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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神会早期史事及其在六祖门下的地位（第2页）

二、再到曹溪，未甘滞留

神会北归，是由于在曹溪机缘不契，并非只是为了“广其闻见”。那么神会北至何处呢？他原本来自玉泉，自然会再回到神秀门下。宗密云神会先在神秀门下三年，神秀奉敕入京时（700）才南依惠能，前文已辨其误，然其中亦可能包含着真实史料，即神秀入京时神会在其门下待了三年。神会幼时追随神秀，十三四岁时南下礼拜惠能，因机缘不契，旋即北归，其时为神功元年（697）或圣历元年（698），距神秀入京正三年左右。神秀入京时神会并未依教南下，因为他到过岭南，自觉再去无益，而是依然追随神秀到达西京长安，时年十七岁。《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载久视年中，则天召秀和尚入内，道俗问和尚去后依止何处，秀和尚云：“韶州有大善知识，元是东山忍大师付嘱，佛法尽在彼处。汝等诸人如有不能自决了者，向彼决疑，必是不可思议，即知佛法宗旨。”[15]可见其时神会亲闻法语，故记忆犹新。又载：

长安三年，秀和上在京城内登云花戒坛上，有纲律师、大仪律师，于大众中借问秀和上：“承闻达摩有一领袈裟相传付嘱，今在大禅师处不？”秀和上云：“黄梅忍大师传法袈裟，今见在韶州能禅师处。”秀和上在日，指第六代传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称为第六代数。[16]

这表明长安三年（703）时神会就在长安，且长期追随秀师。

神会到京后广学多闻，知见大增，或其习五经、寻庄老当于此时。二十二岁神龙元年（705）时于长安正式受戒。其时神会游学于两京一带，但因秀师在内供养，便有请益，亦多不便。神龙二年（706）秀师圆寂，神会自觉无可依止，追思秀师令从惠能受教之语，便于景龙初年（707）再次回到曹溪。

《宋高僧传》本传记载神会见六祖时问答之语与诸书所载皆异，且其说不似一个十四岁的小沙弥所言，其实这是神会复归曹溪时与六祖的问答。

《宋高僧传》云：

及见，能问会曰：“从何所来？”答曰：“无所从来。”能曰：“汝不归去？”答曰：“一无所归。”能曰：“汝太茫茫。”答曰：“身缘在路。”能曰：“由自未到。”答曰：“今已得到，且无滞留。”[17]

神会自云无所从来，一无所归，则不来不去，同乎如来。六祖恐其坠于虚寂，故云汝太茫茫，无立足处。会曰身缘在路，意为人身无常，流行不息，修行不已，何敢止足。祖曰你没个休歇处，是由未到曹溪，若到曹溪，万缘放下，一切自在。会答蒙师指授，今已得到曹溪，虽到而不敢滞留，若有滞留，即非得到。

经过数年的磨炼，神会已成熟起来，对佛法的理解亦非儿时所能比。故一经六祖点化，便顿明心要。神会之意，仍在于无住为本，故云无来无归，身缘在路。六祖欲令其更进一步，故暗示其只知无住，还是未到曹溪，若知自性本来是佛，便可任心自在，随处立足。神会于此有省，才知自性本然是佛，性本无住，由是真得无住。六祖见其已悟，故加以印可。

神会二至曹溪，似乎并未待至六祖去世才离开。僧传云其“居曹溪数载，后遍寻名迹”，实践了其“今已得到，且无滞留”的主张。对于神会后半生的经历及贡献，前人论之已详，但神会后人及近代胡适等对神会的贡献和地位多有夸大，直认为神会是六祖嫡传弟子，甚至是《坛经》作者[18]，有违史实，不可不辨。神会后人尊之为七祖原不足怪，但其说未必出自六祖，亦未必得到南宗门下公认。关于神会为六祖嫡传的最重要的证据是所谓二十年预言。

据《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师，大师去后，衣法当付何人？”大师言：“法即付了，汝不须问。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缭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传。”[19]

此二十年预言唯见于敦煌本《坛经》，其原型则是神会自造的四十年预言。

据《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

至先天二年八月三日，忽告门徒曰：“吾当大行矣。”弟子僧法海问曰（曰字衍）和上曰：“以后有相承者否？有此衣，何故不传？”和上谓曰：“汝今莫问，以后难起极盛，我缘此袈裟，几失身命，汝欲得知时，我灭度后四十年外，竖立宗者即是。”[20]

