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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成也石油败也石油（第2页）

苏联原本可以用意识形态把各个国家紧密地聚拢在自己身边，而在1956年之后，这个优势没有了，那么就只能恢复沙俄时代的老办法，靠拳头来维系疆界：1956年10月，波兰的哥穆尔卡上台之后，由于不符合莫斯科的心思随即被苏联推翻了；紧接着11月又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当时苏军联合其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军一起攻入匈牙利国内，除了强行换掉人家的国家领导人外，还把好几万的匈牙利人作为“阶级敌人”给抓起来，流放到了西伯利亚；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又上演了“布拉格之春”，苏军对这个盟国的用兵规模已经赶得上一场局部战争了。

而与此同时，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对西方阵营采取的都是一种比较和缓的态度。在那段时期，除了古巴导弹危机看着有几分凶险外，美苏之间基本没有过什么激烈的对抗。在世人看来，苏联在对待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时候，其实采取的是一种“攘内安外”的做法：对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往死里打压，而对于原本是敌人的西方阵营态度却愈发软化。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对盟国的铁腕手段导致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法性开始弱化，而这又导致苏联得进一步采取“攘内安外”的策略来饮鸩止渴。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产物，不仅仅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原本在西欧影响力特别大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也受到了连累，他们在西欧的影响力开始急转直下，到现在西欧的左派阵营中共产党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

定时炸弹——《赫尔辛基协定》

苏联的外交态势由极佳转入到了隐患重重，而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对苏联而言，我们既可以说这是它的一个转机，也可以说是灾难的开始，那就是1973年开始的“石油危机”。

前文中我们曾提到，欧洲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国家。而在几次中东战争中，西方世界对以色列的偏袒最终激怒了阿拉伯人，1973年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开始限产，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这样一来由于产量的大幅减少，国际油价开始迅速上升，由此直接造成了整个西方国家经济一片低迷，各个国家都出现了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大幅增高的现象。

而在同一时期，苏联也遇到了麻烦。苏联的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曾经拿出372。2吨的黄金储备用于粮食进口[9]。另一方面，在70年代干部腐败、特权化、脱离群众等现象已经一点一点地在侵蚀苏共的根基，而其高层既没有力量也没有主观意愿改变这种状况。此时的苏联，在国力上如日中天，可在国内凝聚力上却早已不再是那个打赢卫国战争的国家。如果此时再出现粮食问题，导致老百姓生活水准大幅下降，那么极可能在苏共高层再次引爆一场政治危机。

要想在短期内解决国内副食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最简单的途径就是从美国、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大量进口粮食，而要和西方做生意，你手里又必须得有美元。70年代的石油危机正好给了勃列日涅夫一个机会，苏联握有大量的石油，而油价在此时又开始上涨：在高油价所制造出的短期利益驱使下，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这些问题完全被苏共高层忽略掉了，他们想到的不是在政治博弈中靠石油来瓦解美欧联盟，而是纯粹把西欧国家当做自己石油出口的客户。原本苏联在这次石油危机中可以获得很多政治上的筹码，结果基于经济利益，政治被通通简化掉了，只要经济上可以合作，政治上一切都可以谈。

如此一来，原本的机会变成了苏联人吞到肚子里的一个定时炸弹。其标志就是1975年苏联与西方国家签订的《赫尔辛基协定》，20世纪80年代苏联国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乱象，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这一协定的签署。协定中包括大量“尊重人权”、“尊重学术探讨”之类的条款。苏联政府非常草率地签署了这个协定，其实也就等于将“民主”、“人权”这些词汇的定义权一下子交到了西方人手中。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在政治语境中说的最多的词是“自由”，“民主”这个词是极少出现的，因此当时关于“民主”的解释权完全由社会主义阵营所掌握。而在《赫尔辛基协定》签订后，苏联在舆论上等于完全接受了对方的标准，“民主”糊里糊涂地就成了西方社会的专利，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也就变成了所谓的“独裁政权”。

不仅在话语权上攻守易势，在签订协议后，苏联在很多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政策方面同样做了许多无原则的让步。借此机会，很多明显带有间谍性质的组织打着NGO的旗号大量进入苏联及其东欧盟国。为了体现对“人权和文化交流的尊重”，这些西方团体的成员在进入苏联的时候，海关甚至连他们的行李都没有进行过安检。大量的反共宣传品借助这个途径被夹带进入苏联，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民间四处散播。苏联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异见人士”的手稿等同样通过这些组织被带出苏联，直接交给了北约司令部。

