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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刘师培的学术史研究实绩（第2页）

总之，在刘师培看来，中国古代学术源于宗教并基于实验，至周代则掌于官守，尤掌于史官。

上述四文，除《古学出于官守论》外，率皆征引西学以为助，涉及进化论、自由学说、中国文化西来说等，但仅用其作为佐证而已，并未给予过多阐发，核心仍在以固有观念梳理古学源流。而在《中国哲学起原考》中，刘师培则是将西学作为参照系，考析中国哲学宇宙论的起源问题，从“元”至“玄”至“一”，认为：

古人之言哲学也，与欧儒一元论之说相同，此固不易之确论也。古代哲学既咸持一元论，厥后则由一元论之说易为二元论。[15]

实际上该文既将外来词“哲学”置于标题中，其意旨已明。

除论古学起源的著作外，刘师培论述先秦学术史著作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当为《周末学术史序》。《周末学术史序》是刘氏拟著之《周末学术史》的序目。有周一代，学权操于史官，到周室东迁，私学兴起，遂成周末诸子之学，故该序目实为论次诸子学术之序目。前已言及，国粹派“古学复兴”之目的是复兴先秦诸子学以重振中国文化，作为国粹派主将之一，刘师培著此便有这方面意图，故邓实称赞《周末学术史序》为标志“古学渐兴”的力作。[16]刘师培著此书还与当时的子学热有关，胡适曾描述过这种景象：

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17]

子学的兴起，既是清代学者将朴学研究方法逐渐运用于子书的结果，也与西学的传播和影响分不开，因人们纷纷发现子书中有能与西学相比附的内容，如《墨子》中的某些内容可与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社会主义学说相比附，这自然引起欲沟通中西学术以救亡的读书人的浓厚兴趣。《周末学术史序》即反映了这一潮流。实则刘师培还有大量的诸子研究成果，如《老子斠补》、《庄子斠补》、《荀子斠补》、《墨子拾补》等，但这些成果皆为纯粹的古典学术研究之作，非具时代关怀的“预流”作品，且不是从学术史角度立论研究，故不论。

《周末学术史序》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要作诸子的“义理学”，不采学案体。这是因“近世巨儒稍稍治诸子书，大抵甄明诂故，掇拾丛残，乃诸子之考证学，而非诸子之义理学也”；既不满意于此，就得加以变通，故“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义主分析）”[18]。二是以西学为参照系，进行中西学类比。这从其标题即可看得很清楚。全书从《心理学史序》至《文章学史序》共16个序目，现将其列出（去掉“史序”二字）：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其中论理学即为逻辑学，政法学即为政治学，计学即为财政学，理科学即为自然科学。这些学科涵盖之广，几包容现今所言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领域。以西方学术体系分类阐述先秦学术，这是刘师培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创举。在具体论述中，刘氏把道家和阴阳家之说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相比附，说：

盖道德家言由经验而反玄虚，以心体为主观，以万物为逆旅，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而与时为迁移，乃社会学之归纳派也。

阴阳家言执一理以推万事，推显而阐幽，由近而及远，即小以该大，乃社会学之分析派也。

同时他也看到道、阴阳两家的不足，指出：

道德家言多舍物而言理，阴阳家言复舍理而信数，此其所以逊西儒也。[19]

他还用政治学原理对儒、墨两家予以比较，认为：

儒家所言政法，不圆满之政法学也。墨家不重阶级，以众生平等为归，以为生民有欲无主则乱，由里长、乡长、国君以上同于天子。而为天子者又当公好恶，以达下情，复虑天子之不能践其言也，由是倡敬天明鬼之说，以儆惕其心。是墨子者，以君权为有限者也，较之儒家，其说进矣。[20]

另外，对法家等诸子各家也均用西学评述之，限于篇幅，不再枚举。

中西学术分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盲目类比，必有牵强附会之处，且从中西交融的视角看，这样做也难免被讥为肤浅，这前已言及。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却是一种有益的创新，有助于人们转换立场回过头来看待本国的学术发展历程，所以对这种尝试不能简单否定。对于刘师培而言，他能这样做，也与其受过良好的考据学训练有关，即将中国古典学术按西学标准分类，体现出的是考据学专门化的特征和所具的科学思想。此一时期，受过考据学训练者多矣，但唯有刘师培做到了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学术贡献。实际上，从当时人对《周末学术史序》的反应，便可看出学界是赞赏他这种努力的，如黎锦熙回忆当年“适睹《国粹学报》……所谓《周末学术史序》也，用是大乐，逐篇手抄”[21]；钱玄同认为“刘君对于学术思想，最能综贯群书，推十合一，故精义极多。……以《周秦学术史序》（“秦”当作“末”）为最精”[22]。就是今天看来，《周末学术史序》也不失为“研精覃思”（章太炎语）之作。

三、论两汉学术及汉宋学术流变

刘师培论述两汉学术及汉宋学术流变的著作以《汉代古文学辨诬》、《儒学法学分歧论》、《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为代表。

《汉代古文学辨诬》是刘师培系统阐释汉代经学演变历程的著作。与《经学教科书》之类著作不同，这一著作带有论辩色彩，是刘氏站在古文经学立场，反对当时康有为、廖平等人倡行的今文经说，尤其是反驳康有为古文伪经说的力作。正像全文首、尾所言：

