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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1页）

绪论

自20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在国际政治军事领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盟友关系。尽管作为不同的两个独立主权国家，英美两国之间必然会存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两国关系也因此出现过种种波折，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最突出且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两国之间的军事战略同盟关系。

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最早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作为“伙伴国”（AssociatedPower，亦称“参战国”）加入以英法为主的协约国一方，与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主的同盟国一方作战。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伙伴国”与“盟国”（AlliedPower）是有区别的，但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两国特殊同盟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从罗斯福（FranklinDela）到丘吉尔（WinstonL。S。Churchill）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都在不断地考虑一个重要问题：在德意日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之时，如何有效地遏制和抵抗这些法西斯国家的愈演愈烈的侵略扩张行为？当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中国东北，又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反法西斯的战争首先在东方打响时，解决这个问题就更加迫切，并由此开始了美英两国谋求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进行军事合作的一系列重要行动，最终结成了牢固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无论在合作的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达到了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两个主权国家之间最密切的合作程度，不仅成为英美“特殊关系”的顶峰，成为战后两国维系其关系“特殊性”的基础，而且在这一同盟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两国完成了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转换，自19世纪以来形成的英国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终于为美国主导所取代。

本书将详细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英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形成基础及确立过程，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载体，特别从军事外交的角度，研究在这一同盟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两国所完成的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转换，揭示20世纪前半期英美等大国之间的互动状态与20世纪国际格局演变之间的深层关系。

一、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我们对这一研究课题的选择，既着眼于它的学术价值，也考虑到它的现实意义。

首先，以1919—1945年英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学术考察，有助于对英国和美国各自的军事战略发展以及两国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互动，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认识和理解。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短暂和平是依赖凡尔赛—华盛顿体系（Versailles-WashingtonSystem）来维持的，但正如英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所言：“1919年以后的国际体系的基础结构毕竟不同于半个世纪以前影响外交的那些基础结构，而且前者要比后者脆弱得多。”[1]这种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只是暂时缓和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战胜国之间的争夺，没能解决深层次的国际矛盾，它为下一次战争埋下了祸根，是列强上一轮争夺的总结，也是列强下一轮争夺的开始。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酝酿爆发的过程，实质上是德意日不断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而英、法、美力争维护该体系但并不成功的过程。

因此，1919—1945年英国和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调整及其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发展，是一个从和平走向战争的一脉相承的过程，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从建立到崩塌所作出的反应，也是雅尔塔体系建立的重要基础。这为以1919—1945年作为一个时间段去研究英美军事战略提供了逻辑上的合理依据，不仅有利于丰富和加强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和战争进程的认识，加深对雅尔塔体系的理解，而且能够促进对20世纪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认识和理解。

其次，有助于从学术上理清并揭示英美特殊关系形成的历史轨迹。

20世纪前半期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是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基础和外在表现形式。英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特殊性”，不仅仅表现在两国在种族、语言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更主要体现在这两个国家为抵抗法西斯的侵略扩张而形成的军事战略同盟关系，这是两国“特殊关系”的最重要的基石。对其加以研究，不仅有着学术上的价值，而且有助于理解当前的英美关系。

为赢得对法西斯国家战争的胜利，甚至早在美国参战之前，英美两国就达成了“先欧后亚”或“德国第一”、“大西洋第一”的共同战略原则，并一直坚持到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战略原则，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整合协调两国的战争努力，英美于1942年年初建立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biaff）。在战争期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直仅限于英美两国军方之间，并未将这种国际合作机制加以扩大。这种做法，引起了中国、加拿大等其他盟国成员的不满，但也说明了英美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在英美两国战时合作的过程当中，其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士建立起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尽管不能说所有的关系都是融洽的。其中，丘吉尔和罗斯福分别作为英美两国战时的政府首脑，仅他们战时的来往电函（包括电报、信件、备忘录和短笺）的数量就超过了1700份，这还不包括两人多次的首脑会晤、未有文字记录的偶尔的越洋电话、发给第三方（如罗斯福的私人助理哈里·霍普金斯）但明显要让对方过目的电函以及已经遗失、无法找寻到的此类文件。[2]甚至有时丘吉尔和罗斯福一天之内就有多封电报往来。除此之外，像安东尼·艾登、哈罗德·麦克米伦、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乔治·马歇尔等这样的英美战后政府的首脑或高官，他们在战争期间风雨同舟的作战经历对战后英美两国继续维持“特殊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最后，对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英国这一旧的世界霸主与美国这一新的世界霸主之间角色转换的认识。

