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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2页）

此部分主要成果的观点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英美之间合作是主流，如马尔科姆·默弗特的《极可靠的关系：张伯伦时期英美对海军合作的寻求（1937—1940）》（Malurfett，Fool-ProofRelations：TheSearglo-AmeriavalCooperatitheChamberlainYears，1937-1940：AStudyiiveCo-operation）[28]、格雷格·肯尼迪的《英美的战略关系与远东（1933—1939）：帝国的十字路口》（GregKennedy，Arategisa，1933-1939：ImperialCrossroads）[29]；另一类认为竞争大于合作，如詹姆斯·勒茨的《强权的交易：英美的海军合作（1937—1941）》（JamesR。Leutze，Bargainingflo-AmeriavalCollaboration，1937-1941）[30]、戴维·雷诺兹的《英美同盟的建立（1937—1941）》（DavidReyionoftheAnglo-Americe，1937-1941：AStudyiiveCo-operation）[31]。由于战前英美面临的战争威胁主要依靠本国海军力量予以应对，所以这一时期英美两国战略互动都是以双方海军合作为主，上述著作对此作了较深入的描述和分析。

国内方面，除上面提及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对1938—1941年英美战略互动作了论述外，徐蓝教授还对相关问题作了专题研究，扩展了已有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的论文有：《评1941年英美参谋会谈》[32]、《从“ABD”协定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合作》[33]、《评1938年英格索尔的伦敦之行》[34]、《评1939年汉普顿的华盛顿之行》[35]、《关于1940年英美“驱逐舰换基地”协定的历史考察》[36]。

（三）以战争期间为时段的研究成果

除官方军史著作外，在有关战时英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关系的著作中，在有关英美苏“大同盟”的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战时英美两国的军事战略问题，数量十分庞大。

直接以战时军事战略为主题的主要成果有：理查德·斯蒂尔的《首次攻势1942：罗斯福、马歇尔和美国战略的制订》（RichardW。Steele，TheFirstOffensive1942：Roosevelt，MarshallandtheMakirategy）[37]、马克·斯托勒的《第二战场的政治：联盟战争中美国的军事计划与外交（1941—1943）》（MarkA。Stoler，ThePoliticsoftheSeeriMilitaryPlanningandDiplomaWarfare，1941-1943）和《盟友与对手：参谋长联席会议、大同盟和二战中的美国战略》（AlliesaheJoiaff，theGrandAlliandU。S。StrategyinWorldWarⅡ）[38]、克里斯托弗·索恩的《同一种族的联盟：美国、英国和对日战争（1941—1945）》（ChristopherThorne，AlliesofaKiedStates，Britainandthean，1941-1945）[39]、西奥多·威尔逊的《首次峰会：罗斯福与丘吉尔在普拉森夏湾（1941年）》（TheodoreA。WilsoSummit：RooseveltandChurchillatPlatiaBay，1941）[40]、史蒂夫·韦斯的《冲突中的盟友：英美战略会谈（1938—1944）》（SteveWeiss，AlliesinflieriStrategiegotiations，1938-1944）[41]等。这些著作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对战时英美战略的个别时段或个别领域作了较细致的研究，揭示了战时英美战略关系既合作又斗争的特点。

国内方面，有关专著主要有：上文提及的熊伟民的《战时美国的欧洲战略》、陈效卫的《美国联盟战略研究》[42]、韩永利的《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年）》[43]、许嘉的《美国战略思维研究》[44]、台湾学者钮先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45]。

论文成果占了这一部分中最大的比重，主要有：王建辉的《论美国“大西洋第一战略”的确立》[46]、吴春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先欧后亚”大战略方针》[47]、白长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全球战略的指导原则》[48]、熊伟民的《“先欧后亚”，还是两洋平行——试论美国“先欧后亚”战略原则》和《论罗斯福与马歇尔在欧洲战略上的分歧》[49]、王建朗的《试析1942—1944年间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演变》[50]、严兴平的《浅析太平洋战争美军战略的失误》[51]、张晓林的《马汉军事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上战略的影响》[52]、吴歆文的《论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国海军战略》[53]、赵一平的《论丘吉尔的联盟战略思想》[54]、张继平、日木的《英美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的争论（1941年末—1942年）》[55]、陶文钊的《中国战场、缅甸战役与盟军战略的转变》[56]、曹胜强的《英美为何一再拖延开辟“第二战场”？》[57]、夏子和亦庄的《二次大战美英联军作战战略指导的争论探源》[58]、李积顺的《盟军最高统帅部对“霸王”行动的抉择和分歧》[59]，等等。

