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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媒介与身份认同批评（第1页）

第二节媒介与身份认同批评

按照学科领域，国内外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基本可以归纳为几类：[1]第一，国际政治学领域关于民族国家及政党身份的认同。第二，文学领域基于后殖民主义及文化研究关于文化身份的认同。第三，哲学领域关于主体和认同的研究。第四，社会学领域关于性别、种族、阶级、亚文化群体等少数群体的认同及消费认同研究。第五，人类学领域关于族裔身份的认同。第六，教育学领域关于认同的研究。但显见的是，从大众传播媒介角度进行有关身份认同的研究却不是很多，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网络新媒体等的传播与身份认同的问题研究。关于大众传播媒介与身份认同研究，技术批判学派主要探讨信息时代的网络社会与身份认同问题，文化研究学派的重点在媒介文化和身份政治认同层面。总体而言，关于媒介与身份认同的批评研究多数集中于将媒介作为身份认同的影响途径，从而探究媒介与身份认同的内在关系问题。媒介批评理论就媒介与民族身份、文化身份、政治身份、性别、族群等内在关系做出阐释。

一、媒介与民族认同

民族国家在20世纪是一个支配性的概念，尽管现代社会人们早已熟悉这样的概念并习以为常，但民族国家却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它同时也有社会建构的特性。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媒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即民族身份认同的产生与媒介有直接的联系。

（一）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语言媒介

语言的形成为早期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性的可能，语言在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早期人类社会受生产力水平低下等的限制，人类氏族社会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不得不供养较多的族人，为了种族的生存与繁衍，部落必须分化，于是种数不多的原始语言开始不断分化出众多的语言分支，氏族部落的分离导致了语言的分化现象。当人类的语言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扩大以及区域性、世界性的交往的形成，人类语言逐渐又呈现出融合的趋势。[2]

首先，口语的传播与部族身份的认同。在人类早期的社会生活中，口语的兴起与传播有着生存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不同部族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语言，而这种口头语言就成为直接的“传播媒介”，面对面的直接口头交流在少数的部落中随时间空间流动传播，传承整合了部落的文化与传统。在没有文字书写的年代，部落的文化价值观念就是通过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史诗、故事、歌谣等形式承载下来，以族长、氏族、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群体形成了早期最为巩固的“族群认同”。麦克卢汉认为，伟大的、持久不变的大众媒介不是文献，而是语言。语言既是一切媒介之中最通俗的媒介，又是人类迄今可以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艺术杰作。[3]

其次，文字、印刷语言与民族身份的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离不开文字、印刷语言的直接作用。文字的出现创造了一个非声音的符号，使得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借助于文字有了共同的文化意识。在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起着重要扩散作用的是以印刷术为代表的媒介技术的进步，这种进步使得书籍和文献等少数社会精英阶层所控制独享的特权变成了大众的消费品，文字在此就成了共享交流的工具。交通、通信技术和设施的改善逐步缩小了时间和空间对人类交往的限制，在增加了人的流动性的同时，也加深了地区之间和人群之间的联系。[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特别肯定和强调了印刷语言对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影响。他认为印刷语言以不同的方式奠定了民族的意识。第一，最重要的是，印刷语言在拉丁文之下，口语方言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作用，使原本无法用语言沟通的人们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第二，印刷资本主义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经过长时间之后，这种固定性为语言塑造出对“主观民族理念”而言极为关键的古老形象。因为印刷书籍保有一种永恒的形态，几乎可以不拘时空地被无限复制，不再受制于经院手抄本的限制。第三，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和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5]

马歇尔·麦克卢汉也同样肯定了印刷语言在促成整个民族观念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是不存在民族主义的，而印刷语言使得部落这一血亲家族形式崩裂，取而代之的是经过相似训练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而这种被印刷术所同质化的个体在使用规格一致的封闭民族语言时，内心往往能产生一种统一和强大的感情，从而把民族观念当成是群体命运和地位中强烈而又新鲜的形象，使得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可能。因而麦克卢汉评价说：“印刷术发现了生动逼真的民族疆界。印刷术使人以分析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母语，把它看成是规格一致的实体。印刷孕育了整个民族主义观念。”[6]