自美国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赢得独立之后，英美两国基本处于竞争对立的状态之中。随着19世纪后半期美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大英帝国则日渐衰落。英国和美国最终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捐弃前嫌，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两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也逐渐发生着转变。

美英作为新旧世界霸权国家，它们的角色转换正是在1919—1945年间完成的。美英霸权角色互换的关键因素，是双方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变化。在经济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它通过道威斯计划对英国及欧洲经济施加了复杂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伍德罗·威尔逊（ilson）总统的“世界和平纲领”即“十四点计划”，说明了美国对战后国际政治的新看法，如战后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民族自决的、集体安全的世界等等，表明了美国希望以自己制定的规则主导国际事务的立场。尽管由于多种现实因素，威尔逊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但是，在华盛顿会议上写进《九国公约》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却是对英国原本一直坚持的19世纪的那种占有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的旧的全球体系和国际秩序作出的一个新的突破，它符合美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向全世界发展的需要。美国的这种政治理念，以及英国对这种理念的接受（尽管是不太情愿的接受），成为在国际政治中美国与英国角色互换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而这种互换的过程，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轨迹同步。

在军事上，可以将1922年2月在华盛顿订立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看作是英美双方角色互换的开端。英国据此正式承认了美国与之平起平坐的海军地位，其深远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海军军备方面。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退回孤立主义，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也拒绝承担欧洲的安全义务，但这并不妨碍美国在西半球加强传统的“门罗主义”（Morine），也不妨碍它在太平洋继续取代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面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在远东的挑衅，在美国拒绝出面军事干预的情况下，英国往往力不从心、难有作为，最终是在以美国为主的军事力量的帮助下，才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了对日战争的胜利。在此过程中，美国也完全取代了英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地位。

在欧洲，英国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之下才幸免于纳粹德国的征服的。相对于英军而言，美军在北非和欧洲战场所起的主导作用，使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令美国在战后支配西欧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相比军事上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以经济实力为支撑的美国“民主国家兵工厂”的强大作用。战争期间，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成为美国租借物资最大的接受国。据统计，截至1945年8月31日，美国对盟国各种形式的租借援助按当时美元币值总计达436。15亿美元，其中英国获得270。23亿美元，其他主要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获得30。5亿美元，英国及其他主要英联邦国家所受援助占整个租借援助的比例达68。9%。同期，英国及其他主要英联邦国家对美国的援助总计达75。67亿美元，其中英国的付出为56。67亿美元。[3]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美国最终从英国手中接过了主导国际政治的接力棒。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美两国的角色互换是在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实现的，但是它们之间的角色互换是和平进行的，有关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也是在美国的主导和英国的积极配合下完成的，两国关系并未掉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esTrap）之中。这与英美两国存在较为特殊的军事战略同盟关系而非战略对立关系密切相关，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二、国内外的研究概况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国际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大战中的美英关系问题的研究热情便始终不衰，特别是已经开始关注两国军方的战略问题以及在英美联盟中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把重点放在军事外交方面，并出版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一批原始档案资料被整理并得以公开出版。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的面世，给研究者提供了更多更准确的信息，将这一课题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交流更为频繁，资料获得更为便利，新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

下面我们按照研究时段的不同，对以往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成果予以概括介绍。

（一）以1919—1945年为整体研究时段的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官方史，迄今依然是涵盖英美军事战略问题最为权威的研究成果。

1949—1993年陆续出版的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官方史，共99卷，包括军事系列、民事系列、外交系列、情报系列和医疗系列。另有1948—2004年陆续出版的增补性著作共40卷，其中，6卷本的《大战略》（GrandStrategy）最为完整地论述了1919—1945年的英国军事战略问题。