神会自以为是六祖嫡传，但却总是含糊其辞，不敢明说。“远法师问：‘能禅师已后，有传授人不？’答：‘有。’又问：‘传授者是谁？’和上答：‘已后应自知。’”[21]然其云“能禅师是的的相传付人。已下门徒道俗近有数万余人，无有一人敢滥开禅门。纵有一人得付嘱者，至今未说”[22]，显然仍在强调代付一人的传统，明言六祖确有付嘱弟子，但又不直说是谁。而其更说“菩提达摩南宗一门，天下更无人解。若有解者，我终不说”[23]，这就是说自己独得南宗法要，为六祖之嫡传，禅门之七祖，自有为天下学道者“定其旨见”的责任。

神会既暗示自己为传法弟子，又不敢公开说明，足表六祖在世时并未指定其为相承者，若六祖早已明言，神会又何必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由此也可推知四十年预言实是神会自作，若果出自六祖，其灭度四十年外当为天宝十二载（753），而其时神会被诬聚众，贬至弋阳，如何“竖立宗旨”？若神会之言为实，六祖其非妄语！神会滑台竖立宗旨明明在六祖卒后二十年，恐遭时人讥议，故意又推后二十年，足见其心虚。神会后人曲承其旨，将四十年改为二十年，又添枝加叶，更显其伪。如云所谓“邪法缭乱，惑我宗旨”，神秀及其门下所传虽与六祖所示有别，但仍是五祖所授之正法，安得谓之“邪法”！若云“邪法缭乱”，则六祖在世时北宗已经鼎盛一时，声势极大，其时六祖何不令人鸣鼓而攻之，却待二十年后神会之孤军奋战。若六祖实有此预言，神会门下又安敢加以改易，改四十年为二十年！实由当时神会本欲借此自高身价，又不敢公然道明，其门下知其心曲，特意改成二十年悬记，又伪作“大庾岭上，以网捕之”之说，以造成六祖当时便有意以神会为继承人的假象，可惜如此一改，颇有欲盖弥彰之嫌。试问神会可信，还是其后人可信，若神会可信，则其后人作假，若其后人可信，则神会妄语，自相矛盾，皆不足取。

宗宝本《坛经》记载六祖先天二年（713）七月唤大众告别，欲归新州，“法海等闻，悉皆涕泣，唯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师云：‘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余者不得。数年山中，竟修何道！’”曹溪原本、敦煌本亦载此段，文字微有不同。似乎此乃诸本《坛经》皆载之定论，亦颇有学者以此为神会独得真传之证据。然《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云六祖“至景云二年，忽命弟子玄楷、智本，遣于新州龙山故宅，建塔一所，至先天元年九月，从曹溪归至新州”[24]，而诸本《坛经》皆云六祖于先天二年（713）七月与众告别，并赞神会得善不善等。试想既然神会先天元年（712）九月即从六祖归新州，又何来先天二年（713）七月告别之事？若云神会之说有误，六祖实于先天二年七月才归新州，那么既然神会其时有“神情不动”之异举，又如何妄称六祖先天元年九月已归新州呢？由此可知神会得善不善等之说纯属后人的编造，其说恰与神会自作六祖之传相矛盾，足见其伪。

神会云景云二年（711）造塔，先天元年九月归新州，唯《历代法宝记》从其说，而他书皆云先天元年造塔，先天二年七月告别，未知孰是。《曹溪大师别传》兼采二说，一边说“大师在日，景云二年，先于曹溪（当为新州）造龛塔”，且言“延和元年，大师归新州”，同乎神会，一边又说“后先天二年七月，廊宇犹未毕功，催令早了，吾当行矣”，又同乎《坛经》。关于造塔及归新州的时间并无作伪的必要，二说无论孰非，都是无心之误。

