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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刘师培的中国学术史研究（第2页）

清代学术以考证学为正宗，曾繁荣一时，但到了清末章太炎等人登上学术舞台之时，这种学问已渐走向穷途末路，所谓盛极必衰，必得开出新局方可，正像有学者所言：

考证学到了章氏，经学史学的考证，已考无可考；所以由经学史学考证走到了诸子的考证，由诸子的考证走到研究诸子的学说思想。[17]

梁启超也说：

光绪初年，一口气喘过来了，各种学问，都渐有向荣气象。清朝正统学派——即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18]

从这些论述来看，显然新的学术潮流已继考证学而起，学术在转型之中。在这种情形下，人们自然要反思清代学术走过的路，进而上溯构成清学核心内容的汉宋学之源，以获取更新学术的经验教训。或如有学者所言：

晚清那代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19]

另外，诸子学的兴起也推动了学术史的勃兴，因章太炎是自诸子学的探讨向下延伸而梳理整个学术史的，刘师培也在《周末学术史序》等著作中借辨析诸子而逐步及于后世学术，所以诸子学是学术史的入手处，有开启之效用。当然，清学与章、刘这辈学者关系更近，或可说是息息相关，故大家论述最多的还是清代学术。

对清末学者来说，比起考据学的衰落，西学的冲击对他们刺激更大，影响也更深远。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固有学问的知识体系和学说体系，它以客观的科学精神和严密的科学方法震撼着中国学者，两相对照之下，更加显示出中国学术的根本缺陷，值得人们反思。起初，人们很想按中学模式规定或裁剪西学，有人曾根据中国传统，分西学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渐渐地人们发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这种处理方式行不通，要想通过吸纳西学促进中国学术进步，需从其源头即学术之为何物思考起。

“学术”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一般泛指学问、道术（据《辞源》），但“学”与“术”有所不同。《说文》释“学”曰“觉悟也”，释“术”曰“邑中道也”；“觉悟也”更多的是在“发蒙”或“学习”的意义上释“学”，故言“古教、学原为一字，后分为二”，“邑中道也”讲的是“路径”或“手段”。前者渐渐引申为学说、学问，后者渐渐引申为技能、技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引申为技术”），而且有了形上、形下之分。形上之“学”备受士人重视，甚至皓首以穷之；形下之“术”则被看做雕虫小技，向遭冷遇。这种状况持续千年以上，直到西学进入中国。对西学，人们先以形下之“术”来格义，认为“西艺”（工艺技术）能包孕西学的全部内容。到清末，随着认识的深化，已知道西学亦有其根本，遂以中国之“学术”来格义它，如严复所说：“学者，即物而穷理……术者，设事而知方”；[20]刘师培也说：“学指理言，术指用言”[21]，“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22]。学与术不可分，共同构成科学系统，促进西方的进步。反观中国，学与术分离，言学不言术（日常所说“学术”仅指“学”），特别自南宋以后，越来越走向无用无实之途，“盖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侈陈礼乐，广说性理”；“所托愈高，去实滋远”。[23]以此，学术无由进步，国家亦无法振兴。以西学为坐标对中国学术的这种反思与批判，必然使得一些有识之士会对中国学术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力求从其发展脉络中找寻失误之原。尤其欲复兴古学的国粹派学者，认为他们心目中的“国学”（先秦诸子学）与西学是相合的，刘师培便说，“周末诸子之书，有学有术”[24]，不若后世之有学无术。那么，秦汉以降，“国学”何以变成“君学”并渐渐失去生命力，不复当年“有学有术”之光辉，便是值得考究的问题。由是，学术史理所当然地走上学术前台。

还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已有西方人总结自身学术发展历程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如在《游学译编》上便刊有《十九世纪学术史》，刘师培也征引过西人《学术沿革史》。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类著作对当时中国学者研究本国学术史之风起了多大影响作用，但既然其已传入国内，刘师培等人又已读到过，想必是会起些间接影响作用的。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4页。

[2]有学者认为“自《论六家要旨》以后，中国古代被称为‘学术史’的著作大抵有两类，一是目录，二是学案”。（葛兆光：《思想史与学术史》，见《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中国古代目录学家虽也讲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目录毕竟以对书的分类登录为主，缺乏对学术源流与脉络的精细分析，而且见物不见人，所以较完善的学术史似应从学案创立算起。另外，梁启超也提及“旧史中之儒林传、艺文志，颇言各时代学术渊源流别，实学术史之雏形。然在正史中仅为极微弱之附庸而已”。（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436页。）真正的学术史应自《明儒学案》开始。

[3]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见《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第45页；朱维铮认为《訄书》手校本应始订于1902年，至少不会早于1901年，否定1900年的说法。见朱维铮为《章太炎全集》（三）所写之《前言》。

[4]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181页。

[5]黄宗羲撰《明儒学案》时势单力孤，还不足以形成引导学界之潮流，故学术史称不上当时的显学。

[6]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学术独立》，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24期。

[7]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载《国粹学报》，第7期，1905-8-20。

[8]“此种见解的理论依据，是国粹派受斯宾塞的理论影响而形成的‘文化有机’论。”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11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9]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见《王国维文集》第1卷，98页。

[10]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集》，第1册，第49、50页。

[11]《吴敬恒选集（序跋游记杂文）》，221页，台北，文星书店，1967。

[12]严复：《原强修订稿》，见《严复集》第1册，29页。

[13]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集》第1册，44页。

[14]严复：《原强修订稿》，见《严复集》第1册，23页。

[15]邓实：《国学保存论》，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3期。

[16]中国人最早介绍欧洲文艺复兴的著作，即冠之以“古学复兴”的标题。

[17]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56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1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22页。

[19]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0]严复：《政治讲义》，见《严复集》，第5册，1248页。

[21]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左盦外集》卷8，见《遗书》，1478页。

[22]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480页。

[23]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集》，第1册，43、44页。

[24]刘师培：《国学发微》，见《遗书》，4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