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一章 先贤学术与刘师培（第2页）

上述对“学派”的界定与研究是依据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学派概念进行的。

传统意义上的“派”、“家”、“家学”的内涵及界限要比传统学者及现代中国学者力图界定的范围模糊得多。有些时候，一个学派可能是拥有共同的文献学传统、地域上的接近、个别党社思想主张的一致、风格的相似，或这些因素的综合。在许多场合，一个“学派”仅仅是指为某种组织所作的辩护，这种序列化为某一地区特有的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准备谱系或使之系统化。[18]

正是在这种不甚清晰的“学派”概念下，艾尔曼把清代江苏地区的学者笼统划分为四派：昆山学派、苏州学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而且认为扬州学派主要是地理意义上的学派，如以师承来分，只能视之为苏州学派和皖派的分支。[19]同样，也是在这种模糊意义上，与刘师培同时代的扬州后学李详论及“扬州学派”之源流，所论亦以地域为主，未提及扬州学术特色，把一般认为非属“扬州学派”的江藩等人也列入其中，并“自笑其偏，然不可不举示后人，以助谈柄”。[20]一旦脱离这一意义而作缜密分析，李详对“学派”之分便很慎重，似乎不太赞成“学派”的说法，他曾以《说文解字》对“派”字的诠释证明：“异于正源，本非雅词”，“古有师法，无所谓派者。有之，自宋吕居仁江西宗派图始。……一时之好尚，未为定论。”“古文无派，于古有承者，皆谓之派。”[21]

总之，清代扬州地区的朴学研究确有自己的特色，如不加以精密界定，从传统习惯出发，或从地域观念出发，称之为“扬州学派”亦未尝不可。这里绝非否定以往对扬州学派的研究，只不过认为站在今天的高度，应尽量以当代学术的科学立场重新定义一些传统上的模糊概念，从而便于严密的学理阐发。基于此，才以带引号的“扬州学派”一词指代这一地域性的学术现象，以示其非为当今规范意义上的概念。[22]

二、“扬州学派”的成就与特色

作为颇具特色的地域性学派，“扬州学派”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张舜徽先生曾把扬州学者的成就归纳为六个方面：自然科学方面，哲学思想方面，专经研究方面，训诂名物方面，辨伪、校勘、辑佚方面，编书、刻书、藏书方面，[23]实则核心内容是以经学、小学为主干的朴学，自然科学、哲学思想的内容也是通过朴学研究来显现的。这不仅体现在“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等人身上，在“扬州学派”的其他代表如李惇、任大椿、程晋芳、刘台拱、贾田祖、江德量、凌廷堪、秦恩复、钟怀、顾凤毛、罗士琳、凌曙、刘文淇、黄承吉等人身上也是如此。这里仅就“扬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贡献予以论述。

王念孙（1744—1832），扬州高邮人，少年时代即向戴震学习经义，受过文字、音韵、训诂的训练，立志从事“许郑之学”。晚年自官场引退后，专意读书，以著述为事。其子王引之（1766—1834）亦自幼起便习声音训诂之学，一生治学，以父为师。政事之暇，时与父讨论经义，凡有所得，即笔之于篇。父子二人著述甚丰，王念孙有《广雅疏证》、《校正广雅音》、《郝氏尔雅义疏刊误》、《段氏说文签记》、《王氏读说文记》、《群经字类》、《释大》、《方言疏证补》、《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读书杂志》、《王石臞先生遗文》等存世；王引之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太岁考》、《春秋名字解诂》、《字典考证》、《王文简公文集》等存世。其中最重要的著作为《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和《经传释词》。这四部合称为“王氏四种”的著作，被公认为乾嘉学术的代表之作。由此，王氏父子得到众多赞誉，如阮元便一再称道说：

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24]

我朝小学训诂远迈前代，至乾隆间惠氏定宇、戴氏东原大明之。……怀祖先生（王念孙）家学特为精博，又过于惠、戴二家。先生经义之外，兼核诸古子史。哲嗣伯申（王引之）继祖，又居鼎申，幼奉庭训，引而申之，所解益多。[25]

方东树也说：

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26]

方氏本来反对汉学，却有此论，足见王氏父子的成就在当时学界可谓有口皆碑。

汪中（1744—1794），扬州江都人，自幼家境贫寒，但刻苦自学，利用在书店做学徒的机会遍观经史百家著作，壮年后专意学术，与王念孙，李惇、刘台拱为友，共讨论之。自谓治学趋向是遵循顾炎武的道路前行，“中少时问学，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27]同时对惠栋和戴震都推崇，学术思想受二人影响极大。他治学范围比较广泛，“经传诸史，旁逮医药种树之书，靡不观览。复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凡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皆博问而切究之”。[28]他的著述不是很多，主要有《述学》、《广陵通典》、《大戴礼记正误》、《经义知新记》、《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国语校文》、《旧学蓄疑》等，皆非卷帙浩繁的大著述，但这些著作门庭开阔，与当时专守一书、专攻一艺之学者所著截然不同。他还以其在经，史、子学方面的深厚功力和新颖见解校勘《仪礼》、《尔雅》、《荀子》、《墨子》等古籍，成就斐然。在为文方面，更是宏丽渊雅，非当时朴学家们所易学步。故而时人对他相当推崇，王念孙称其“讨论经史，榷然疏发，挈其纲维”，[29]阮元誉其“孤秀独出，凌轹一时。心贯九流，口敝万卷。鸿文崇论，上拟汉唐”。[30]