按说神会为六祖直传弟子，其说理当可信。然若依神会之说，则诸本《坛经》《祖堂集》《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尽成误传。若神会之说为真，那么《坛经》所载六祖先天二年七月一日及八日所示法语岂非全属乌有！敦煌本《坛经》经过神会门下改订，若神会之说可信，则何不加以订正，尽除先天二年七月告别诸段呢？且《坛经》所记乃六祖大段法语，若非造作，实不易乖误。而神会记事甚简，唯言其时，易生差错。若《坛经》所记果系造作，这种编造又有何意义呢？莫非是神会门下为证明其独得善不善等而创设的又一故事吗？若果如此，其说见于敦煌本等诸本《坛经》，必然出现很早，其作者对神会之说不会一无所知，又何必与其说相矛盾呢？

因此更有可能是神会之说有误，《坛经》所记为真。若神会之说不实，其缘由何在？是由记忆有误，还是别有他因呢？神会因崇远法师之问而有是语，以其聪明神悟，料想在这一重要事件上不会出现记忆的错误。察其所由，实因神会本人未曾亲历，只是误听传闻而已。

僧传云其“居曹溪数载，后遍寻名迹”，表明他未必留至六祖去世。也许他就在景云元年（710）时离开曹溪，游历名山，以广见闻，是以对其后之事知之不多，故而其言建塔之时与他书不同。他此次出游，大概只在南方一带（北方早时已经游历），待闻六祖去世，便赶回奔丧，于记六祖灭度归葬时日之时，痛断肝肠，心中恍惚，故不遑多问，其间偶闻旁人误传景云二年（711）玄楷、智本建塔及先天元年九月六祖归新州之事，未加细思便记下来，致有此误。神会二至曹溪究竟待了几年难下定论，然据其语录，他曾在与远法师辩论时举普寂同学西京清禅寺广济于景龙三年（709）十一月至曹溪偷传法袈裟之事[25]，其描述颇为生动具体，当是神会亲历。神会曾为北宗弟子，又在西京受戒，可能与广济当年已经认识，其述此事时广济及在场的惠远、玄悟等大概都尚在世，若非实有其事，神会又安敢指名道姓地加以指责。由此亦可知神会当时尚在曹溪。神会既然误记景云二年（711）六祖令弟子造塔事，可见其时他已离开曹溪，不得其情。因而最有可能的是景云元年（710）神会离开曹溪。

神会二离曹溪，一方面又是受命于六祖。《坛经》载六祖晚年教示十弟子，授以三科法门、三十六对，教其说法不失本宗，莫离自性，并言“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神会列名十弟子中。十弟子中，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等在敦煌本教示机缘部分等处可见，在曹溪原本中又有智通、志通、志彻参问事迹，只有法珍、法如唯见此处，因此学者于此每有误解，以为此十弟子是六祖当时认可的十大弟子，如五祖所言十大弟子一样。究其实际，《坛经》编入弟子参问，意在显师之教法，非为示弟子之高明，不能说有谁的名字谁就重要。从思想境界及后来贡献来看，十弟子中大多数在六祖门下只能算是二流角色。六祖深知诸人根底，故仅许之为一方师，且授以较为简单易记而又是重要常识的三科法门、三十六对，令其不失本宗。三科法门本为佛教常识，然六祖贯之以自性起用，就与寻常所说有所不同了。三十六对则属六祖的创造，包容了外境无情、法相语言、自性起用一切诸法，可以之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三科法门为修道者自修自悟之用，三十六对则为对人说法之用，知此二者，就可自利利他、分化一方了。

神会显然是亲闻德音且奉行不改的。时六祖教之：“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据《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真法师问：‘云何是常义？’答：‘无常是常义。’”[26]“庐山法师问：‘何者是中道义？’答曰：‘边义即是。’”[27]“齐寺主问曰：‘云何是大乘？’答曰：‘小乘是。’”[28]由此三例，可知神会确实得闻三科法门、三十六对之法，其时可能就在景云元年（710）。神会闻教之后，就依命辞别六祖，分化一方，并未滞留至六祖卒时，实践了他不滞留的主张。

三、妄称七祖，谬言八代

六祖本人确立了神会在其门下的地位，即为有资格分化一方的得法弟子之一。神会在六祖门下年纪最轻，从学时短，故资历最浅，通过不懈的努力、艰苦的磨炼，终于赢得了传法弟子的资格，得以与法海等大弟子并列，实非容易，但神会及其后人对此似乎尚不满意，非要做六祖的嫡传弟子、禅宗七祖。六祖门下人才济济，龙象辈出，群星灿烂，难分轩轾，是以六祖赞之“汝等信根淳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并依达摩遗命，不付其衣，可见所付嘱者，原非一人，嗣其法者，四十三士。法海等人谨遵师命，共传大法，不争祖位，唯神会一门，纷争不已，竟借助朝廷之力而立七祖之号。神秀不争六祖之位，神会既讥其门下妄称六代，又缘何觍然以七祖自居！