总的来说，随着近些年通过互联网、出国访学、购买缩微文献等方式获取英美两国官方档案文件越来越趋向便利化，国内学者能够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多地利用一手史料继续进行相关的研究，从而扩大已有的研究范围，探讨以往不够深入的领域，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然而迄今为止，尽管我国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对于美英军事同盟这一关系到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基础的重大课题，尚无人进行过系统的专门论述，对于两国军方在形成军事联盟中的特殊作用，更没有做过深入的微观探讨。特别是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9—1939）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60]这两个相互连接的时间段结合起来，从英美两国的国家军事战略出发，对英美之间军事同盟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深入具体考察的研究成果，尚付阙如。因此，本课题选取这样的主题研究，力图在进一步使用已经掌握的尚未正式出版的原始档案资料、正式出版的原始档案资料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见“参考文献”部分），对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中国学者自己的论述。

三、主要的官方档案文献

按照形式划分，本书所利用的英美政府档案文献主要有：

（一）缩微胶卷文献

1。丘吉尔首相文件PREM3系列。PREM3系列主要涵盖了1940—1945年丘吉尔任首相和国防大臣期间与战争有关的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文件，少数文件最早至1937年，最晚至1946年，包括书信、电报、备忘录、报告、会议记录等。1999年，由英国亚当·马修出版公司（AdamMatthewPus）整理出版，共191卷。

2。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档案（TheJointBoardoftheArmyandNavyRecords），本书使用了其中的JB325，Ser。634系列，馆藏于弗吉尼亚州莱克星顿的马歇尔研究图书档案馆。

3。美国陆军部战争计划局档案（lansDivisionsofU。S。artmentRecords），本书使用了其中的WPD-4175和4402两个系列，馆藏于弗吉尼亚州莱克星顿的马歇尔研究图书档案馆。

4。美国海军作战部战略计划局档案（StrategisDivisionofU。S。NavyRecords），本书使用了其中的Box。117和122两个系列，馆藏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东南部前海军船坞的海军史中心。

（二）网络在线文献

1。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战时内阁和内阁会议纪要和决议CAB23系列（MinutesandsoftheWardet，1916-1939）和CAB65系列（MinutesandsoftheWardet，1939-1945）。

2。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战时内阁和内阁会议备忘录CAB24系列（MemorandaoftheWardet，1915-1939）和CAB65系列（MemorandaoftheWardet，1939-1945）。

3。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参谋长委员会会议纪要和备忘录CAB53系列（MinutesandMemorandaoftheChiefsofStaffSub-itteeoftheitteeofImperialDefence，1923-1939）。

4。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内阁秘书兼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莫里斯·汉基爵士的公务文件CAB63系列（PapersofLordHankey，1908-1944）。

5。英国议会议事录Hansard，来自Hansard1803-2005在线数据库。

（三）纸本档案文献

1。《英国对外政策文件（1919—1939）》（DBFP：DoBritishFnPolicy，1919-1939）。1944年3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议会下院表示，政府决定公开出版外交部1919—1939年期间最重要的档案文件。最早分为从1919年起始和从1930年起始两大系列，并同时编辑出版。1948年5月，外交部决定设立第3系列，时间跨度从1938年德奥合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3个系列逐年出版，共64卷。本书利用的是其中第2系列的第21卷，第3系列的第3卷。

2。《英国外交事务文件：来自外交部机密印刷的报告和文件》（BDFA：BritishDoFnAffairs：ReportsaheFnOffifidentialPrint）。该系列文件由各国专家参与编纂，从1983年开始陆续出版，文件时间跨度为1837—1956年，按地区国别和专门事务共分为13个系列，迄今出版了近600卷。本书利用的是其中第2部分F系列的第23卷和第30卷，第3部分C系列的第1卷。

3。《国会联合委员会珍珠港事件调查听证会记录》（PearlHarborAttagsbeforetheJointitteeoionofthePearlHarborAttack，79thgress，1stand2ndSession，pursuanttoS。。Res。27），由美国国会编纂出版，共40个部分，由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出版。本书利用了其中的第3、第4、第9、第14、第15、第19和第20部分。

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PapersRelatingtioedStatesFioedStates：DiplomaticPapers），由美国国务院的历史专家从1861年开始编纂出版，从1952年开始按照总统任期而非之前按照编年顺序的做法出版，目前共出版了450多卷，最新出版的文件已涉及里根总统任期。本书利用了其中关于日本的部分：1934—1941年的2卷、1937年的第4卷、1940年的第3卷、1941年的第2卷和第4卷、1942年的第3卷、1943年的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卷。

5。美国战争史学者斯蒂芬·罗斯编的5卷本《美国战争计划（1919—1941）》（Amerilans，1919-1941），由美国加兰出版公司（GarlandPublishingInc。）出版，主要收入了美国军方这一时期所制订的战争计划原稿的影印件。

四、基本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20世纪上半叶，世界先后爆发了两场大规模的战争，而这两场战争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存在诸多的缺陷和内在的弊端，没能很好地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遗留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短短20年后在法西斯国家的挑战下该体系最终走向瓦解，世界遭遇了更大规模的一场战争。

在这两场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都处于同一阵营共同作战，特别是在后一场战争当中，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军事政治战略同盟，形成了有别于任何其他两国的“特殊关系”。然而，如果我们要对英美在“二战”中的战略同盟关系进行研究，首先就需要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和美国的军事战略问题进行考察，这是两国战时军事战略同盟关系形成的基础，即为本书的第一编。

