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乐章是一首谐谑曲、活泼的快板、C大调,采用三段体写成。这是一个带有舞蹈性的乐章,舒伯特确实点出了谐谑的情绪,而不像贝多芬那样,在“谐谑曲”的框架中陈述庄严的构思。不过,名副其实的“谐谑”或许也是演绎该乐章的难点所在。第一段中,舒伯特安排了两个对比效果甚强的主题:弦乐合奏在“f”的力度上呈现第一主题,虽有舞蹈般的节奏,整体效果却是雄浑的,而音乐的性格又指向了谐谑曲的本性。双簧管与长笛先后在“p”的力度上接过主题,与全奏交替前进,效果仿佛是活泼、青翠的藤蔓攀上一堵石墙。乐章的第二主题亦由弦乐奏出,它在优雅中带着一点羞涩(主题的变化减去了这羞涩);其后,音乐的进行主要就是这种优雅不断为第一主题的舞蹈所打断。
乐章中段是木管组亮相的时候。那种特殊的气质真像舒伯特的亲笔签名:首先是一个甜美而带有沉思性、似乎落落寡合的主题;然后通过主题的发展,逐步打开它思绪万千的内心世界。这一切主要通过木管乐器来交代,温婉的语调直抵人心。第三段为再现部,重复第一段内容而加入一些变化。作为谐谑曲的交响乐章,“C大调”中的谐谑曲是贝多芬“第九”之后,勃拉姆斯“第四”之前——这个相当长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连接物。其中不少旋律取自维也纳的流行曲调,它们自身的性格并不那么“意志坚定”,舒伯特却将其加工为简练的素材,汇入动机发展之流。这样的旋律似乎为乐章添入几分“随意”之趣,但从整体来看,这首谐谑曲贯穿着内在的紧张,十分大胆,生生不息。
第四乐章
舒曼提到《C大调交响曲》的末乐章时表示:“充沛洋溢的感情是多么清新!对于别人,我们总是为结尾担惊受怕,怕的是我们是否感到失望。”末乐章的确是个问题,对许多作曲家来说都是如此,何况“C大调”的前三个乐章是那样奇妙、那样的富于变化。舒伯特写出了足够分量的终曲,气魄与第一乐章相当,首尾呼应,为全曲带来稳固的平衡。
第四乐章为“活泼的快板”、C大调,奏鸣曲式的结构与固定低音的手法相结合,又是作曲家的一处奇笔。在乐章开头,很强的全奏如同号角吹响;小提琴细腻、却张力十足的快速音群紧随其后;其中分别呈现的两个动机成为巨大旋涡的核心,它们以不可抵挡的力量“生长”,撑开主部宏伟的格局;主题从“种子”成长为几人合抱的巨树,仿佛只在眨眼之间(整个过程中,它在C大调与C小调的色彩,以及强音与弱奏的效果间穿梭)。
最初两个动机的生命力尚不仅限于此,它们以固定低音的方式成为贯穿“C大调”终曲的精神线索。木管乐器演奏的副题的性格有点“漫不经心”,原本无涉于主题之英雄性格、非凡气魄,然而那不停反复的紧促的音型使我们(在副部中)看到了主题的幽灵。展开部中,作曲家主要采用副题的材料进行展开,固定低音部分也投下浓重的阴影。副题有力地发展着(与主题的阴影相重叠),逐渐被带入英雄性的音调;但在展开部的后半段,它似乎变得不太情愿,从而转入一种高贵的听天由命的情绪。主题再现之后,略微减去了呈示部中**的景象,仿佛总要冲向一个新的、总结性的**,但直到副题再现为止,它始终没有到来。舒伯特最终仍以主题发展出热烈的尾声,结束全曲。不过,相对于第一乐章结尾,序奏主题重现时作曲家对于英雄主义的完美应答,末乐章的尾声似乎仍在渴求进入一个更深、更广、更为宽宏的世界。
怎样一位舒伯特?
面对《C大调交响曲》时,我们很难归纳它的特点,雄伟?旋律天赋?贝多芬式的笔法?浪漫主义的先现?有时音乐内在动力性的进行明白指向了古典时期;作品的色彩、情绪氛围与之前的古典杰作相比又是那么不同,好像随处闪现着“浪漫”的光彩。
首先不能忘记,舒伯特身处“古典”与“浪漫”交替的时段,但作曲家本人不能预知未来,他所看见的是古典交响曲的基业,舒伯特注目于贝多芬已经很长时间了。古典与浪漫主义时期的交响曲其实有不小的差别。就交响乐思维而论,“C大调”无疑遵循着古典交响曲的规范,而同浪漫时期的交响乐有所区分。对于古典交响曲而言,主题的发展处于支配地位,只有不同主题得到良好的展开,乐章才能体现古典奏鸣曲式“戏剧性的二元性”的真正魅力。以此为标准,浪漫派的交响曲在主题发展方面通常就不是那么地雄辩有力,勃拉姆斯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是后话了。
浪漫主义时期的交响曲作者习惯采用歌曲化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往往比较长,也许很好听,却不利于发展。作曲家通过和声变化的色彩、音响宏大的**,或富有**的重音取得动人的效果;音乐学家却指出,主题发展中的逻辑性同古典作品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不少作品被遗忘了,但天才如舒曼者,也会选择不易发展的主题)。浪漫派作曲家笔下的交响曲主题最初呈现时已相当“完整”,这正是它们不利于发展的因素之一。古典交响曲的主题往往十分简洁、凝练,作曲家展开这些主题时,他们的笔端闪烁智慧的光芒,音乐扣人心弦的本质在于内部的推进力量,而非外在的配器效果。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光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交响曲有之,舒伯特的《C大调交响曲》继之。如果说之前的《未完成交响曲》有一点点“浪漫”的倾向,作曲家在“C大调”中已完全回归古典。在我看来,舒伯特《C大调交响曲》魅力的核心就是它深入了古典交响曲“形式美”的精髓。