最后，电子媒介语言与民族身份认同。印刷语言需要依靠视觉的努力和大脑的深层次思维，用以形成概念和观点。电子媒介相对于印刷语言的优势是易于理解和可将社会的差异单纯化。同印刷语言的直线序列倾向相比，电子媒介更富于流动性与沟通性，它更为快速、便捷、具有跨时空性。从媒介技术发展的观念来看，电子媒介在认同创造与认同整合方面的效力，较之印刷时代在成倍地增长。

广播在电视出现之前，可以说是前现代时期血亲部落依靠口语传播承袭认同的一种现代景观的延伸。因为广播是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口头传播，具有面对面交流的亲切感，还具有某种部落魔力——它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使世界缩小为一个“小村落”的愿望成为现实可能。广播具有推广民族标准语言的作用，重新创造民族语言传统，恢复民族特性。“自电台问世之后，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经历了古老语言的复活。以色列人给我们提供了语言复活的另一个极端例子。”[7]消失了数百年时间的希伯来语借由广播的神奇传播力量在此成为以色列的国家语言和民族凝聚的象征语言符号。

自20世纪60年代后，广播的绝对优势被生动形象的电视逐渐取代。电视作为一种日常消费品逐渐走入普通人的家庭，电视强烈的视觉感官与听觉的立体结合对人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力。电视语言的民族融合性、民族构筑性优势也终于得到显示，电视在国家范围采用统一的民族标准语言和规范的书写语进行节目录制与播放，成为国家语言的推广者与普及者。同时受过训练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用纯正、规范的播音与措辞给整个国家、地区及各少数民族的国语使用者提供了规范，电视的画面语言与文字语言互补，加强不同地域、不同方言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与相互理解，促进民族的大融合。电视同样改变了时空概念，使得身处一个巨大空间范围的、不同地区互不相识的国民在同一水平时间收看同样的节目，产生了公众集体的归属感，进一步加强了统一民族以致国家的身份认同。

语言媒介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是民族主义学者关注的重点。因为“使用同一语言符号系统人群”的“语言共同体”的形成是民族国家产生的前提。在电子媒介无孔不入的后现代语境社会，印刷文字的推广和教育作用逐渐被日常性、大众性、亲密性的电子传媒所侵蚀。就语言、传播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看，人们无法抹杀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的语言媒介以及承载语言的大众媒介对促进民族形成和巩固民族国家所起到的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变化性、复杂性和多元性，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克服大众传播媒介的双刃剑，避免其同时附带的、潜在的民族认同的分裂因素，也成为国家媒体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关于民族的解读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问题是构成20世纪的重要思潮之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看成是一个“特殊的文化人造物”。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开篇，他以简洁的文字写道：“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会变得‘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8]安德森对于民族这个概念也在这本书中给出了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这个定义回避了寻找民族“客观特征”的障碍，更为纯粹地指出了集体认同的“认知”特征，由此认为，关于民族的想象就不再是虚假的意识而成为了主观的身份认同（图13-1）。

图13-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安德森所认为的“民族”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的想象形式，它起源于人类意识步入现代性过程的深刻变化。人类从中世纪开始理解世界的方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人类意识的变化表现为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安德森认为只有这三者构成的“神圣的、层级的与时间终始的同时性”的旧世界观开始在人们的心灵中丧失了霸权的地位，人们才能开始想象“民族”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共同体。”他指出，自18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印刷技术、人类语言变化等要素共同推动了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欧洲语言民族主义、欧洲官方民族主义、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四波民族主义的运动。在安德森看来，这四波运动有着共同的基础，这些浪迹天涯的移民生活在特定的殖民空间，因而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生活体验与文化心理。而这种共同的体验与文化心理所形成的“技术手段”却是在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这两种早期的媒介的叙述的结构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而这恰好也是民族这个“被设想成在历史之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即是通过文字的阅读而想象成的。人类的语言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印刷技术之间的结合中，为民族身份的认同提供了可能。

根据安德森的观点，报纸在形成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上也有着巨大的作用，报纸用一种通用的语言向读者提供定期（每天）的公共故事。报纸对世界时间解读所面向的读者通常都被想象成民族国家的公民，分散在广袤国土上的人们，虽然从未相识，却在同一时间，阅读同一语言的同一报纸故事，由此可以想象到他们有无数的同胞。报纸的同一性（不同内容的新闻集中在一张版面上）折射出国家的同一性，将不同群体的人们聚拢在一个共同的空间区域。因此，安德森说“印刷的语言，而不是某个特定的语言，发明了民族主义。”[9]

