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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刘师培的学术史研究实绩（第1页）

第二节刘师培的学术史研究实绩

从1903年到1907年，除中西交汇之学外，刘师培具时代关怀意味的“预流”学问主要是中国学术史研究。实则二者密不可分，刘氏常运用西学以评估中国古典学术得失，前文已涉及于此。这里将学术史作为论题单列出来，是从独立视角考察它，其中也会再度涉及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但因已转换主题，故别有意味，非简单重复。

刘师培的学术史著作涉猎甚广，从先秦迄于清代，皆有所述，但最重要的是其对清代学术的讨论。这一讨论特色鲜明，值得单列出来，故本节所论不及于清代。

一、学术史通论

从1903年一登上学术舞台，刘师培便有与学术史相关的论著发表，直到1907年始终未辍。有学者鉴于其学术史研究著作大都以刘光汉之名揭载于《国粹学报》，遂据“刘光汉”与《国粹学报》两因素，将他这方面工作分为三期：第一期，1903年至1904年，为前《国粹学报》之光汉时期，该时期尚无学术史研究的专著，除单篇文章外，在宣扬政治思想的专著中，颇多对学术史的见解；第二期，1905年至1906年，为《国粹学报》之光汉时期，他有关学术史研究的专著都在《国粹学报》上连载，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第三期，1907年，为《国粹学报》之师培时期，学术史研究论著突然减少，没有专著，仅有论文，文章的署名改为刘师培。“从此往后，他对学术史的研究基本终结。”[1]这一分期，大体适当，不过1908年以后他仍有涉及学术史问题的零星议论，只是未形成系统的文字。

刘师培直涉学术史或与学术史相关的论著（如某些政论中有学术史内容）颇多，若以年系之，则有下列：1903年，《中国民约精义》；1904年，《攘书》、《泰州学派开创家王心斋先生学术》、《新史篇》、《中国思想大家陆子静先生学说》、《西汉大儒董仲舒先生学术》、《近儒学案序》、《习斋学案序》、《幽蓟颜门学案序》、《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1905年，《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论文杂记》、《古学出于史官论》、《文章原始》、《南北学派不同论》、《古政原始论》、《东原学案序》、《汉宋学术异同论》、《古学起原论》、《扬州前哲画像记》、《孙兰传》、《两汉学术发微论》、《王艮传》、《全祖望传》、《颜李二先生传》；1906年，《戴震传》、《王门巨子泰州学派大家王心斋先生传》、《古学出于官守论》、《戴望传》、《刘永澄传》、《中国哲学起原考》、《朱泽沄传》、《补古学出于史官论》、《汪绂传》、《徐石麒传》、《汉代古文学辨诬》、《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7年，《王学释疑》、《近儒学术统系论》、《儒学法学分歧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崔述传》、《蔡廷治传》；等等。这些论著如按内容分类，大体可分为通论、论先秦学术、论两汉学术及汉宋学术流变、论清代学术四类，当然其中也包含这四类论题之外的内容，但以这四类最为集中，是为重点。

通论性的著作主要有《国学发微》、《南北学派不同论》、《经学教科书》、《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等。

《国学发微》是刘师培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后的仿效之作，如其自序所言：

近儒会稽章氏作《文史通义》内外篇，集二刘之长，以萃汇诸家之学术，郑樵以还，一人而已。予少读章氏书，思有赓续，惟斯事体大，著述未遑，近撰一书，颜曰《国学发微》。意有所触，援笔立书，然陈言务去，力守韩氏之言，此则区区之一得也。[2]

全书起上古迄明代，对中国学术沿革大势作了宏观评述，实为一简明中国学术史，而且做到了“陈言务去”和实事求是，并颇有真知灼见，如认为“六艺之学实始于唐虞”，非“仅创始于周公”；孔子集六艺之大成，孔门六艺为孔子所编之教科书；孔子虽为儒家，“然九流术数诸学，孔子亦兼通之”；古学术操于师儒之手，孔子兼师儒之长，“盖述而不作者，为儒之业；自成一书者，为师之业。曾子、子思、孟子皆自成一家言者也，是为宋学之祖；子夏、荀卿皆传六艺之学者也，是为汉学之祖”；西汉经学分为齐学、鲁学，非分为今古文；今古文之争“以东汉为最著”，但“东汉经师大抵实事求是，不立门户”；“唐代之初为五经撰《正义》，又为注疏统一之始。……《正义》之学，乃专守一家举一废百之学也”；“明人经学之弊，在于辑五经四书大全颁为功令，所奉者宋儒一家之学，故古谊沦亡”。[3]除这些灼见外，该书还时有将中学与西学相比附之言，力图证明中西学有相合之处。