神会门下妄推其为七祖，见诸史传，不容抹杀。时在京洛一带，神会便被视为六祖嫡传，原由其地只知神会，不知尚有玄觉、怀让等。《别传》乃杂凑曹溪令韬、荷泽神会两系传说而成，非是取自一家，其中神会夜受付嘱前文已辨其伪。王维直称“弟子曰神会……谓余知道，以颂见托”，是说六祖弟子神会托己为六祖作碑铭，并无以神会为六祖嫡传弟子之意。学者受欺于神会及其后人，只知道普寂妄称七代，不解神会窃名七祖，何厚此而薄彼！

神会不仅不是六祖指定的嫡传弟子，而且其一生功过相当，对南宗来说，未必是真正的大功臣，更遑论建立者云云。神会过失之一，在其搅乱了六祖的历史。神会至六祖晚年才再至曹溪，前后两次居留时间亦不过数载，故其对六祖身世及法要知之不多，多据传闻而漫云，使后世莫衷一是。如六祖至黄梅时间，法海《略序》云是龙朔元年（661）二十四岁，此说本来无误，神会却含糊不明，兼述两三种传闻，造成多种歧见。王维受神会之托为六祖作碑铭，遇事多以某某带过，虽或碑铭之惯例，亦因神会之不明，其中唯一的确定时间，是说六祖隐居“积十六载”。六祖仪凤元年（676）遇印宗而剃度之事未有异说，既隐居十六载，则其至黄梅时必为龙朔元年（661）二十四岁。显见十六载是神会听到的一个传说，而他本人对此则不敢确定，又称六祖二十二岁至黄梅，可见是依据他听到的又一传闻。二十二岁说与十六载说并不兼容，《历代法宝记》为维护二十二岁说，改称六祖“十七年在俗”[29]，十七年后才行剃度。宗密却不明就里，一方面坚持二十二岁说，一方面又说“得来十六年，竟未开法”（《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自相矛盾。

王维在《六祖能禅师碑铭》中还指出：“临终（或作临行），遂密授以祖师袈裟，而谓之曰：‘物忌独贤，人恶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临终”与“吾且死矣”联系起来，很容易使人产生临终付法的错觉。对此笔者在硕士论文（徐文明：《六祖惠能的生平和思想》，法藏文库硕士、博士论文集第二卷，佛光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中已然详加辨析，释“临终”为“临行”，意即临于五祖传法六祖一事之终，近六祖辞别五祖之行，且言“吾且死矣”乃五祖之感叹，非实将死，窃谓如此解释，方合王维之原意。试想王维果以为临终付法，则二十二岁说与十六载说如何相应！二十二岁说与十六载说虽有参差，亦是稍有不同，若不细算，尚可马虎过关。而此二说与临终付法则有如冰炭，六祖二十二岁（659）距五祖灭度尚有十几年，如何融通？若谓五祖灭度后六祖又隐遁了十六载，则其弘法之时不过二十五年，与“往来四十年”说如何相应！料想神会尚不会糊涂到把完全不可能兼容的传说硬凑到一块的程度。

还有一种可能，即神会本人坚持的二十二岁说与十六载说并不矛盾，只是将六祖遇印宗法师的时间定为上元元年（674），比通常的仪凤元年（676）提前了两年。如此则六祖显庆四年（659）至黄梅，其后隐居十六载，至上元元年（674）遇印宗法师而剃度，并于其年开法，至其灭度时（713）正为四十年，与“往来四十年”说相应。神会谓五祖上元（元）年二月十一日灭度，又据《宋高僧传》惠能本传，“上元中，正演畅宗风，惨然不悦，大众问曰：‘胡无情绪耶？’曰：‘迁流不息，生灭无常，吾师今归寂矣。’”[30]僧传云六祖于上元元年（674）五祖灭度时已然开法，此说显然来自神会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