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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媒介与身份认同批评（第2页）

（二）媒介与性别

媒介与性别的建构关系也成为媒介批评身份政治关注的重点。性与性别的身份是社会建构的，媒介上呈现的诸多女性形象就是社会建构的重要成分。研究者对于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发现，媒介中女性形象的再现往往处于边缘和从属的地位，特别突出女性的家庭化和美丽化的特征。事实上，女权主义的论述揭示了社会文化中男权的主导地位与符号的控制，为新的有主体意识的女性定义开阔了空间。

（三）媒介与种族族群认同：多元文化

种族族群同样也是社会话语的建构，大众传播媒介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它们的含义在不断地变化，并涉及诸多现实的抗争，不同的族群被不断地差别化或组合化。多元文化主义颂扬差异，反对同化。

关于“种族”，必须要强调的是，世界上只存在一个“种族”，那就是“人类种族”。人类生物学从未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的“种族”，只有种族主义者以及反种族主义者才强调人种之间的差异。“种族”存在于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范畴，是依据肤色不同而制造的差异性指称，也包括这一过程中通过某种方式建构出社会政治的等级制度。人与人之间的确存在着肤色与体质的差别，但这些差别本身并不能产生任何意义，如果有这种“意义”，只能是认为定义的结果。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肤色比发色、瞳色更重要。种族主义是一个指意系统而不是生物系统，如保罗·吉尔罗伊所言，须首先认识到肤色（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仅具有极其有限的生物学基础，方能借助指意理论对“种族”能指的可塑性和空幻性以及种种从一开始即将“种族”概念转变为能指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显然，该观点强调应将“种族”视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范畴内的概念，其理由是无论哪种界定得以占据主流地位以及在何种环境下“种族主义”方可生存或消亡，其实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19]无论用来指意与否，差异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差异被用来指意的机制，却始终是政治权力的结果，本来与生物学的差异无关。

}h6}1。霍尔关于“种族”的观点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在西方社会历史上，“种族”概念的发展经历了奴隶制与奴隶贸易、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以及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去殖民化的移民浪潮这三个关键的历史时刻。“种族”与种族主义现象既非自然而然，也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是人类行为与互动的结果。人们源于无知与恐惧的“仇外情绪”由来已久，仿佛从不同族裔开始共存的那天起便始终存在。而“种族”和种族主义的历史是极其特殊的。

霍尔针对英国的种族主义的现实分析认为，英国种族主义最早是为维护奴隶制与奴隶贸易的合法性而出现的。同时，大众媒介上的普遍同质化形象成为多元身份批判与建构的资源，然而以形象不“真实”为基础的争辩却包含着自身的悖论。既然差异身份都是文字、语言、图像的建构，又何为“真实”的再现？这种基于族裔身份的多元文化主义也被批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同质化观点，它抹杀了同一族裔内部的差异。而且那种黑（有色）白的二元分类本身对解构的对象也是具有争议的，在媒介再现中还有属于混杂身份的情形。

对此，霍尔进一步分析认为，“当产生自文化种族主义中的一些条件不仅坚持而且在撒切尔主义的宣扬下繁荣时，原来的种族和表征以及围绕这个问题发展而来的政治之间的居于优势的关系并没有也不可能消失。认为黑人文化政治可能取代早期文化政治的新阶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正确的看法是，斗争向前运动并且假设了新形式，这的确从某种程度上移植、组织和设置了相互之间的不同的文化张力。”[20]因此，英国政治上仍然实施的是葛兰西所指出的文化霸权的政治策略。黑人社群需要重新处理好黑人的流散经验，处理好不确定性的、混杂的流散过程。这也是霍尔支持英国年轻黑人电影和电影制造商通过非洲人的经验，联合非洲—加勒比海人的经验以及亚洲和非洲文化的美学传统和表征的复杂系统来实现新的文化政治的原因所在。霍尔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通过黑人艺术家和黑人文化工作者用自身的表征来获得权利；二是设置积极的黑人形象的看法。霍尔邀请黑人和亚裔电影制作商以及其他从事表征政治的人来参与演讲，挑战西方文化中黑人形象的边缘化、客观化、偶像化。

