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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气词使用概况（第2页）

上面三例前后语境、句式完全相同，但是或前面用“也”后面用“矣”，或前面用“矣”后面用“也”。实则根据句子的动静之分，应该都用“也”，也就是说上面三例“矣”的功能如同“也”。

“也”可以用如“矣”，而“矣”有时也可以用如“也”，这是否表明两者的界限消失，因而可以混用了呢？显然不是。“也”用法扩展，从静态确认、判断逐渐可以表动态陈述，侵入“矣”的地盘，而偶尔出现的“矣”用如“也”，并不是因为“矣”的语法功能扩展了，恰恰相反，只是因为“也”侵入“矣”使用的领域，造成“也”与“矣”的界限有点模糊，从而使“矣”偶尔也可以用如“也”。

（三）耳

这一时期“耳”的使用数量较上一时期有所增加，且主要仍表限制语气。如：

（19）但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抱朴子·论仙》）

（20）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21）我于今日所现之事，唯令太子及忧陀夷二人见耳。（刘宋·求那跋陀罗《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

不过同时出现了一些表强调、肯定语气的“耳”。如：

（22）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世说新语·品藻》）

此例前一“耳”表限制，后一“耳”表强调。又如：

（23）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

（24）从钵卢勒国向乌场国，铁锁为桥，县虚为渡，下不见底，旁无挽捉，倏忽之间，投躯万仞；是以行者望风谢路耳！（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五）

（25）帝曰：“百姓思雨，宁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一）

（26）乳母求救东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侧，有谓曰：“汝痴耳！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世说新语·规箴》）

“耳”使用数量增加了，且不表限制而表强调语气的越来越多，而同期的“而已”仍只表限制语气，这说明“耳”虽然源于“而已”的合音，但是后来的发展道路并不完全相同[16]。这似乎是文字影响语言的结果，即“耳”随着字形与“而已”出现差异，在用法上也慢慢与“而已”有所不同了。

（四）焉

语气词“焉”源于指代词，在上古时期，“焉”往往兼有语气词和指代词的功能，纯语气词的用例较少。而到了这一时期，纯语气词比例有了明显提高，语义更加空灵。“焉”的这一变化正是它语气功能进一步加强、指代性进一步减弱的结果，虽然在具体语句中“焉”的指代性可能强弱不一。

兼词如：

（27）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脚之草，亦悉备焉。（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一）

（28）元康六年，广汉还益州，更割雍州之武都、阴平、荆州之新城、上庸、魏兴以属焉。（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一）

（29）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人及非人，各与眷属来诣佛所，稽首毕而立侍焉。（姚秦·竺佛念《菩萨璎珞经》卷一）

纯语气词如：

（30）乃散苇于上，冰草相结，如浮桥焉。（《魏书·帝纪第一》）

（31）故穷富极贵，不足以诱之焉。（《抱朴子·畅玄》）

（五）尔

“尔”这一时期使用逐渐减少，同时出现了一些表肯定、强调语气的用例。如：

（32）优婆夷言：“莫复余求，我明日当送。”答言：“可尔。”（元魏·慧觉《贤愚经》卷四）

（33）龟曰：“子明，无多辞，祸将及尔。”（《殷芸小说·吴蜀人》）

（34）欲食，辄投水中，即成醋尔。（《齐民要术》卷八）

上三例都表肯定、强调语气。从“提示”到“肯定、强调”，这是“尔”语气义的进一步发展，两者也有着明显的联系：提醒言语的受众注意某一事实，那么对这一事实往往带有一种肯定、强调的意味。

（六）几个疑问语气词

这一时期的疑问语气词有较大变化，主要特点为：“乎”的使用逐渐减少，与之同时，“耶”的使用逐渐增多，不但超过了“邪”，比“乎”的使用也更为普遍。不过不同类型文献中各疑问语气词的分布并不平衡，总的来说，文言色彩越浓的文献越倾向于使用“乎”，口语色彩越浓的则越倾向于使用“耶”。这表明“乎”作为一个文言色彩浓厚的语气词，在中古呈现出萎缩之势，特别在是非问句中“乎”数量明显减少，而感叹、反诘句所占比例反而呈上升趋势。

龙国富指出，姚秦译经中“乎”主要作疑问语气词，且多使用在反诘句和特指问句中，因而认为“乎”的结构功能归于集中[17]。这与我们的观点略有差异，我们认为这不是“乎”功能归于集中的结果，而是“乎”作为疑问语气词使用减少的结果。在是非问句中，疑问语气词的疑问功能最为明显，“乎”的萎缩正体现为在是非问句中使用频率的降低。

“乎”的各类用例，如：

（35）昔人未见麟，问尝见者：“麟何类乎？”（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一）——特指问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