公开忏悔信。”
“内容?”
“他说,三十年前,他是真心相信‘安静的孩子更幸福’。可当他亲眼看见一个七岁男孩因为反复说‘我想妈妈’被注射镇静剂后变成植物人,他开始怀疑。但他没反抗,选择了逃避。直到你找到他,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听见‘愤怒的声音’。”
我喉咙发紧。
“他还说……”陈默低声,“吴老师不是别人,是他当年的学生,也是唯一一个敢当面质问他‘我们到底是在治病,还是在杀人’的人。火灾当晚,是吴老师偷偷放走了十几个孩子,自己却被困在里面。官方记录说是死亡,但没人见过尸体。”
“所以苏小满听到的那个流浪汉……”
“极有可能就是他。”陈默点头,“这些年,他游走各地,用残存的技术知识逆向破解‘治愈曲’,制造干扰信号。他不能露面,也不敢发声,只能借别人之口传递信息。他是真正的‘第一个火炬手’。”
我猛地站起身,心跳加速。
“他还活着?”
“不知道。”陈默摇头,“南京那封匿名邮件,IP虽来自研究院,但技术痕迹显示,真正发送地点可能在青海某偏远基站。时间恰好是苏小满遇见流浪汉后的第三天。”
我转向张小满:“你还记得那个男人吗?就是在道班门口坐着唱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