霍尔认为，种族身份的认同不仅是外在建构的，还有内在自我认知建构的因素。认同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差异性是认同性的根源和表征，而认同政治则是认同性的内在和对策。黑人认同感的产生决定于移植和差异性。在黑人成长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问题：“将自己建构成‘黑人’是另一种通过差异性进行自我认知：对抗与一个人正试图定义自己的某种极端性。我们不断低估某些发生在世界上关键政治事件的重要性，低估在黑人认同上人们从心里建构自我的能力。这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一种认知，一种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解决办法，一种一直在某个地方等待回家的地方。最终成为‘真实的自我’。”[21]

传统的黑人认同总是指向种族主义。但霍尔发现，认同性并不是普遍固定的，不同认同性之间所产生的关系，一直需要进行不断地对话和协商，产生一种新型的政治是可能的并且是具有权威性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明显是将种族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中分离出来，能够对种族的特性和差异性进行思考而不去考虑民族身份的排他性。霍尔认为，黑人种族认同更多的是一种认同政治。霍尔肯定了媒介建构的作用和影响。霍尔将黑人新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诉诸加勒比海电影的意义。电影加勒比海在重建加勒比海的历史和普遍性的文化符码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普遍的文化代码可以提供“在变动的分裂和我们真实的历史怀旧中的不断的参照和意义的结构。”记忆、幻想和深化都通过电影、画面、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连接起来，构成并表达加勒比海认同。通过这种方式认识认同的连续性，可以无需以某种更陈旧的、显然是固定的认同的安全性来探讨现代黑人认同性。

总之，霍尔在针对西方种族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媒介如何建构身份认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不仅看到了“他者”的建构，同时也结识了“自我”认知的同化，深刻分析了媒介与社会文化的内在关系。

图13-2爱德华·萨义德

}h6}2。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在对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文化批判中，最著名的则是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图13-2）。

西方的“东方主义”是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论述，它们被用来建构一个叫做“东方”的实体。自20世纪以来，用东方主义形容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有负面意思的，大意是指该研究者持有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态度来理解东方世界，也可以是指东方以外的人对东方文化及人文的陈旧的并带有偏见的理解。因此，用东方主义来阐释西方对东方的研究基本上是带有负面色彩的，在“西方”的知识、制度和政治经济政策中，长期积累的那种将“东方”假设并建构为相异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思维。那么，对于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萨义德进行了批判。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奠基之著，他深入考察了西方世界利用一种东方话语来建构关于东方的“知识”过程，探索相应而生的“权力—知识”体系如何在西方强权的利益中得到结合。

萨义德借助福柯的话语概念考察了“东方主义”的形成，并阐释权力如何通过话语起作用、权力如何产生认识以及关于“东方”的认识本身如何表现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完全是被欧洲人发明出来的。他用“东方主义”这个表述来形容欧洲与东方的关系，尤其是“东方如何在影像、观念、性格和经验领域将欧洲（西方）界定为自己的对立面”。[22]此外，他还“竭力展现欧洲文化如何将自己装扮成东方代理人，乃至东方的潜在自我，并从中获得力量与身份”。在讨论分析东方主义时，可将其视为“处理”东方问题的某种组织机制，其具体方式包括制造对东方的叙述、赋予某些关于东方的观点以权威性、描绘东方、教授东方的知识、对东方进行殖民、统治东方等。简而言之，东方主义就是西方对东方加以宰制和重构，进而凌驾于东方之上的一种观念殖民的方式。[23]作为虚假意识形态系统的东方主义，其实与权力问题密切相关，是西方维系对东方霸权的诸多机制之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霸权是通过强调西方与东方的“绝对差异”来实现的，诸如“西方——理性、发达且优秀，而东方则——古怪、落后而贫瘠。”[24]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建构中，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殖民观念。