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官方史，包括1948—1998年陆续出版的78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UesArmyinWorldWarⅡ）系列、1948年出版的7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航空队》（TheArmyAirForWorldWarⅡ，另有32卷的增补性著作）系列、1957—1962年陆续出版的15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海军作战史》（HistoryofUesionsinWorldWarⅡ，另有64卷的增补性著作）系列、1958—1971年陆续出版的5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史》（HistoryofUesMarineCorpsOperationsinWorldWarⅡ，另有63卷的增补性著作）系列。尽管这些官方史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题，但其中的《参谋长：战前的计划与准备》（ChiefofStaff：Prereparations）[4]、《全球后勤与战略（1940—1943）》（GlobalLogistidStrategy，1940-1943）[5]、《指挥决策》（andDes）[6]等对战前的内容作了不同程度的回顾和论述。

这两部官方史，都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英美两国的军事战略由和平时期向战争时期的转变，以及战时两国军事同盟关系的发展。最具价值的是，英美这两部官方史系列运用了大量当时尚未公开的各种官方档案文件，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即使时至今日，很大程度上也能够弥补难以获得相关政府档案的缺憾。

国内目前还没有以1919—1945年为整体时段加以研究的相关专著性成果。

（二）以1919年至战争爆发前为时段的研究成果（英国为1919—1939年，美国为1919—1941年）

1。关于战前英国军事战略的研究

分军种的相关研究能够最好地体现这部分的研究成果，如斯蒂芬·罗斯基尔的《两次大战之间的海军政策》（StephenRoskill，NavalPolitheWars，Vol。1，2。）[7]、马尔科姆·史密斯的《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空军战略》（Malith，BritishAirStrategybetweentheWars）[8]、布赖恩·邦德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军事政策》（BrianBond，BritishMilitaryPolitheTars）[9]、杰弗里·梅加吉的《往昔那支陆军：1919—1939年的英国军事政策及其对今日美国陆军的借鉴》（Geargee，TheArmybeforeLast：BritishMilitaryPolicy，1919-1939andItsRelevaheU。S。ArmyToday）[10]。

这些研究成果论述了战前各军种的军备状况、军事战略和军事政策的发展变化及与其他军种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把战前重整军备不力的原因归于英国政府实行的“10年规则”（TenYearRule）和财政部对军费的严格控制，字里行间透露出各军种之间的隔阂与矛盾。

国内方面，徐蓝的专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11]，以战前英国在远东对日本绥靖而最终走向战争为主线，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战略等层面，对这一时期的英日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剖析，并运用了大量当时尚未公开出版的官方档案和文件。相关论文方面，王彰辉的《英国在三十年代的重整军备》[12]、齐世荣的《三十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13]、倪培华的《论二次大战前英国的军备政策》[14]、于江欣的《二次大战前英国国防政策对陆军建设的影响》和《三十年代香港在英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15]、翟文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军备建设概要》[16]，论述了战前英国的军备重整政策和战略问题。总体而言，关于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军事战略问题，国内关注的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2。关于战前美国军事战略的研究

这部分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马克·沃特森的《参谋长：战前的计划与准备》（MarkS。Watsoaff：Prereparations）[17]、爱德华·米勒的《橙色战争计划：美国打败日本的战略（1897—1945）》（EdwardS。Miller，laheU。S。StrategytoDefeatJapan，1897-1945）[18]、史蒂文·罗斯的《美国战争计划（1890—1939）》（StevenT。Ross，Amerilans，1890-1939）[19]、亨利·戈尔的《通往彩虹之路：陆军的全球战争计划（1934—194ole，TheRoadtoRainbolanningflobalWar，1934-1940）[20]。这些成果在相关档案文件的基础上，对美国参战前的军事战略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国内方面，主要的专著成果是熊伟民的《战时美国的欧洲战略》[21]，该书前3章对美国参战前的主要战争计划进行了介绍。主要的论文成果有：王斯德、李巨廉的《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远东战略及其演变》[22]、魏楚雄的《试论两次大战间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军备政策》[23]、王天成的《战前美国的战略理论与国防建设》[24]、孙利辉的《浅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陆军建设》[25]、顾春兴、魏岳江的《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陆军建设的主要问题》[26]、徐蓝的《从“橙色”计划到“彩虹”计划——太平洋战争前美国的战略演变》[27]。这些成果依据来源不同的史料，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参战前的军事战略或者军备状况进行了论述。

3。关于战前英美军事战略互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