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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刘师培的中国学术史研究（第1页）

第三章刘师培的中国学术史研究

第一节清末民初的学术史勃兴

一、学术史勃兴的表现

“学术”之于中国，有数千年历史，但“学术史”之出现，则晚至清初。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梁启超指出：

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1]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首创了“学案体”，按照学派详细分析并准确概括了特定时期儒学发展的历史，是以“人”为主而叙述学术发展历程的第一部著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确为不易之论。[2]《明儒学案》之外，黄宗羲还始撰《宋元学案》，未成而卒，由其子黄百家和全祖望两次补续而成。自兹而后，陆续有人撰著不同样式的学术史著作，如钱大昕通过撰写清代学界人物传记的方式记述学术历史；江藩利用钱氏的材料，著成《国朝汉学师承记》，他还撰有《国朝宋学渊源记》；唐鉴亦著有《国朝学案小识》，等等。大抵皆为叙述清代学术之作，且数量不多，质量也有限，尤其江藩、唐鉴之著因主观成见深，立论偏颇，遭时人与后人訾议。

黄宗羲之后，学术史的真正勃兴是在清末民初。这一勃兴与当时经史地位转换、史学相对凸显的学术趋势及所体现出的新史学运动分不开。从时间上说，新史学运动发轫于1900年章太炎在手校本《訄书·哀清史第五十九》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首次提出要编撰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3]同样，学术史勃兴亦起自章太炎。侯外庐认为：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虽以近代早期的学术史概论出现，而内容上则远不及太炎的见识。[4]

在1899年辑订的《訄书》初刻本中，章太炎便在《尊荀》、《儒墨》、《儒道》、《儒法》等篇名下对先秦思想史予以梳理。1902年删革修订《訄书》时，更是增加了不少论述历代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容，且在见解上与前有异，从批评孔子与孔学起，指斥历代学术之弊端，相应也表彰一批他眼中的进步思想家与学者。这样的研究显与当时的史学革命相呼应，成为新史学运动的一大助力。此后他又陆续有与学术史相关的论著问世，如1910年编定的《国故论衡》、1915年编定的《检论》（《訄书》修订后改此名）以及《诸子学略说》等大量文章。

紧随章太炎之后撰著学术史著作的是刘师培。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章太炎因“苏报案”而入狱，基本停止了学术活动，而刘师培恰恰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学术界，发表《近儒学案序》、《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派不同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古学起源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国哲学起原考》等一系列学术史论著，成为当时在学术史领域发表论著最多和影响最大的学者。

刘师培之后，学术史领域成就最大且广为人知的学者为梁启超。梁启超虽早于1902年便开始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古代学术史作了全景式鸟瞰，但既非专门研究，于体例也无所发明。他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著作当为进入民国后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前者撰于1920年，后者在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际完成。这两部著作承清末学术史研究之遗绪而来，同样为此一时期学术史勃兴潮流下之巨制。

章、刘、梁之外，王国维、罗振玉、夏曾佑、廖平等学术大家也都有学术史方面的论述，对清代学术所论尤多，如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等文章便颇多精辟之论，足为后世楷模；夏曾佑的新史学代表作《中国历史》以相当的篇幅谈学术思想的变迁，显示出学术史与新史学思潮的内在关联。

上述学术大师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国粹派学者普遍重视探讨中国学术史，《国粹学报》上屡有他们这方面的著述，如邓实的《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明末四先生学说》，田北湖的《论文章源流》，陆绍明的《论史学之变迁》、《论史学分二十家为诸子之流派》，黄节的《元魏至元之学者传》、《岭学源流》，等等。总之，种种事实说明，学术史的研究在清末民初已成显学，甚至可以说是在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首次成为显学。[5]

既然学术史在清末民初勃兴并成为显学已为事实，那么值得深思的便是：何以学术史在此时勃兴？什么因素使得学术史成为显学？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还得从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和学术发展大势或曰发展逻辑中找答案。

二、学术史勃兴之缘由（1）：兴学以救国

前已述及，清末的中国，对于有识之士来说，救亡已成为时代主题，学者们在引述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之说以立论时，较普遍地认为救亡必先救学，建国必先建学。这样的认识，与当时学术史得以勃兴息息相关。

学术与国家的关系向为读书人所关注，但从未像清末之时提升到那样的高度。国粹派认为，土地、人种构成一国的“质干”，“其学术则其神经也”，[6]故学术为立国之本。

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7]

这样的议论，是以文化承担为职志、以学问为依归的读书人对空前的民族危机的自然反应，也是其继承往圣先贤之道而形成的终极关怀之体现，尽管这里有受斯宾塞理论影响的成分在内。[8]直到进入民国后的1919年，王国维仍言：“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9]王国维此时这样说，固然与其政治立场相关，但从根本上来讲，却是表达了视学术为国之生命和己之生命的读书人的共同心声。既然学术关乎国家存亡，那么兴学以救国就成了当务之急，由此，“学术救国”之主张顺理成章地走上历史前台。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呼吁：

驱夷之论，既为天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10]

他是欲借西学以救国。民国二年（1913年）吴稚晖的日记中也有这么一段记载：

近日余与孑民、石曾、精卫等聚谈，皆确然深信：唯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11]

余人之类似议论还有许多，足见这是读书人较共同的看法。

兴学以救国，必然涉及对中国学术的估价问题，由此方能确定兴学之途径。严复力主通西学以救国，很大程度上是因看到中国学问本身有致命缺陷：

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12]

这样的学问，

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13]

即无益于救国。反观西方，

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14]

故非引进西学不可。同样，国粹派也认为，中国文化的衰敝，关键就在于学鲜实用，学术湮没，其中汉、宋学之无实无用，是其祸本，不仅无补于国事，且毒化了国学，不足称之为“学”。所以，“近三百年之天下，谓之适于无学之世可也”。[15]不过，在兴学以救国的途径上，他们却选择与严复不同的路，倡导回归先秦未受“君学”浸染前纯正而健全的“国学”，即借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进行“古学复兴”。[16]他们心目中的“国学”是指包括儒学在内的先秦诸子学。既然欧洲借复兴古希腊文化开近代文明之先河，国粹派也希望通过复兴先秦诸子学而重新振兴中国文化，以此来团结和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拯救国家的危亡。

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兴学，梳理中国固有学术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仅靠从感性上简单地否定传统学问是于事无补的。于是，章太炎从评述诸子入手，系统清理中国学术发展历程；刘师培借西学之长，重估中国古典学术得失。他们如此做，既合乎国粹派与严复等人的兴学主张，使学术救国具体化；又能在学理上予中国学术以客观冷静的估价，避免泛泛而论和感情用事的弊端，从而为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由此，学术史渐成显学，其余风流波，至于民国而不衰。

三、学术史勃兴之缘由（2）：内在因素

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到清末民初，确也面临着如何继续走下去的问题，或者说已到了一个转折点。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学术发展逻辑使然，另一方面在于外力冲击——西学大举进入而引发人们对中国学术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