形式之美是艺术内涵的一部分,这在众多领域中都是共通的。举一个未必恰当的例子作为比照,就是我国古代的词曲。我们都知道“词牌”是固定的形式,词的美感有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个形式(结构、声韵等)之中。然而,词牌之“形式”仍需看为“外观”和“内在”两个方面:句子的格式、平仄的安排都是显而易见的,属于形式的“外观之美”;每一个词牌都有各自的声情,所填的词表达的感情需要同原有的声情相配合。否则,即便是平仄完美,也会导致“声与意不相谐”的效果,这就属于形式的“内在之美”。对于古典交响曲的形式而言,情况也不无二致:“呈示—展开—再现”这样的外观结构易于模仿(它在舒伯特身后的时代已成为标准),主题发展的内在精神则不然。
外观结构不在先,主题发展的思路在先,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奏鸣曲式”,它的确立和完善是大师们沿着这种思路进行创作的结果。所以主题发展的魅力绝不仅限于“奏鸣曲式”写成的乐章,或“展开部”当中,而是贯穿“古典交响曲”之始末。保罗·亨利·朗赞叹《C大调交响曲》中“完全古典式的、交响性的主题刻画出的图景”何等丰富的同时,将该作认定为“守卫在管弦乐最伟大时代的神圣区域门口的最后堡垒”。他的话有助我们明白舒伯特最后一首交响曲在音乐史上的地位。
那么,“C大调”中似乎十分浪漫的内容又是怎么回事?它们牵涉到舒伯特在古典基础上的创新。首先是配器,然后是个人气质的表达。“C大调”对古典交响曲中管乐音响的开拓最为明显:圆号细腻的色彩近乎神奇,长号则“宣布未来的风暴”,温暖、灵巧的木管乐器在一些乐句中被赋予独奏者般的光彩。在这方面,舒伯特确实踏出了决定性的一步,“C大调”中音乐的色彩为莫扎特、贝多芬的交响曲中所未见。需要说明的是,作曲家的“这一步”并非仅限于“C大调”一首交响曲,安排管乐的手法在《B小调交响曲》(“第八”)中已见端倪。尽管如此,“C大调”充分糅合了细腻与光辉的音响仍是前所未见(考虑到浪漫派音乐家们对于色彩的追求,将《C大调交响曲》的配器手法视为某种“预言”或许不无道理)。
舒伯特的旋律经常表现出一种“幻想性”,总是敏锐地关注着自己的内心世界,下笔之细腻、敏感(及“自我”)在音乐史上很难找到同类。他写作不同主题的性格也真有“异想天开”的感觉。贝多芬笔下两个主题的对比固然强烈,却能被统一在某个整体的情境中;譬如,主题的激动与副题的庄严,它们并存于同一乐章而不会给人突兀感。舒伯特则不然,他会将不同主题进行奇特的搭配,再将它们带入古典交响曲深思熟虑的天地:一方面在主题发展的过程中使乐章达到完美的统一,以“C大调”首尾两个乐章的推进力量为代表;另一方面,在音乐结构十分稳固的前提下,允许不同主题“各行其是”。它们有丰富的发展,却又各不相扰(这就迥异于贝多芬的思路),从而达到作曲家所独有的,我愿意称之为“奇幻”的效果。乐章总在不同的情境中切换,音乐的发展却流畅始终、妙不可言。沉思性与戏谑感、音乐的气魄与完整性尽在其中,“C大调”中间两个乐章是最鲜明的体现。从整体上看,这两方面永远在相互渗透,配合音响中焕然一新的美妙,《C大调交响曲》“不那么古典的”气质与其说是浪漫,不如说是天性。
“B小调”与“C大调”
先前几次提到舒伯特的《B小调交响曲“未完成”》,它与“C大调”堪称双璧。如前所述,我认为在古典与浪漫交替的时间点上,“B小调”并不如“C大调”那样发人深省,同时该作又带点浪漫的特质。对此,在文章结尾应该做些说明:之前已经提到,浪漫时期的作曲家喜爱采用悠长的、歌唱性的主题,其实这种倾向的发端正在舒伯特身上,《未完成交响曲》中悠长的主题就是典型。不同之处在于,舒伯特将这些主题分解为动机之后,发展起来同样得心应手。仅是在我看来,《C大调交响曲》发人深省之处,除了它深入古典交响曲的精神之外,还在于音乐非凡的英雄性的气魄。后世作曲家中,门德尔松或许是较能体现“古典精神”的,但在他的交响曲中,英雄性已不复见。其他人的情况也差不多,直到浪漫主义的晚期,勃拉姆斯笔下出现了一点儿英雄气质的余韵,却已笼罩在苍茫的暮色中。
关于保罗·亨利·朗的“最后堡垒”之说,我一直认为除了时间顺序,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B小调”与“C大调”在音乐的外观、意境方面都截然不同,两部杰作的“核心”却是相同的:那就是舒伯特将他独一无二的自我放入千锤百炼的古典形式之中。莫扎特和贝多芬不也是如此吗?
舒伯特《C大调第九交响曲》仿佛集古典之精神、浪漫之预言于一身,如一座灯塔般耸立在两个时代的关口,引导新的交响曲的“船只”进港。然而,没有哪艘“船”能真正进入那种完美与平衡的港湾,因为“C大调”的“浪漫”毕竟只是舒伯特的私产。这座灯塔如此光明,却处在遥不可及的彼岸,在它以后,古典时期落下了帷幕。
[1]舒伯特的交响曲中,第六号也是用C大调写成,后文中的《C大调交响曲》一概指《第九交响曲》D。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