《南北学派不同论》是系统阐明因地理环境不同而学术发展有异的著作，除“总论”外，分“南北诸子学不同论”、“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五个子目。前文已言，刘师培在解释中国历史现象时受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影响较深，《南北学派不同论》便是表明这种影响的代表性论著，如认为儒墨近山国，道家近泽国；北儒崇实际，南儒尚浮夸，皆是因地理环境之差异所造成。并认为从总体上看：

就近代之学术观之，则北逊于南；而就古代之学术观之，则南逊于北，盖北方之地乃学术发源之区也。[4]

《经学教科书》分为两册，第一册以主要篇幅谈六经演变与传授之历史，由古代迄于近儒，实为一简明经学史。关于六经之界定，刘师培在书中认为有“古代之六经”（周以前）和“孔子定六经”之别，孔子所编定之六经，

或为讲义，或为课本。《易经》者，哲理之讲义也；《诗经》者，唱歌之课本也；《书经》者，国文之课本也（兼政治学）；《春秋》者，本国近世史之课本也；《礼经》者，修身之课本也；《乐经》者，唱歌课本以及体操之模范也。[5]

此种评价，无疑把神圣不可侵犯的六经从神位上拉了下来，体现出近代学者所具之学术平等意识。关于经学的发展历程，他认为“大抵两汉为一派，三国至隋唐为一派，宋元明为一派，近儒别为一派”[6]。实则这四“派”等于是四个发展阶段。具体而言：

大抵两汉之时，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多属齐学，古文多属鲁学。今文家言多以经术饰吏治，又详于礼制，喜言灾异五行；古文家言详于训诂，穷声音文字之原。各有偏长，不可诬也。六朝以降，说经之书分北学、南学二派，北儒学崇实际，喜以汉儒之训说经，或直质寡文；南儒学尚浮夸，多以魏晋之注说经，故新义日出。及唐人作义疏，黜北学而崇南学，故汉训多亡。宋、明说经之书，喜言空理，不遵古训，或以史事说经，或以义理说经，虽武断穿凿，亦多自得之言。近儒说经，崇尚汉学，吴中学派掇拾故籍，诂训昭明；徽州学派详于名物典章，复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常州学派宣究微言大义，或推经致用。故说经之书，至今日而可称大备矣。[7]

这一论述简明扼要，清晰地勾画出了中国经学的发展脉络，比之约略同时问世的皮锡瑞《经学历史》更为简略畅达。不过由于所述面面俱到，深入阐发之处较少，或因系教科书性质所致。

《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非专门论述学术史之作，但与之关联甚多。这是一篇未完之文，系统考察了自春秋至唐学风之变，认为总体走向是每况愈下，并把学风与政治、风俗联系起来，实为借学风阐政论之文。

总的来说，刘师培通论性的学术史著作当以《国学发微》最有价值，因其非应时之作，所以立论平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体现了实事求是之风。其他几篇则各有缺陷，或机械运用西方学说，或乏深入论述，未臻完善之境。

二、论先秦学术

刘师培论述先秦学术的著作主要有《周末学术史序》、《古学出于史官论》、《古学起原论》、《古学出于官守论》、《中国哲学起原考》、《补古学出于史官论》等。这些著作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论述古代学术起源的著作，所论内容在时间上大抵处于先秦时期（个别论题延伸至秦之后，但无关宏旨），故于此论之；另一类为论述包括儒学在内的先秦诸子学的著作，以《周末学术史序》为代表。实则二者多有重合，古学起源不少谈的是诸子学的起源，只是出于论述上的方便，才分而论之。

关于古学起源，刘师培以具有内在关联的四篇文章《古学起原论》、《古学出于史官论》、《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古学出于官守论》阐之甚详。