曾任英国保守党学生联合会主席的彼得·杨回忆说：“我被派去同一个名叫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的作家接头，他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我设法将他最新手稿的缩微胶卷带出，在西方出版。……那天深夜，我偷偷溜出莫斯科的旅馆，前往郊区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的公寓。拿到缩微胶卷后，我把它绑在肚子上。就这样我一直提心吊胆地继续我的旅行，直到把它安全带出。”这种技术含量并不怎么高的间谍手段显然无法逃过克格勃的眼睛，很快众多“留学生”就被克格勃所抓获，但是碍于当时的环境，最终也只能将他们驱逐出境了事。而这一举动反倒被NTS组织进一步利用，他们在西方媒体上抨击苏联违背《赫尔辛基协定》，并借此展开了又一轮“人权”攻势宣传。在苏共形象已经大不如前的情况下，这种攻势在苏联内部可以拉到很多支持者。

除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让步之外，在军事上苏联对西方也做出了很大的让步——1981年美苏开始了“中导谈判”。这个谈判中要限制的，恰恰是苏联原本占有优势的中、短程导弹。在1986年《中导条约》最终签署之后，苏联应销毁的导弹数量为1752枚，美国应销毁的导弹则只有859枚，而且美国占有优势的海基巡航导弹根本不在限制之内。显然这又是一个不平等的让步。

总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在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让步，这种让步是在对手处于经济危机的情况之下做出的，而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其实就是苏联与西方之间的石油贸易，一般来讲，这种战略物资的贸易其实是可以附加大量政治条件、可以作为一张政治牌来打的，可在当时的苏联高层眼中只有短期的经济利益，没有长远的政治卓见，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由此彻底被埋下。

诡异的石油危机

教科书上的通常说法是中东战争导致了阿拉伯国家的愤怒，因为当时西方国家都站在了以色列一边，但实际情况远比这个要复杂。

就危机的主要受损方而言，几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失败的主要外因，归根到底是以色列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而相比于美国人，西欧国家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其实一直是处于一种“骑墙”的状态。可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真正受到重创的就是西欧国家，当时法国总理皮蓬在和基辛格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说了这么一段话：“阿拉伯地区的石油只占美国消费的十分之一，可是却是西欧的几乎百分之一百。”（除此以外，美国自己就是产油国，而且根据此前同委内瑞拉签订的协议，美国能够以平价大量地从委内瑞拉购买到石油。）油价大幅度的上升，对美国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数字上，而西欧则是另一幅光景。

在石油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英国的工厂一周只能开工3天，剩下的4天放假，因为没有电，没有油，你什么也干不了。欧洲面临的不仅是石油短缺，危机导致通货膨胀加剧，英国几个大的煤田矿工也宣布罢工，这又起到了雪上加霜的效果。能源最紧张时很多居民区不得不以点蜡烛来照明；电视节目开始教男人们怎么摸黑刮胡子……可想而知，这场危机对欧洲和对美国而言，显然不是一回事。

这次石油危机造成的客观结果是，美国反倒成了获利者。由于石油危机导致欧洲各国出现了通胀、市场疲软，而美国的情况相对而言要好得多。

我们把历史的时间线再延长一点：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美国正处于一种全面收缩的状态，从60年代一直到1971年，美国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了越南战争上，这场战争把整个美国拖到了“二战”之后的最低谷，那个时候西欧国家开始试图摆脱美国的影响，甚至连日本这个一直被美国军事占领的国家，也开始有了离心的倾向，1971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田中角荣紧跟着也访问了中国，田中的想法是利用中国来制衡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力。

1973年突然而来的这场石油危机重创了西欧和日本，这样一来在政治上这两方对美国只能表现得更加驯服，也恰恰是在这个时间，美国从越南撤军，把自己扎在东南亚泥潭的这只脚给拔了出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石油危机主要是在沙特阿拉伯的推动下产生的，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沙特的国家安全就和美国绑在了一起，可是在整个石油危机时期，美国却并没有对沙特施加多少压力，这其中的原因，是耐人寻味的。

“荷兰病”变成了“苏联病”

