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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贤学术与刘师培（第1页）

第一章先贤学术与刘师培

第一节“扬州学派”的基本精神

按照通行说法，刘师培是“扬州学派”的殿军，其学术根源于扬州先贤之学。那么，何谓“扬州学派”？它的基本情形怎样？此类问题便不能不为我们所首先关注。

一、何谓“扬州学派”？

扬州位居江淮之间，大运河纵贯南北，历史悠久，文化璀璨，向为人才辈出之所，学术素称发达。清代朴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以及刘师培先祖刘文淇等人皆为扬州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不仅成果丰硕，整体质量高超，而且具有一定特色，在当时即产生较大影响，可说是将乾嘉汉学推到了一个高峰。所谓扬州学术，笼统而言便是指这些朴学大师所代表的既具地域色彩又显主流风范的学术。具体而言，清代扬州府治（乾嘉时期），领二州（高邮、泰州）、六县（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作为以地域而得名的扬州学术，空间范围上即指这二州六县；时间段限上则应从乾隆年间至清末民初，因这段时间的扬州学术才称得上是有特色的学术；内容上则以清代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朴学为核心。

上述对扬州学术的界定，是以这一学术的基本面貌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这里指称的“扬州学术”是一专有名词，既非指扬州地区从古至今都存在的学术，也非指整个有清一代的扬州区域学术。确切地讲，它指的是当今学界习称的“扬州学派”所从事的学术。所谓“扬州学派”，早有学者论述，其立论依据在于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刘文淇等扬州籍学者以及一些客居扬州的学者相互间大都存在师承关系，有着共同的学术倾向。他们在学术渊源上受吴、皖两派影响，也可说是从吴、皖两派分化演进出来，故作为一个“学派”形成的时间稍晚于吴派和皖派，但延续的时间直到清末民初刘师培等人走上学术舞台为止。他们的学术特色为：继承发展惠栋、戴震学说，将乾嘉考据学进一步推向高峰，并取得总结性成就；对待学术，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反对墨守门户之见；具有发展变化思想和求实批判精神，并用以分析事物；突破了传注重围，开拓了研究领域；等等。[1]张舜徽先生还曾概括道：

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2]

上述这些对“扬州学派”自成一体的论述不可谓不准确、不充分，但问题在于有了这些因素就是否必以“学派”名之，应该是值得讨论的。

什么叫学派？比较权威的工具书把“学派”一词定义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或“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如紫阳（朱熹）学派；姚江（王守仁）学派”。[3]这是当今一般意义上的学派概念。由此出发，吴派、皖派、常州学派确可称之为学派。吴派以惠栋为代表，宗汉学为旗帜的乾嘉学派，也是至惠栋时才正式形成。惠栋是江苏元和人，他周围和身后有一批学者，多是苏南人，如江声、余萧客、钱大昕、王鸣盛等，对惠栋“彬彬有师承之意”，故这些人和惠栋一起被称为乾嘉学派中的吴派（或惠派）。对该派学术，梁启超评价道：

惠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其言“汉经师说与经并行”，意盖欲尊之使侪于经矣。

盖谓凡学说出于汉儒者，皆当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则目为信道不笃也。[4]

皖派以戴震为代表。戴是安徽休宁人，属于该派的学者如金榜、程瑶田等也都是安徽人，另一些学者如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虽非安徽人，但或系戴的学生，或推崇戴的学说，亦被公认属皖派之列。戴震治学“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5]与笃信汉儒经说的惠栋截然不同。王鸣盛曾评论两者之区别，谓：

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6]

章太炎认为：

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7]

梁启超进而言之：

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惠仅淹博，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8]

可见吴派偏于“淹博”信古，唯汉是好；皖派则求是求真，“识断”“精审”。而且两派渊源相异，“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9]故学术观点必然不同。与吴、皖两派相较，常州学派更是特色分明。吴、皖皆为古文经学派，共同遵循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治经的学术路向，可谓大学派下的两个分支学派。常州学派则独树一帜，是今文经学的典型代表，学术主张与治学途径和吴、皖两派截然不同。常州学派由常州人庄存与开创，庄的外孙刘逢禄和宋翔凤等人继承了庄的事业并光大之。庄氏与戴震大致同时，但其治学不是着重于名物训诂，而是“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10]刘逢禄、宋翔凤等人就更是通过推崇公羊学，寻求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并抨击古文经学“详训诂”而“略微言”，显示出独树一帜的特点。

上述吴、皖、常州学派的基本状况，以今天所谓“学派”标准来看，洵足当之，因它们确由师承和观点不同而分派。反观“扬州学派”，却不具备分派的条件，更多的是地缘因素在起作用。具体来说，在学术师承和观点上，“扬州学派”皆无可据以分派的独立性。学界一般认为久客扬州从事著述和讲学的惠栋、戴震对扬州学者影响甚大，扬州学者多和惠、戴有直接间接的师承关系，尤其是戴震，留下深远影响，“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焦循、阮元皆继承和发展了戴震的思想与方法，汪中则对戴震和惠栋都很推崇，承袭了两人的学术思想。对戴震与扬州学者的这种关系，身为扬州后学的刘师培感受最深，他曾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作过具体论述，谓：

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高邮王氏传其形声训诂之学，兴化任氏传其典章制度之学。……仪征阮氏，友于王氏、任氏、复从凌氏（廷堪）、程氏（瑶田）问故，得其师说。……甘泉焦氏，与阮氏切磋，其论学之旨，谓不可以注为经，不可以疏为注，于近儒执一之弊，排斥尤严……亦戴学之嫡派也。[11]

可见扬州学者更多的是继承了戴震之学，与皖派较为接近，学术师承方面并非独树一帜。当然，众所周知，扬州学者在靠近皖派的同时，对吴派也不拒斥，而是本着兼容并包的精神吸纳两派之长，从而形成求同存异、不墨守门户的学术态度，并能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学术问题，终于使得乾嘉考据学在他们那里达到一个高峰，取得总结性成就。可以说，兼容并包是对扬州学术特色的最好概括（连治今文经之学者如凌曙也包容其中，这是专治古文经之吴、皖派所无的现象），但此一特色却并不足以成为单独立派的依据，因它更多地是指一种学术观念和风气，而非一个学派具有统御性的学说。[12]

考“扬州学派”这一概念之最早出现，当是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提出的。他说：

扬州汪氏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13]

这里方东树是把扬州学者作为论敌而将其视为一个学派的，且《汉学商兑》一书的偏激与片面某种程度上也使方氏立论的客观性大打折扣。与之相反，扬州学者本身并不把自己视作一个学派，王氏父子、焦循、阮元等都没有这样的议论，汪中虽曾指出扬州地区的学者有独特的联系和特点，但也不以学派名之。[14]民国初年，尹炎武作《刘师培外传》时明确肯定“扬州学派”的存在，认为：

扬州学派盛于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刘开之，焦、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淇后起，而刘出于凌。师培晚出，席三世传经之业，门风之盛，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隆有吴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也。[15]

这段论述除列出扬州学者的学术脉络外，并未提出分派依据所在，其所揭示的“有吴皖两派之长”一特点非能成为立派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尹炎武心目中的“扬州学派”殿军刘师培却不把自己视作学派中人。刘氏《南北学派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扬州前哲画像记》等文多论及扬州前贤学术，但绝不以“扬州学派”名之，反而多方强调扬州学术与戴震的承续关系，如将阮元、焦循、凌廷堪等扬州学者列入拟作之“东原学案”下，[16]俨然视扬州学术为戴学之遗绪或分支，而且特别指出扬州学者“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17]派别色彩不浓。这表明刘不认可“扬州学派”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