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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优贤举学 从察举制到科举制（第2页）

明经科，考试内容为儒家经典。主要考查考生对经书本文、注疏的熟悉程度，具体包括帖经与墨义两项。帖经，类似于当今的填空，即将经文前后遮住，中留一行，再帖其中三字，令考生读出。墨义即默写，内容为两千余字的经文及注疏。

进士科注重诗赋与策论，录取较难，而授职却明显优于其他科，因而最为时人所重，对文学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代确立的这一套科举考试制度，将选拔人才的权力归之于朝廷，为出身寒门庶族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参政的机会，从而淡化了门第、等级观念，使皇权得到加强。

唐代以后，科举制度逐渐成为选官的主要途径。宋代科举，基本承袭唐制，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与唐代相比，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进士科考试实行乡举、省试、殿试三级制。乡举也称乡贡、贡举、乡试，在州、郡举行，由州通判主考，录取者称“举子”、“贡生”，可参加礼部主持的省试。省试同唐制。省试录取后，考生还要参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开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目的是打击唐代以来主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的科第结党之风，强化中央集权。殿试录取者分五等三甲:一甲为进士及第（一、二等）、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等）、三甲为同进士出身。

其二，就州试与省试而言，宋代实行春秋两试制。州试时间为八月，叫做“秋闱”;省试时间为次年二月，叫做“春闱”，合在一起称为春秋两试。目的是方便举子应考。

其三，考试程序更为规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糊名制和誊录制。唐代科考不糊名，考官作弊极其容易。宋代于太宗淳化三年（992）起，殿试实行“糊名考校”，录取后才能拆封检视姓名。以后推广到省试、州试及其他考试中，促进了考试制度的完善。糊名之后，为避免考官辨认考生的字迹，杜绝徇私舞弊现象的发生，又采取誊录的方法，将考生试卷用朱笔誊写后再送交考官评阅。为此还设立了专门的誊录院。

其四，录取标准放宽，录取名额大量增加。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一科取进士与诸科三百余人，而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一年共录取了八百四十余人。

其五，取消吏部考核程序，及第后即可授官，与唐代制度差异很大。

其六，制科、武举受人尊崇，远远超过唐代。

与宋王朝并峙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辽国、金国等均开科举。辽国承袭唐制，金国与宋代制度接近，对元代科举有一定影响。元、明、清三朝的选官制，多延续唐宋，创新较少，但是科举制度本身则日益严密，开设次数也更加频繁，也值得关注。

元代对科举考试不十分重视。科考在仁宗延祐元年（1314）恢复之前，曾废弃了七十七年。就整个元代而言，不过举行了七次而已，录取名额也不能与宋代相比。延祐元年开始实施的科考制度，实行乡试、会试、御试三级制，三年一开科，及第者分三甲录取。考试分两组进行，蒙古、色目人为一组，而汉人、南人则归入另一组。前一组考两场，后一组则要考三场。试题难度也有差别，前一组比较容易而后一组比较难。放榜时也分左、右两榜，蒙古人、色目人列为右榜，在上;汉人、南人列为左榜，在下，明显带有民族歧视的特点。但试题都出自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理学色彩浓厚。

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大体一致，实行四级制，其顺序为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制度比前朝更完备。

童生试是初级考试，分县试、府试、院试三场。县试由本县知县主持，府试由本州知府主持，通过县试、府试者称为“童生”。院试由学政主持，合格者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生员可以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明清生员分廪生（廪膳生员）、增生（增广生员）、附生（附学生员）三等。此外，被荐举到国子监的优秀生员则称为“贡生”，明代有“岁贡”、“选贡”、“恩贡”、“纳贡”四种，清代有“岁贡”、“优贡”、“拔贡”、“恩贡”、“副贡”、“例贡”六种。岁贡指地方选拔入国子监的廪生;恩贡是指在国家庆典时选拔的生员;优贡为各省学政选拔的送入国子监的本省生员;拔贡是指各省学政选拔的送入中央参加朝考合格的本省生员;副贡为乡试中副榜而被送入国子监的生员。

乡试，因为考试时间定在秋八月，所以又称为秋试或秋闱。每三年一次，考官由皇帝钦命，地点设在京城或省城，共分三场:农历八月初九第一场，八月十二第二场，八月十五第三场。三场考完正好赶上中秋，九月发榜，因此称为秋榜、桂榜。被录取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举人既有功名出身，又可取得会试资格。《儒林外史》描写的“范进中举”，既说明了科举制的误人，也表现了乡试大比对士子前程的重要性。