二、媒介与文化适应

（一）媒介与文化身份适应

身份不是因为血缘或者种族等固定下来，而是要依靠不同的历史语境与不同的历史相联系。身份不仅是血缘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文化身份。事实上，当人们脱离自己熟悉的祖国或故乡，旅行或移民到另一个地方，媒介成为他们进行文化调节的工具，有助于让他们在新的环境下有家的感觉。许多进入另一个文化的人，如移民、外籍劳工、难民、留学生等往往会通过媒体来学习和适应新的文化，或者通过媒体来保持原来文化认同，抑或是来调节这两种文化认同。

媒介在帮助脱离故土的人们适应新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适应一种新的文化环境通常被称为“文化适应”。大众传播研究中的“媒介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学者，重点关注媒介在文化适应中的角色以及外来者如何利用媒介内容来满足自己的特殊目的。由于电视的普及性和电视节目的跨越文化共同性，电视在文化适应方面有强大的作用。一个外来者不仅可以从电视中得到娱乐，而且可以从节目中学习语言和文化。由于许多电视节目类型有共同性，如带有固定人物类型和故事情节的情景剧，外来者较容易通过这些节目来了解新文化。

外来者不仅通过媒介适应文化，也通过本国媒介与祖国保持联系。类似的媒介形式包括录制的节目、卫星节目或来自于互联网的信息。在外来者居住的少数民族社区中还有商店可以租借祖国的电视节目。远离家乡的人接触自己国家的媒介一般都出于不同的动机，如为了得到来自家乡的舒适感和亲切感，为了保持对自己原有身份认同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实用的目的等。有学者通过研究采访了在美国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他发现一些受访者看中国节目的原因不是为了与家乡认同的需要，而是希望通过家乡的媒介内容加强对当前祖国的文化认知，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一个受访者认为，他的中国身份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有助于他在美国找到工作。也就是说，在美国，中国人所具有的二元文化认同是“独特的文化资本”，它可以使一个中国求职者比一个拥有单一文化的美国求职者更有优势。在国外，通过网络或其他媒介欣赏中国历史剧可以帮助他继续了解中国文化。因此，他把自己的留学生活视为一个更多地学习美中双方文化的机会。另外，受访者计划在毕业后返回中国，觉得对国内媒体内容保持关注，有助于他们回国后加深对祖国社会发展的了解。当讨论到华文媒体的时候，受访者“显示出对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关注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他们关注的内容包括语言、时尚、风景、流行音乐、室内装饰、人情世故、政治、社会价值、公众生活等”。

（二）文化身份与认同危机

文化的概念非常的广泛，单纯对于民族而言，它的文化是历代相传而形成的产物，是维护民族群体凝聚力和整合力的重要纽带；民族文化的面貌是该民族在观念、生活、宗教和行为准则等方面的综合反映，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10]从该层面上讲，所谓文化是认同之源。安东尼·史密斯曾是“文化同质化”理论的强烈反对者，其理由在于全球化破坏了那种赋予个人生活意义的对历史和地域的特殊依附，使得文化的全球化非常难以实现。在他看来，作为社会团结形式的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在于它们是“特定的、有历史渊源的以及意味深长的”，这种民族认同感为某特定地域的人们所共有，包括“世代相传感、集体的共享记忆和共同命运感”。个人或群体的文化身份事实上是建立在以时间为纵轴的历史经验积累之上的，具有传统性、垂直性和延续性。普瑞斯顿也指出，传统意义上的认同主要包括地域、网络、记忆三个层面，即人们以地域为基础，在与他人互动的人际网络中形成认同观，最后经由主题持续不断地修正，存储于记忆之中，由此形成个体、社会和国家的层级文化身份认同。[11]

但是，全球文化的时空穿插性、水平迁入性与**及其文化产品暂时的连续感、体验的肤浅、无深度感等，使世界大部分国家给予传统认同的地域、网络和记忆等要素产生动摇，垂直的历史认同建构被巨大的文化缝隙所填补，造成认同观断裂的局面。此外，无论是全球化的“文化同质论”，还是“文化多元论”，都是全球化过程所具有的文化混合形态的不同层面，总是牵涉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文化介入、文化辐射与文化权利，抑或是弱文化的抵抗性融合与改造。不论是介入、融合，还是改造，文化的撞击与交锋总是两股不同的“差异力量”的博弈，强势文化或是弱势文化在其中都会就势改变其原有的面貌，要么被挪用、被修改，或者被杂糅、被整合。单数形式的民族文化样式会受到冲击，文化气质的失落、文化品位与文化的纯洁性的丧失也会无法避免，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性也会被打断，这也是文化断裂产生的原因。