同时期苏联又在干什么？20世纪的60～70年代，苏联迎来了自己经济状态上最好的时期——西西伯利亚发现了巨大的油气田，苏联的“第三巴库”正式诞生。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国际油价翻了几倍。那时候苏联政府每在西伯利亚油田投入一卢布，3～4年内就可以获得30～40卢布的利润。在这种高回报的刺激下，苏联的石油开采量一涨再涨：1960年苏联的石油产量为1。479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14。4%；1980年全苏总产量是6。032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19。5%；而到了1988年，产量猛增到6。25亿，占到世界总产量的21%，其中俄罗斯联邦的采油量达5。7亿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19%——整个七八十年代苏联几乎一直在疯狂地开采本国的油气资源。

随着油价的攀升、石油产量的增加，在很短的时间内，苏联就聚拢了大量的财富，原本充满隐患的政治格局、早已很不合理的工农业比例等问题统统被滚滚而来的钱流掩盖了起来。因为获得了大量的外汇，苏联高层不用再做任何改变，只要从国外购买精密设备和消费品就可以解决国内需要，这导致国内经济众多基础环节的投入也大大减少，大量的资金依旧流向军工领域。

20世纪80年代，有部苏联电影叫《机组成员》，里面反映的就是苏联80年代的生活状态：当时对于苏联人来讲，他们最时髦的生活方式基本就是通过购买国外日用品来实现的——日本的录音机、电视，西欧的服装、香烟。

为了维持民众的这种“高品质生活”，苏联石油出口量占开采量的比重不断增加：1970年为25。8%、1980年为27。7%、1987年为29。1%、1988年为34%。而苏联天然气出口占外汇收入的比重1989年为29。2%，当年出口天然气1010。5亿立方米（对经互会46。7%，南斯拉夫联邦4。8%，西欧45。5%）。

石油财富增长的好事还没完，7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是中东局势最乱的时候，先是中东战争，紧接着又是两伊战争——伊朗、伊拉克同样是高油价的获益者，只不过它们将受益用来购买军火。苏联恰恰是当时中东国家主要的武器来源地。这样一来，除了石油之外，武器出口又让苏联人大大挣了一笔。

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让苏共领导人慢慢变得麻木，当时苏联无论是政界还是经济学界，都在给人们传达这样一种消息：油价会一直上涨，当涨到某一个高度就会稳定下来，这就等于告诉人们，这种好日子是不会过去的。这一错误判断最终将让苏联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20世纪80年代，如果苏联高层能够保持清醒的话，他们就会发现，这个时候苏联其实已经患上了“荷兰病”——由于资源出口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高额的利润又会刺激整个国家发展重心完全被压在资源出口这一块，从而导致其他产业急剧萎缩，而一旦这种资源价格下跌，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会面临崩溃。因为这种经济现象最初出现在荷兰，故称之为“荷兰病”，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可以称之为“苏联病”了。

20世纪70～80年代的苏联是一个典型的“荷兰病”患者。比如，苏联政府在西西伯利亚地区的投资，40%都被用到了秋明油田的建设中。原因很简单，当时石油天然气是最赚钱的，但是这个投资比例意味着其他领域的工业项目得到的投资会大大减少。

在当时，这种情况在整个苏联都是普遍存在的。1970～1986年，苏联政府对石油、天然气工业的投入提高了1～2倍。1970～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石油工业占工业总投入的8。8%～9。3%，1986年则提高到了19。5%。苏联石油产能1970年为美国的74%，1986增长到了140%；同一时期，天然气产量则从相当于美国的30%增长到了133%。苏联从西方进口的机械设备中，成套石油开采设备在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29。8%提高到了1990年的43。8%——这必然意味着其他工业项目都在萎缩。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石油成了整个苏联工业的NO。1，而其他的制造工业，比如钢铁、汽车、电子、航天，虽然说在这段时期也有很大的进步，但这个进步完全是基于苏联庞大的经济总量，如果当时政府能够合理分配投资的话，苏联在消费品这一块会有自己的市场份额，而苏联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没有任何工业消费品的。

即便是石油工业本身，政府的投入多数也不是用来培本固元，挖掘老油田潜力，而是用于钻探新的浅层油井，以在短期内扩大油气产能——苏联政府依然维持着那种短视的石油开采方式。