焦循（1763—1820），扬州甘泉人，少时聪颖好学，成年后亦尚经术，与阮元齐名。焦循博闻强记，每遇一书，必穷其源，所以经史、历算、声音、训诂，无所不究，治学范围相当广泛，其中尤以治《易》闻名，因从其曾祖开始，焦家世传《易》学，故专精《周易》。其主要著作有《易章句》、《易图略》、《易通释》、《论语补疏》、《周易补疏》、《尚书补疏》、《毛诗补疏》、《春秋补疏》、《礼记补疏》、《孟子正义》、《论语通释》、《释弧》、《释轮》、《雕菰楼集》等，焦循学问之广博，由此可见一斑，故阮元为之作传时称其为“通儒”，认为其学问“精深博大”。[31]不仅如此，焦循还是扬州学者中哲学思想最丰富的一个。在这方面，他公开以私淑戴震自任，曾一再表示“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其《孟子字义疏证》”，[32]他也自觉继承戴震的义理之学，对理欲、性情等问题多所阐发，时有精辟见解，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哲学思想。

阮元（1764—1849），祖籍扬州仪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历官乾、嘉、道三朝，多次出任地方督抚、学政，充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拜体仁阁大学士。宦迹所到之处提倡经学，奖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图书，如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组织人力编成《经籍纂诂》；在江西刻《十三经注疏》；在广东立学海堂，刻《皇清经解》。他自身也从未放弃学术研究，幼时便从乡儒学，略通经史，涉猎百家。成年后与江藩、凌廷堪、焦循、孙星衍等学者交为益友，相互质疑辩难。入京中进士后，又得以向前辈大家王念孙、任大椿、邵晋涵等问学，从而奠定了坚实的汉学基础，并继承了由王念孙上溯至戴震的皖派治学精神与方法，使之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发展和成熟。他治学的范围相当广泛，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无不穷极隐微，有所阐发，尽管“巨细无所不包，而尤以发明大义为主”。[33]其主要著述有《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诗书古训》、《曾子注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畴人传》、《揅经室集》等，这些著作反映出阮元在经史、小学、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研究均具有很高的水平。正由于阮元在比较广泛的学术领域里有精深造诣，加之他所处之位置和所从事之学术活动皆有巨大影响，故后人对他评价极高，誉之为“乾嘉学派的殿军”，[34]“扬州学派中的领袖”。[35]

从上述“扬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成就来看，扬州学者之治学在深、广两个向度上均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既精且博，绝非累世守一先生之言或缘词生训之朴学者可比。不仅主要代表如此，“扬州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的治学也大略如此，足见这是具有区域特色的学术。这一学术所代表之学风，张舜徽先生曾准确地归纳为“能见其大，能观其通”，[36]或可直接概括为“通”（“扬州之学最通”）。所谓“通”，“首先体现在推广了求知的领域”。[37]与不少乾嘉学者仅钻研几部重要经传，连常见的史书都极少阅读的情形相比，扬州学者们的学术视野确实极其开阔，这已如前述。其次，对待学术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运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分析事物，突破传注重围，不从事声气标榜并肯承认自身短处等，也是这一学风的具体体现。不过，仅仅这些，还不足以概括贵“通”的扬州学风的关键意义所在，必须把这一学风与“扬州学派”的基本特色——兼容并包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兼容并包与求同存异还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具体到“扬州学派”，它一方面指包容不同的学科门类和不同的观点、方法，将其融会贯通，如汪中所做熔铸各科、疏明大例的工作，阮元长于归纳，焦循长于演绎，两不相废。另一方面指打破门户。清儒治学，最讲门户，扬州学者极不满于此，[38]如焦循就竭力反对考据、汉学、宋学这一类名目，很想**除这些狭隘名词，使学者不囿于门户，不执于一端；阮元也表现出折中汉宋、二者兼采的倾向。实则打破门户与融会贯通是相辅相成的。进而言之，这两者的结合才是对扬州学风——“通”的最好解释，也是此一学风的精髓和真正意义所在。

[1]参见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2]张舜徽：《扬州学记自序》，见《讱庵学术讲论集》，719页，长沙，岳麓书社，1992。

[3]据《汉语大词典》和《辞海》。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26、2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5]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见《戴震文集》，2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6]洪榜：《戴先生行状》，见《戴震文集》，255页。

[7]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15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31页。

[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但钱穆又认为“惠主求古，戴主求是，并非异趣”，“吴皖非分帜也”，可备一说。

[10]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见《庄存与〈味经斋遗书〉卷首》，阳湖庄氏藏板光绪八年重刻本。

[11]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见《遗书》，556、5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