三、媒介与身份政治

随着身份认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政治”在文化研究的话语体系中被用来表现一种描述、规范文化认同和社会行为的话语权利，而文化认同以“命名”来重新描述被差异化的身份。拉克劳和莫芙认为，“社会”是通过一系列对差异的论述来构成的。同处于一个社会的成员在个人的身份上依然是有着不同的显著差异，不只是阶级的差异，还包括性别、种族、族群等差异。在身份政治中，媒介的再现成为被广泛关注的场域，其中，媒介与女权主义、多元文化和公共领域是身份政治研究的重要流派。

（一）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是西方学术界使用的概念。西方学术界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其中最为普遍的看法，认为身份政治是用来描述那些以非白种的、非欧洲的、非异性恋的、非男人的身份进入政治舞台的社会现实。[12]西方“酷儿”[13]理论家艾斯科弗对身份政治做了如下概括：“身份政治是一种差异政治。差异政治的原则包括肯定优先的局部存在。”[14]道格拉斯·凯尔纳也认为，身份政治指的是个人通过参加与其所认同的社群的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来构建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身份。与艾斯科弗的差异观点相比，凯尔纳从文化的角度强调身份政治的建构性与表演性更具有现实意义。

凯尔纳认为，身份政治起源于个人所受到的各种负面体验。[15]当少数群体成员被处于支配地位的群体强加身份从而拉开距离，被视为外人、边缘人从而低人一等并受到歧视与压制时，任何人都会自然而然产生逆反心理，想要反抗反击这种评估，并赋予被斥责和攻击的身份以标志（如肤色、性别、性取向或是种族等）正面的意义来表示自身的价值，同时去进一步强化那些被支配群体视为消极的一些因素，如“黑色是美丽的”（这句话一度成为美国非洲裔的群体信条），“女性比男性出色”，“同性也有爱的权利”等。当被边缘化的相对少数群体去重新追寻自我和界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并通过自己的社群开始进行集体行动表达不满与愤怒时，他们的言行表现就是一种身份认同政治。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媒体逐渐成为政治表演的舞台。个人所认同的成为通过媒介再现的群体、偶像、政治事务和抗争行为，而新的身份认同模式也借由大众媒介来传播；反过来观众也通过媒介认同体现个人身份的主要特征等。[16]由此，媒介中所展现的少数群体的形象就成为被不断强化的固有“刻板印象”，或者是再生产与组装拼贴的“异类形象”，大众媒介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满足主流观众的需要。而这种非客观的偏见再现，使得媒介将少数群体“污名化”。社会学家戈夫曼指出，污名就是一种身体或社会的属性或标志（如身体畸形或犯罪前科记录），它可以使行为者的社会身份降低到“没有资格得到社会充分容纳的程度”。[17]大众媒介所描述的少数群体的形象，事实上是一种虚拟的建构的真实，但它形成了虚拟的社会认同，与实际的现实有很大的差距，这其中就暗含着主流社会对少数群体显而易见的或是隐蔽的污名和名誉伤害。通过这样一种认识，少数群体的身份政治认同实质上也是一种限制和洗刷处理污名的策略和行动。

刻板印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众传媒同样也可以成为身份政治团体对抗认同的工具手段。媒介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再现的形象与范围的，少数群体的媒介形象是可以重新塑造并传播。同时，媒介也可以通过少数群体成员进入媒介组织，均衡媒介观点。此外，关于少数群体的媒介文本生产应该有客观公正的立场，避免暗示误导，也要给予少数群体回应的权利。身份政治不仅是凭借政治运动进行改变，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等，可以说，媒介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关于媒介与身份政治之间的构架关系，凯尔纳做过比较精辟的概述，他指出，当代文化各种形式的再现在身份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媒介文化不仅为打造身份提供了资源，媒介文化奇观也引发了身份的后现代化，即个人通过与特定群体、主体位置和话语的认同，实现了个人和政治身份认同的结合。[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