以萨义德的观点和方法来描述西方帝国的虚构类文艺作品中基本包含两种情节结构。第一类故事往往讲述白人殖民者被原始森林的野性力量征服，用种族主义的神话来说，就是“回归自然”。比如，小说《黑暗之心》[25]和依此改编的电影《现代启示录》[26]中的人物库尔茨上校就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类故事则强调拥有“种族优越性”的白人对丛林及丛林栖息者的利用与征服。小说、电影和神话故事中常常出现的角色“人猿泰山”则是此类结构中最典型的代表。在东方主义的视角下，上述两种叙事结构都包含着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的欲望和焦虑，而不仅仅是对其他种族和异域土地的征服。这样人们的注意力从叙事结构中的时间和地点因素转移到此类故事对其生产者和消费者发挥的“功能”上来。

（四）公共身份认同

公共身份是另一种认同，是民主框架下个体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承诺，同样与媒介有密切的联系。对此，哈贝马斯有深刻的论述。

哈贝马斯继承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用公共理论来宣扬他的平等、多元和理性的民主社会理念。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其由来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出现了“公”（公共事务）与“私”（私人事务）的分化。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社会的理想运作是要在保证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之外，还有一个公民可以公开、平等、理性地形成民意的“公共领域”。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业已衰败，公民平等参与公共辩论的渠道和媒介也非常有限，但是，哈贝马斯仍寄希望于建立一个公共舆论形成与表达的三个层面的多元系统：一是公民社会中常面对面的讨论。二是在弱公共空间和媒介系统中的公共话语。三是政治中心系统的机制化的话语。对此，哈贝马斯相信，西方社会公民身份重建的基础在于重建公共舆论所形成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最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17世纪末，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27]但他同时认为自19世纪的最后20年以来（以1873年经济大萧条为标志），随着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贝马斯据此认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情形与封建社会晚期有类似之处，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28]

哈贝马斯论述了媒介与公共领域的关系。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在报刊与公众之间，大众报刊逐渐取代了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杂志，它们往往不惜以牺牲其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为代价，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他引用施拉姆的术语说，即时报偿新闻（如腐败、事故、灾难、漫画、体育、娱乐、社会新闻和人情味故事等）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和健康等），“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29]由此，他进一步分析了媒介与政治经济的内在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在传播媒介同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其具有政治活动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具有意识批判功能的报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向商业化报刊的转变铺平了道路，乃至于商业化成为必由之路。由于新闻版面与广告版面越来越密不可分，报刊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略公共领域的入口。另外，商业性报刊结构转型的各个方面与报业的集中，尤其是报团的出现和技术一体化的趋势相关联。因此，在商业化的过程中，报刊业自身也越来越容易被操纵。但是与20世纪的电影、广播和电视等新媒体相比，报刊又是小巫见大巫。由于耗资巨大，威力惊人，包括英、德、法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新媒体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通讯社，如路透社、德新社和法新社等从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私人机构变成官方半官方的机构。这样，大众传媒最初的基础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的传统被彻底颠覆了，传播效率越高，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影响。而20世纪初的美国公共关系行业的发展，则表明政府、政党和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新闻活动，有计划地制造新闻或利用有关事件吸引公众注意力，大众娱乐与广告的结合具有了一种政治性质，于是出现了政治推销业，尤其是“政治公共领域在竞选时的定期出现，很容易就具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衰败的形式”。[30]

思考与练习

一、名词解释

1。身份认同

2。想象的共同体

3。女权主义

4。种族

5。公共领域

二、简述题

1。简述身份认同的概念内涵。

2。简述身份认同研究的不同理论。

3。简述霍尔关于身份认同的理论观点。

4。简述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