在第一编“同盟的基础”当中，包括“战前英国的军事战略”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军事战略计划”2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

对英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英国的实力，在战后政府财政状况窘迫的形势下，英国政府强调经济财政是“第四军种”。1919年8月15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施行10年无大规模战争的“10年规则”，军事战略的制订即以此作为基本指导原则。1931—1932年日本发动进攻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引发远东危机和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政治舞台，使英国政府开始感受到战争的威胁，于1933年11月废止了“10年规则”，转而进入弥补国防缺乏时期，在1936年才真正开始重整军备。“10年规则”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国防力量处于准备不足的状态中，最深远的影响是加剧了英国社会的厌战心理和惰性，也导致军种间缺乏共同的战略协调以及重整军备的不力。

在“10年规则”下，英国主动放弃了传统的海军“两强标准”（Two-PowerStandard）。20世纪30年代，英国在感受到战争威胁之后，认为德国是最潜在的对手，有识之士要求将海军“一强标准（Oandard）”重新扩大成“两强标准”，以同时应对欧洲和远东的危局，强调避免出现本土、远东、地中海三线作战的局面。但是，政府一直以财政紧张为由久拖不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问题遂让位于战时的应急计划，最终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在海军战略重点上，虽没有正式决议，但战前实际上完成了远东与地中海次序的转换。由于英国社会上下对遭受空袭的恐惧，使得皇家空军成为战前政府的宠儿。1923年，皇家空军开始实行“一强标准”，其后空军战略矛头由指向法国变为指向德国，经历了1934年“A计划”到1938年“M计划”的发展，但空军“一强标准”的威慑战略（StrategyofDeterrence）没有起到遏止希特勒发动战争的作用。“10年规则”规定英国不准备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因此大陆义务遭到最多且最坚决的反对，英国陆军的发展最受冷落，但德国的战争威胁使英国政府最终不得不承担起大陆义务，尽管极其勉强。

对美国而言，美国参战前的军事战略主要表现在从“橙色”计划向“彩虹”计划的转变上。“橙色”计划是战前美国军方研究的重点，但设想美国与日本单独作战，脱离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军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这两个分别位于亚洲和欧洲的战争策源地已经形成，并且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越来越大时，美国战略重点从太平洋向大西洋转变，制订了“彩虹”系列计划，其中“彩虹”计划5最符合后来的战争实情，虽然当时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1934—1940年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策划了“参与盟国作战”计划，演练设想了美国在各种联盟战争中作战的情形，虽然该计划不是正式的官方计划，但鉴于陆军军事学院与陆军部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对“彩虹”系列计划的制订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胜利”计划作为美国国家层面上准备战争的计划，不仅是一项为实现军事战略提供物资保障和战争动员的计划，还是一份融合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综合性战略计划，是实现罗斯福总统有关美国成为“民主国家兵工厂”构想的重要举措，不但为美国自身的战争努力，而且为整个反法西斯同盟最终赢得战争，提供了基础性的战略设计。

英国和美国的战略计划，为它们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战略同盟奠定了基础。

第二编为“走向同盟”，论述了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英美走向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过程。包括美国提出的和平计划的失败，以及英美两国走向军事同盟的具体过程。即第三章至第七章。

1937年至1938年初，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政策，美国罗斯福政府曾提出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以维持世界和平的倡议，并与德国和英国进行了断断续续的秘密接触和谈判。这是美国在《中立法》束缚下企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第一次尝试。但是由于该计划的非现实性以及德国和英国的拒绝合作，该计划受到挫折。几乎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美国和英国在军事战略方面进行了数次针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会谈。这些会谈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此期间，美国尚未参战，罗斯福总统在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压力下，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出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局考虑，推动美国一步步朝着深化与英国的军事合作的方向前行。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远东事件成为英美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尽管在布鲁塞尔会议上，除日本之外的《九国公约》签字国未能就制裁日本、援助中国达成一致，但英美都认识到进行军事接触以防御日本的必要。1938年1月，美国海军战争计划局局长英格索尔（RoyalE。Ingersoll）奉罗斯福总统之命前往伦敦，与英方进行秘密参谋会谈，其结果是双方签署了一份非正式的秘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虽没有解决两国直接面临的问题，但标志着英美军事战略合作的开端。1939年，形势发生变化。6月，英国海军部战争计划局的汉普顿（T。）中校前往华盛顿，与美方继续就远东问题进行秘密参谋会谈，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后，随着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沦陷，英国成为美国抵抗纳粹德国的第一道防线。1940年8月美国海军战争计划局局长戈姆利（Rhormley）偕同陆军和陆军航空队代表前往伦敦，再次与英方进行秘密军事会谈，但罗斯福的用意更多的是让美方代表实地考察英国是否能够生存下来，所以在军事战略合作上依然没有实质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