会试，由礼部主办，也称为“礼闱”。因为时间定在乡试第二年春三月，所以又称为春试、春闱。会试地点设在京城贡院，主考官在明朝多为翰林官或内阁大学士，在清朝则为内阁大学士或六部尚书。考试分三场，每场三天，从三月初九一直持续到三月十七。发榜正值春季杏花盛开时节，因此称为春榜、杏榜。考中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明清乡试与会试的整个考试程序比前代更为严密。考官之外，还有多种职事官，如受卷官、弥封官、誊录官、外收掌官与内收掌官等，其职能划分也极其详细。受卷官负责接收试卷、验签缴销;弥封官负责糊名、编号;誊录官负责监督誊写;外收掌官负责收藏考生原卷（墨卷）;内收掌官负责向考官递送誊写卷（朱卷）。最后由考官评阅及主考官裁定后，唱名填榜。此外，考试期间还实行“锁院制”，即军队将整个贡院戒严。而考官则必须提前进入贡院，直到放榜后才能走出，避免别人请托。

殿试是最后一级考试，在会试之后于当年四月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一般仅考策问一场，时间为一天。分三甲发榜:一甲取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叫做状元、第二名叫做榜眼、第三名叫做探花，合在一起称为三鼎甲;二甲取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第一名叫做传胪;三甲取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考中者称为甲榜，因为用黄纸书写，也称为金榜;乡试考中者称为乙榜，而乙榜、甲榜都通过的人，则称为“两榜出身”。三甲泛称进士，是最高的功名，从此正式步入仕途。

明清时期还有一种翰林院庶吉士朝考制度。参加考试者为新科进士，考试内容变化较大，清雍正元年（1723）规定考四书文一篇、论文一篇、律赋、排律诗一首，考中者称为庶吉士，第一名称为“朝元”。学制三年，优秀者留翰林院为官，次一等则充给事中、御史等，十分显贵。

清代科考与明制稍有一些差别，还有宗室科、八旗科、翻译科、制科等。宗室子弟科考五年举行一次，原本可越过乡试而直接会试，自嘉庆六年（1801）开始，则必须参加乡试，通过的人才能参加会试，但考中的人引见排班时则在新贡士之前。宗室进士待遇优厚，只任京官而不外放。八旗科考从顺治八年（1651）开始实施，因吏部上疏“八旗子弟多英才，可备循良之选”（《清史稿·选举制》）而设立。其特色在于，应考者在乡、会试前必须先试马、射，合格者方获准考试。翻译科则专为八旗子弟而设，目的在于“既以广八旗士子登进之阶，亦识不忘本业”（《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四），考试内容有满洲翻译与蒙古翻译两种，考试方式与进士科相同。

制科考试在唐宋两代都有设立，但元、明则不实施，到清代才得以恢复。包括博学鸿词、孝廉方正、保举经学、巡幸召试等，光绪年间还设有经济科，但没有形成制度。整个清代，影响最大的两次制科考试分别发生在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目均为博学鸿词。

科举制度自唐代创始以来，日臻完备，但仍有漏洞，使考官与士子有机可乘，作弊现象时有发生。但唐代对此惩处较轻，宋时则趋于严厉，明清之世惩处最重，轻则贬谪流放，重则身陷囹圄，也有处以极刑者。对作弊行为的严厉惩处，保证了科举取士的相对公平，才能延续千余年。科举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宣告了这一制度的消亡。

三、以文取士的文化论争

在历史上，围绕科举因文取士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论争，其中科举考试与文学具有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科举考试方面，其测试经义、论、策、疏、经解、律赋、律诗、八股文、试帖诗等，都与文学相关，而自唐代开始的诗赋取士制度，更是引起了一场关于考诗赋还是考经义的旷日持久的文化论争。这场文化论争，从唐代一直持续到明清，直到八股文取士的出现，才暂时得以平息。