在《古学起原论》中，他指出，古学出于宗教并基于实验。出于宗教是因为：

民之初生，不明万物运行之理，又有喜疑之天性，见夫人死为鬼，疑鬼有所归，迷信灵魂不死之说，而人鬼之祀兴。及有威德著于一方者，则祀为一境之神，而地祇之祀兴。又推其先祖所自出，以为人本乎祖，万物本乎天，而天神之祀兴。故中国之宗教，不外天神、人鬼、地祇而已，而人鬼为一切宗教所由生。

而一二雄鸷之君，利用人民之迷信，遂日以神鬼愚其民，使君权几与神权并重，由是以人君为教主，以人臣为司教之官，凡一切学术、政治悉无不与宗教相关矣。[8]

不仅“古代之学派”如阴阳、术数、方技“悉与宗教相关”，“实用之学亦出于宗教之中”，如天文之学、兵家之学等皆如此。[9]古学基于实验则因“上古之时，用即所学，学即所用，舍实验而外固无所谓致知之学也”。不过，“唐虞以降，学术由实而趋虚，穷理之学遂与实验之学并崇，此学术进化之次第也”[10]。

在《古学出于史官论》中，他发挥了古学源于宗教之精义，进而阐明古学掌于史官之理。既然“人鬼为一切宗教所由生”（《古学起原论》之言），所以，

古代所信神权，多属人鬼。尊人鬼，故崇先例；崇先例，故奉法仪。载之文字谓之法、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是则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11]

具体说来，在周代，六艺之学、九流之学、术数方技之学皆出于史。这已论及诸子学之源。如关于九流之学，他说：

《汉书·艺文志》叙列九流，谓道家出于史官。吾谓九流学术皆原于史，匪仅道德一家。儒家出于司徒，然周史《六弢》以及周制周法皆入儒家，则儒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然羲和苗裔，为司马氏作史于周，则阴阳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然考之《周官》之制，太史掌祭祀，小史辨昭穆，有事于庙，非史即巫，则墨家出于史官。纵横家出于行人，然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亦太史之职，则纵横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然德刑礼义，史之所记，则法名两家，亦出于史官。杂家出于议官，而孔甲、盘盂亦与其列；农家出于农稷之官，而安国书册参列其中；小说家出于稗官，而虞初周说杂伺其间，则杂家、农家、小说家，亦莫不出于史官，岂仅道家云乎哉！[12]

在这里，他把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本于刘歆《七略》）扩大为诸子出于史官，虽显偏激，但言之成理，不无独到之处。

在《补古学出于史官论》中，他又进一步阐释诸子学兴起之由，认为：

古代之时，学术掌于史官，亦不能历久无弊，试即其最著者言之：一曰上级有学而下级无学也，……二曰有官学而无私学也。……有此二弊，此西周学术所以无进步也。

这种局面在周末被打破，

周末之时，诸子之学各成一家言。由今观之，殆皆由于周初学术之反动力耳。一曰反抗下民无学也，……二曰反抗私门无学也。……盖言论思想之自由，至战国而极，此不独九流各成其学也，即学术相同者亦多源远流分，如儒分为八、墨流为三是也。[13]

至于《古学出于官守论》一文，虽为补章学诚周代学术掌于官守之说之未备而作，但其旨亦与《古学起原论》、《古学出于史官论》、《补古学出于史官论》类似，可谓一脉相承，这从其《序》中所言即可看出：

吾观上古之时，政治、学术、宗教合于一途，其法咸备于明堂。明堂者，合太庙太学为一地者也，凡教民、宗祀、朝觐、耕籍、举贤、飨射、献俘、议政、望氛、治历、告朔、行政之典皆行于其中，而有周一代之学术即由此而生。儒家之学即教民之遗法也，墨家之学即宗祀之旧典也，名家之学即举贤之遗制也，法家之学亦行政之大纲也，推之纵横家之学出于朝觐，阴阳家之学出于治历、望氛，农家之学出于耕籍，杂家之学出于议政，兵家之学出于习射、献俘，即道家之学亦从此起源。厥后明堂各典掌以专官，及官失其传，私家著作乃各执一术以自鸣，惜章氏未见及此耳。[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