记事之最详者，莫若古文之经，如《周官经》、《左氏传》是也；书之稍完善者，亦莫若古文之经，如《毛诗》是也……惟见于古文之经者，则大抵近于征实。至近人创伪经之说，扶今文而抑古文，于汉代古文之经均视为刘歆之伪作，而后人人有疑经之心，于典章人物之确然可据者，亦视为郢书燕说。吾恐此说一昌，则古文之经将废，且非惟古文之经将废已也，凡三代典章人物载于古文经者，亦将因此而失传，非惟经学之厄，亦且中国史学之一大阨矣。故即今人之疑古文经者，陈其说而条辨之，以证古文经之非伪。[23]

夫近儒之辟古文，必援引今文以为重。以今文为是，故以古文为非。惟就汉代之经术观之，觉经学之中，古文为优，而今文逊于古文。[24]

不过，该文虽有张大古文经的意图，但全文之立论还是基于事实和学理的，平心静气，客观周详，极少偏颇之见。刘的基本看法为以下几点：（一）汉代以前经无今古文之分，今古文经的差异仅为文字不同。六经在孔子之时被作为教本以传授，

（孔门）弟子各记所闻，故所记互有详略，或详故事，或举微言，详于此者略于彼。所记既有详略，因之而即有异同，然溯厥源流，咸为仲尼所口述。[25]

尽管所记有异，但当时并无门户之见，亦无今古文之分。

今文古文为汉儒之恒言，犹今日所谓旧板书新板书也。《说文·序》言：孔子书六经，皆以古文。则秦代以前，六经只有古文，无今文。汉代之所谓古文经，乃秦代之时，未易古文为秦文者也，其故本至汉犹存。

所谓今古文者，以其由古文易今文有先后之殊，非以其义例亦有不同也。[26]

（二）古文经基本可信，西汉初年学者多治古文经。针对古文经为伪的看法，刘师培以大量例证辩驳之，逐个证明《左传》、《周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传的真实可靠性，并指出：

秦汉之间，古文之学虽残佚失传，然未尝一日绝也。

西汉初年，古文之学未尝不与今文并行，特武帝以后立于学官者，均属于今文，由是古文之学不显。[27]

（三）今古文立说多同，西汉今文家不废古文。

西汉儒生之说经，以古文之经参以今文之说，以今文之经参以古文之说……汉儒曷尝划分古今二学若冰炭之不相容哉？

例如：

《五经异义》一书，于今文古文辨之最严，于先儒之说，必著明某说为今文家言，某说为古文家言。今就其书所引者观之，则今文之说同于古文，而古文之说同于今文者，计有九条。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西汉之初，无今文古文之争。盖博士未立，不以经学为禄利之途，故说经者杂引今古文。及今文立于学官，然后所学定于一尊。然舍古文而专说今文者，惟末师俗儒则然耳。若今文大师则不然，于古文之说，旁收博采，所引之说，不必定出于今文，是犹治古文者兼用今文之说也。足证西汉治今文者，并不以古文家言为伪，亦不以古文家言为可废。[28]

古文、今文之分是经学内部的事情，它们的兴起，总归标志着儒学在汉代的发展和具有关键地位。不过与此同时，法家也没有放弃成为统治思想的努力。儒、法在两汉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对这一过程，刘师培在《儒学法学分歧论》一文中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西汉之初，儒生本与法吏没有太大分歧，儒生亦习申商之书，但“及百家罢黜，儒术日昌，由是取士之道，别有儒术之一途，而儒与吏分”。[29]“由是于法令以外，别立礼义德教之名。自是以降，以吏进身者侈言法令，而以儒进身者则侈言礼义德教。”[30]这种矛盾对立一直延续到东汉。东汉儒生较之西汉儒生更能“举德教礼义之实而见之施行”，但“就儒法之见于实用者言之，则儒学近于虚，法学近于实”。[31]故礼义德教之儒术愈纯，施行愈多，反使救弊之术愈穷，以致“东汉末年，刑赏废弛，而以虚文相束缚”；在这种情形下，“尚法之论浸兴。盖当时之儒，忝辱高位，以优柔为治，以致纲纪废弛。忧时之士欲矫其弊，乃揭法律以为标”；法家学说由此抬头，“及曹氏窃国，然后以法家之言论而见之施行。此三国之政治所由多近于法家也”。[32]上述事实亦可看出，汉武帝之后并未形成儒学一统的局面，法家一直未沉寂，且在东汉末年再次兴起。如此叙述两汉儒、法发展历史，可证刘师培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看法也非一成不变。

《汉代古文学辨诬》和《儒学法学分歧论》虽对两汉学术精义作了系统阐发，但皆是从中国固有观念出发所进行的阐释，其间尚乏具有中西交融之时代特色的新意。这一缺憾是在《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得以弥补的。《两汉学术发微论》采用西方的学科分类和学术概念，借西方政治学、种族学、伦理学的学理，发明两汉经学的内涵。这一做法，与《周末学术史序》有异曲同工之处。政治学方面，

汉儒说经往往假经义以言政治，试推其立说之大纲，大约以人民为国家主体……既以人民为国家主体，故以人君之立出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