科举制度考试诗赋，最早可追溯到唐高宗麟德间特科取士，以后在进士科发展为常例。进士科在唐初武德四年（621）刚刚设立时，与明经科相比，更加注重时务。后来随着它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又陆续增加了经、史、“老子策”、杂文（包括箴、表、铭、赋）等内容。到开耀元年（681），进士科确立了帖经、试文、试策三场考试。开元年间，又实行了一诗一赋，于是诗赋取士形成制度。唐代科考所试诗赋，在形式上要求用“齐梁体格”，重视文律与辞采。如唐末范摅《云溪友议》卷上《古制兴》条载:“文宗元年秋，诏礼部高侍郎锴复司贡籍，曰:‘……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又如高锴《先进五人诗赋奏》（《全唐文》卷七二五）云:“沈黄中《琴瑟合奏赋》，又似《文选》中《雪》《月》赋体格。”在科考中，士子因文采优美而被录取者不乏其人。如武则天垂拱元年（685），颜元孙以《九河铭》《高松赋》参加进士考试，不仅被录取，而且出现了“多士耸观”的轰动场面（《旧唐书·颜元孙传》），就是一个例子。又如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李程试《日五色赋》，以“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开篇题韵，考官将其取为“状头”。从排列顺序上看，中唐以后进士科的三场考试，诗赋为第一场，帖经、时务策则列在其后。突出了诗赋在录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不仅如此，试帖经时，如果发生“进士文名高而帖落”的情况，有时也可以用诗赎帖（《封氏闻见记》卷三），为文才秀美之士大开方便之门。

考试诗赋之风的盛行，开启了唐代围绕科试的文化论争。基本分为两派，一派以政治教化为着眼点，主张只考经义，代表人物是扬州刺史赵匡。在他的《选举议》中，赵匡对诗赋取士大加批评，认为诗赋取士没有一点益处，只能助长佻薄的风气，不能指望它“启导性灵，奖成后进”。刘秩《选举论》、杨绾《条奏选举议》、沈既济《词科论》与赵匡持相同观点。另一派则以人伦教化为出发点，赞成诗赋取士，代表人物是白居易。在他的《赋赋》中，白居易对诗赋取士大加赞美，认为它使“四始尽在，六义无遗。是谓艺文之儆策，述作之元龟。……所谓立意为先，能文为主;炳如缋素，铿若钟鼓”，极力主张诗赋取士。这种见解与当时诗赋文学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一致的。就制度层面而言，纵观整个唐代，曾有过两次诏罢诗赋的举措，一次发生在德宗建中三年（782），另一次则在文宗大和七年（833），但持续时间均不长，不久即予以恢复。由此可见诗赋流行的盛况。此外，与科考关系密切的行卷与省卷之风，对文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传奇的兴盛与行卷不无关系。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之举人，多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而文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作品，则是纳省卷的产物，如皮日休的《文薮》。在序言中，皮日休对此书的来历作了如下说明:“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东别墅，编次其文，复将贡于有司，发箧丛萃，繁如薮泽，因名其书曰《文薮》焉。”元结的《文编》也可以作为例证。

与唐代科试之重文采相比，宋代则更重义理和学识。但关于进士科考经义还是考诗赋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停歇。神宗以前，进士科还保留了唐代诗赋取士的做法，但是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改制，主张考经义而废弃诗赋。当时的科试，注重策论的倾向性已非常明显，科场排序为:第一场试论，第二场试策，而诗赋已降至第三场（司马光《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侧重点虽有倾斜，但诗赋并没有完全被废弃。到哲宗元祐年间分为诗赋与经义两科。此后，诗赋又经历了绍圣间再次废弃及南宋后再次恢复两个阶段。与宋并峙的辽国、金国，以律赋限韵为标准，到元代则“变律为古”（李调元《赋话》），以骚、汉赋体为标准。明代实施八股取士，不考诗赋。清世则在童生院试、翰林院馆选考律赋，而乡、会试则依照明朝制度，考八股文而不考律赋。

八股文取士制度，实际上是调和诗赋声律与经学义理之间矛盾的产物。八股文，也叫八比文、制艺、制义、时艺、时文等。又因为题目多出自四书，也称为四书文。所谓八股，指文章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其中每股文字两相比偶，合称八股。破题，即道破题目字意;承题，即承接破题，阐发未尽之意;起讲，即总括其意，为议论之起始;入手，即转入正文;起股、中股、后股都是正文的议论、发挥，尤其是中股最为重要;束股则收束前股之意。八股文要求模仿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以程朱注为范式而不能阐发自己的见解，更不能议论时政，因而创见很少，大多空洞无物。明清以来，痛陈八股文取士之弊的学者很多，清末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将八股取士的危害提到败家亡国的高度，是具有代表性的。迫于时局的变化和有识之士的倡导，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至1905年彻底废除。

从察举到科举的中国古代选官制，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察举制，特别是科举制，是选贤任能的重要手段，相对满足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入仕的愿望与要求。其次，考试制度的实行，对学校教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再次，北魏、元、清等朝汉化选官制的推行，有利于民族融合及国家统一。最后，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对周边国家，甚至是欧美一些国家也有积极影响。如日本、朝鲜，对唐宋诗赋取士制多有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