不仅仅是苏联的工业得了“荷兰病”，农业也一样。原本在1970年的时候，由于各方面的压力，高层还是非常重视粮食生产的，1970年当年产量不仅能满足自己，而且还有350万吨的出口量。石油危机爆发后，苏联手里握有大量外汇可以用来进口粮食，于是高层再也“无需”为农业问题费心了——1974年苏联粮食进出口持平，1975年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至此，苏联自身的农业发展日趋缓慢。1984年苏联仅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的粮食就达2680万吨，1986～1988年，在食品生产总额为1360亿卢布的情况下，食品短缺约为210亿卢布。除大量进口粮食外，1989年进口肉类60万吨，奶油24万吨，植物油120万吨，砂糖550万吨，柑橘50万吨。

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发现粮食在当年出了问题，他想到的不是找农业部门，而是一个电话找到了西西伯利亚主要石油开采企业的领导穆拉夫连科，向他提出请求，内容是：“面包出现问题，请增加300万吨计划外石油。”也就是说，以石油换粮食已经成了苏联的常态，这么一来，无论是高层还是基层，都失去了靠自身努力去改善苏联农业状况的欲望。原本苏联有着丰富的黑土地资源，如果他们在化肥、育种以及农田水利灌溉上稍稍用一点心，它的粮食产量也绝不会像当时那么难看。

苏联的“荷兰病”还体现在对外关系和战略上，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79年的苏阿战争，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苏联入侵阿富汗。这里我们还是先交代一下这件事的历史背景。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埃及的失败告终，纳赛尔的继任者萨达特有了进一步攻击苏联的借口。1976年萨达特宣布废除《苏埃友好合作条约》，之后苏联海军被禁止使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大量的苏联顾问还有情报人员被驱逐出埃及。

当时的中东一共有这么几支力量：伊朗、埃及、伊拉克、沙特、土耳其。这几个国家中土耳其、伊朗都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沙特更不用说，沙特王室在1947年以后就已经和美国形成了利益同盟；伊拉克在萨达姆上台后事实上也倾向于美国——萨达姆最早就是靠反共才得到中情局的支持。所以中东的几个大国当中，真正站在苏联一边的只有埃及。

埃及和苏联反目之后，苏联在整个中东的地缘环境开始迅速恶化，从进攻态势一下子变成了防守。美国人和沙特、约旦这些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看准整个时机开始把手伸向中亚地区。伴随着沙特的传教人员的渗透，地处战略要地的阿富汗国内的局势开始动**起来。这对于苏联来说威胁是非常大的。一旦阿富汗局势失控，那么来自中东的宗教势力就可以以它为跳板，向苏联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进行渗透。事实上在1979年苏阿战争爆发前夕，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加盟共和国境内，已经发现了来自中东的宗教人员在进行地下传教。从苏联的角度来讲，在阿富汗地区建立一道“防火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需求，当时阿富汗的阿明政权，名义上是苏联的盟友，实质上却一直在美苏之间两头下注，而这最终导致苏联出兵阿富汗。在当时的苏联高层看来，对阿富汗的用兵，其实和“布拉格之春”一样，是一场“清理门户”的军事行动。

而这样一个关系到苏联地缘安全的军事行动，最终却被高层搞成了“半吊子工程”。

20世纪60年代的“布拉格之春”让军方成了最大的受益者，那场军事行动之后，众多指挥员获得了军功，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后军人代表数量骤增，苏联的政治天秤随之向军方倾斜。这引起了外交部门和克格勃的不满；到1978年时，之前签署的《赫尔辛基协定》的影响在波兰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团结工会的活动日益频繁，波兰国内已经有了动乱的迹象。基于这两点，军方开始有人主张在波兰复制布拉格之春模式。

对勃列日涅夫来说，一方面他需要从军队那里获得到更多的支持，但是他也不想让军队权重过于强大，那样会使得苏联政治生态失去平衡，进而威胁到他本人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西欧已经成为了苏联石油出口的大客户，为此苏联在面对西方国家时一直采取的是能妥协就妥协的态度。勃列日涅夫认为对波兰用兵可能会对欧洲刺激太过强烈，从而影响到已经成为苏联命门的石油贸易。

这些加加减减的妥协从办公室政治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一旦到了战场上，就不再是那么一回事了。战争只会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前进，而不会屈从于任何政治考虑。如果当时一次性投入足够多的兵力，把整个阿富汗境内的反苏武装彻底肃清，战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以结束。然而由于政治上的诸多限制，阿富汗最终打成了苏军版的“越南战争”。长达十年的战争，虽然苏军一直压着阿富汗的反苏武装打，可始终没有达到任何目的，苏阿战争打成了一场闹剧。